我飛一般地衝進聖弗朗西斯飯店，看見瑪麗薩正在大廳等我。“真對不起。”她從椅子上起身向我走來時，我開始向她道歉。她完全有理由發火，但她的眼睛裡卻沒有一絲惱怒，看上去她更擔心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在飯店等了一會兒，可是你沒有來，於是我有種奇怪的感覺，覺得一定有什麼事兒，”她一邊說著，一邊走近我，看著我的眼睛，似乎想從中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今晚聽到發生在可憐的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身上的事情時——”“你聽到了？這事兒已經上新聞了嗎？他們知道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問道，“是不是一場意外？”她握住我的手，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你沒事兒吧？”她關切地問道，“你看起來不太對勁。到底怎麼回事？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放開她的手，拉著她的胳膊。“我會告訴你一切的，”我一邊說著，一邊把她領到了我剛才進來時經過的入口處。“現在告訴我，這是不是一場意外，比如說，煤氣泄漏，或是其他類似的事情？”她搖了搖頭。“不，他們認為這是一起爆炸事件，是有人蓄意製造的。”“那伯格多諾維奇怎麼樣了？”我問道，隻想得到一個確定的答案。剛開始她並不想回答，最後還是說了：“他們發現了他的屍體，或者說，是一部分殘缺的肢體。”我們沿著街道走過兩個街區，來到一家以前吃過幾次晚餐的飯店。自從差不多四個月前我們一起驅車穿越納巴山穀，我們就逐漸以中年人的方式，成為相處得很好的朋友了。但僅此而已，我們隻是朋友。我不是在尋找一次新的羅曼史，而且據我所知，她也不是。我喜歡和她待在一起，她好像也喜歡和我待在一起，這讓我很高興。瑪麗薩可以從多數人都認為重大的事件中發現荒謬之處；而且，她深知有一些事情太嚴重了，必須舉重若輕。這種觀點看起來有點兒自相矛盾。剛坐下，我就點了杯威士忌加蘇打，一口氣喝了下去。“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瑪麗薩一直不停地問，顯得越來越不安。“出事的時候我在現場。我和他在一起，在和他談話。”她的手越過桌子，抓住我的手臂，直到我放下了杯子。“你和誰在一起？你和誰談話？”“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和他在一起，”我說道。我很奇怪，為什麼她聽不明白我說的話。“慢一點兒，約瑟夫。告訴我，你到底在哪兒？”她用鎮靜而又慎重的口氣問道。我意識到我的話一直都前言不搭後語。我真不知道如何向她描述我的見聞和感受，哪怕隻是其中的一點點。“今天中午午飯時間我離開法庭後，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出現了。他對我說他一定要見我，他說我現在很危險。我沒有相信他的話，至少在經過一段時問的考慮以前，我沒有相信他的話。但是他說他必須見我，還讓我下班後，晚上六點去找他。”瑪麗薩瞪大了眼睛。“你就待在他那裡？你和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在一起？”“是的。我就是在那兒：和他在一起，我剛離開，剛剛走到街道的拐角，事情就發生了。太可怕了。我不敢相信，特彆是在他剛剛告訴了我那一切之後，就發生了這種事情。這就是事情的所有經過，這就是我為什麼認為我必須離開的原因。”瑪麗薩的頭歪向一邊，眼中流露出困惑的神情。“離開？”此刻我正在考慮彆的事情，一件我坐火車回來的路上開始考慮的事情。“你對富勒頓，傑裡米·富勒頓到底了解多少？”我提問的緊張的神情讓她吃了一驚，她不得不思慮片刻，即使這樣，她還是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的問題。“正如我以前告訴你的那樣，”她開始試探著回答，“我認識他，但不很了解他。我在他第一次競選國會議員的時候見過他，為他的競選活動做過一些誌願工作。我和他熟悉的程度就是，不論何時在哪個場合遇到他，比如在勞倫斯·戈德曼家的那天晚上，他都能記得我。但這並不是你想知道的，對嗎？”“你最初認識他的時候，也就是他第一次競選國會議員的時候，他有錢嗎？”瑪麗薩皺了一下眉頭，噘著嘴巴，努力試圖回憶起什麼來。“沒有，”她最後說道，“他們還過得去，但不能算你所說的有錢。他開著一輛舊車到處奔走，一輛四門轎車，這一點我記得很清楚，因為車後座上總是擺滿了裝著競選材料的盒子。他們有一所房子，但是很小，沒什麼特彆之處。為什麼要問這個，這很重要嗎？”服務生走過來，等待我們點菜。我把空杯子遞給他，又要了一杯威士忌加蘇打。瑪麗薩擔心地望了我一眼。“我喝酒從不會超過兩杯，”我安慰她說，“不管怎樣，已經有一段時間我隻喝兩杯了。”瑪麗薩知道我沒有說實話。她瞪著那雙又大又神秘的眼睛，嘴巴半張著，等著我告訴她我隱瞞下來的事情。“一年前，”我承認，“有一段時間我喝了很多酒。”服務生送來我們點的晚餐和第二杯威士忌加蘇打。我啜了一口，發現自己突然失去了對這種酒的胃口。我放下杯子，想起了鮑比對裡奧納多·列文說他喝得太多了時，列文最初的反應，依稀想起了那位國會議員如何在錢的問題上指責傑裡米·富勒頓。在過去幾個小時內，我心亂如麻，思緒不停地從一件事情跳到另一件事情上。瑪麗薩的鎮定，使我恢複了平靜。我忽然意識到自己餓極了。我用叉子卷滿意大利麵條送進嘴裡，問道：“你認為富勒頓後來的錢都是從哪兒來的？”我接著又連續吃了三大口麵條，然後停下來等待她的回答。她伸出手，越過桌子，用紙巾的一角平穩而又細心地擦去我嘴邊的番茄汁。“我不知道富勒頓的錢是從哪裡弄來的，我想如果你在美國參議員的位置上，你會有很多可以幫助你的朋友，那些人會把你當成一種合適的投資對象，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伯格多諾維奇告訴我富勒頓的錢是從俄國人手裡拿到的，他們給了他幾百萬美元，”我脫口而出，“你認為那可能嗎？你認識他，你認為他會那樣做湍嗎？他會把自己賣給蘇聯人？”她的第一反應是否定，至少是表示懷疑，但接下來，她勉強改變了主意。“我以前告訴過你，他讓我想起了我在學校時認識的一個男孩。跟他們在一起，你會覺得他們有詩人氣質，但同時你也會覺得他們最終是在偽裝。如果傑裡米·富勒頓認為那是惟一的方式——”瑪麗薩慢慢抬起下巴，一絲憂鬱的笑容浮現在她的嘴邊。“也許他隻是認為他可以逃脫懲罰，你知道，這就是他，他感覺規則對他是不適用的。這可能就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他需要顯示自己，證明他可以做彆人想不到，或者彆人即使想到了也不願去嘗試的事，而且能夠僥幸成功。”她又笑了起來，但這次她的笑容裡有一些不同的含義，讓我琢磨不透。“我覺得你也有些類似，是不是？”她說。我沒有否認，因為我認為這會讓我聽起來更加有趣和神秘，但我不想繼續談論這個話題。“伯格多諾維奇認為那就是富勒頓被謀殺的原因，因為有人發現了這個秘密，這也是為什麼伯格多諾維奇想要見我的原因。他相信，無論是誰殺了富勒頓，那些人也同樣會去殺他，還有其他任何知道富勒頓從俄國人手裡拿錢的人。伯格多諾維奇認為富勒頓的死是一場政治謀殺，他認為政府，或者說白宮，是幕後指使者。”我又吃了幾口，然後放下叉子。“開始我並不相信他。我認為他是一個得了妄想狂的老頭，固執地認為每一件事情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場陰謀。你記不記得我們在阿爾伯特·克雷文家第一次見麵的那個晚上，他說的所有那些事情，那些有關肯尼迪謀殺案的影射？你記不記得他當時暗示——至少看起來是在暗示，埃德加·胡佛和聯邦調查局是謀殺肯尼迪的幕後指使？所以當他告訴我關於富勒頓為什麼被殺以及我們兩人現在都處境危險——”她驚恐地望著我，問道：“你們兩人都危險？”“伯格多諾維奇試圖告訴我他很危險，因為他是惟一活著的、知道富勒頓的秘密，並且可以為此提供證據的人。”“那他為什麼認為你也危險？”“因為我是富勒頓謀殺案的辯護律師，我會竭儘所能尋找真凶；而且，如果他們跟蹤過他，就一定會發現我倆已經見過麵，他們會認為他已經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我。因此，他們也不會冒險放過我。我當時根本不相信他的話。”瑪麗薩把盤子推到一邊，問道：“但是現在，在發生了這一切之後，你相信了，是嗎？”“在那一刻，當我看到炸彈爆炸，玻璃四濺，火光衝天的時候；當我滿腦子想的隻是我能夠躲到哪裡去，用多長時間才能到一個安全地點的時候，我對他的話已經深信不疑了。”我突然想起了什麼，我大笑起來，我以前從未覺得它如此可笑。“我惟一想到的就是趕快離開。這是我第一次和哈邁爾·華盛頓談話時，他告訴我他在謀殺現場時想到的事情。他是對的：那就是一個人在那種情況下能想到的事情，是那時候一個人的能想到的惟一的事情。至少我當時想到的事情就是那樣，而他認為他還可以做一些事情，幫助彆人。他和我一樣害怕，但他戰勝了恐懼，而我卻沒有。”她表示不同意，或者說，想表示不同意。“那不一樣，我不懷疑他是勇敢的，非常勇敢，比大多數人都勇敢；但是他也沒有任何理由相信有人想要殺死他；在他鑽進汽車，一束強光射來之前，他沒有理由相信有人要殺他。在那之後，他意識到他的處境很危險，他做了每個人在那種情況下都會做的反應：逃離現場。”服務生走了過來，我們點了咖啡。在他收拾盤子的時候，我們靜靜地坐在那裡。他離開以後，瑪麗薩抬起下巴，歪著頭，一段時間內一直看著我，好像在試圖告訴我，無論我過去做過什麼，都是正確的。“你還沒告訴我，當然，你也不是一定要告訴我，一年前你為什麼要喝那麼多酒？”除了用片言隻語打發過一兩個人，告訴他們應該知道我都說過了，我從未和任何人談論過這件事情，但是我突然發現自己願意告訴瑪麗薩。“在我上中學的時候，那時我還是個孩子，我愛上過一個女孩，那是我第一次戀愛。此後我們很多年沒有見過麵。後來，我們再次相遇，似乎一切都沒有改變。我們準備結婚，可那之後一件可怕的事情發生了。詹妮弗病了，病得很重；她的病使她沉浸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與世隔絕，就像有人拉下窗簾，房間變得漆黑一團一樣。“那時我每個星期去醫院探視她一次。有時候，天氣不錯，我會開車帶她出去兜風。我一直認為會發生奇跡，她會突然恢複到原來的樣子，一切還會像從前一樣。可我最終意識到醫生是對的，她永遠不會回到從前了。那以後，我開始喝酒，一切都是蓄意而為：我要把自己灌醉，我想迷失，想消失，就像她那樣。我想也許我會在哪裡找到她。有那麼幾次，當我喝得酩酊大醉，恍恍惚惚，我幾乎認為我找到了她。記得一天深夜，我已經醉得不省人事，我摸索著回到家裡，在整個屋子裡狂奔著，撕心裂肺地大叫，要她彆再躲躲藏藏，不管藏在哪個房間，趕快出來。”我停了下來，環顧四周，看到在這家擁擠的餐廳裡，人人似乎都很開心。“我喝酒也是因為為自己感到傷心，還因為，說實話，那時我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我認為自己已經死了，隻是自己還不知道而已。”瑪麗薩用手撫摸著我的臉龐，很長時間沒有說一個字。過了一會兒，她問道：“是什麼讓你最終不再酗酒？你是怎麼尋找到力量控製住自己的？”“我不知道，也許這是一種本能，一種求生的本能。也許是因為我知道，如果詹妮弗知道我的這些行為，她會責備自己的。我有個朋友，他在戒酒互助會待了很多年，他知道詹妮弗的情況以及我們之間的事情。他試圖拉我入會，但我不想和任何人談論這件事，特彆是我不認識的人。有一次在我又醉得不省人事之後，他找到了我，一直陪著我，直到我清醒過來。他要我向他保證，下次我想喝酒的時候，就給他打電話。我給他打過很多次電話。”“但你沒有戒酒，隻不過是給自己限定了酒量。我想——”“我不想把自己稱作酒鬼，我不想四處遊蕩，嘴裡背誦著十二級台階，就像小孩子重複著‘摩西十誡’，我不相信那種要想不醉酒，就隻能滴酒不沾的鬼話。他叫弗林，霍華德·弗林，他很聰明，他沒有設法用那些理論說服我，而是讓我保證，以後每次喝酒不超過兩杯。”瑪麗薩望著我，難以解釋她的目光中流露出的是什麼樣的神色。我盯著她的眼睛，就好像在審視我的良知。“有一天，他陪我去醫院。他一直坐在那裡，聽我把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說給詹妮弗聽，告訴她我為什麼會去做那些事，並對她許下了諾言。這很荒唐，是嗎？她聽不見我說的話，但我認為她能用彆的方式明白我的話，我想在我告訴她之前，她就已經知道了。霍華德知道我會努力信守我對他的承諾，他也同樣知道，我寧願死去，也不會違背對詹妮弗許下的諾言。”這就是我想說的一切，但接著我又補充了一些我以前不曾考慮過，至少是不曾有意識地考慮過的事情。“霍華德想錯了，我可以想像自己可能還會重蹈覆轍，試圖借酒澆愁。但是至少到目前為止，我還一直信守諾言。”我開始感覺到剛剛發生的一切在我身上產生的；湃影響，一種遲來的反應。能量似乎已從我身上流失殆儘，我感到很累，我已經很久沒有過如此疲憊的感覺了。瑪麗薩對我說：“你需要上床休息。”她的語氣中帶著同情和焦慮。“但我認為你不應該再住在飯店裡了，你的第一反應是對的，你應該到鮑比那裡去。”我正要表示反對，但她用眼神阻止了我。“你不想讓你表哥知道你害怕了是吧？”她問我，眼神裡帶著友善的嘲諷。走出飯館，瑪麗薩挽著我的胳膊朝飯店走去。我們經過一家酒吧，大門敞開著，喧鬨的笑聲中摻雜著薩克斯憂傷麗縹緲的聲音。所有的商店都很繁忙，目光敏銳的商人們斜靠在櫃台上，指點著各種各樣、永不重複的廉價商品。疲倦的、目光呆滯的遊客和緊抱小孩子的肥胖女人在成堆的運動衫、T恤衫、顏色鮮亮的帽子和便宜的塑料杯中挑避著；鉛筆、小三角旗、明信片，所有這些物品都帶有“舊金山”的字樣或者考依特塔（舊金山名媛莉莉·希區柯克·考依特小姐捐款建造的，一座外形類似消防水龍頭的圓塔。高六十三米。）、金門大橋或其他幾個城市標誌物的圖片。我們穿過街道來到飯店，在飯店的拐角處瑪麗薩停了下來，拽著我的袖子，再次對我說，她覺得飯店不是很安全。“我的車就停在外麵的街道上，把你需要的東西從房間裡拿出來，我在門口等你。我要把你送到鮑比那裡去。”不容我反對，她又加了一句：“如果你照我說的做，我會感覺好些的。”我把幾樣東西扔進旅行包裡，拎起公文包就走。到了大廳，我才想起匆忙之中忘了查看電話留言。我來到前台，得知阿爾伯特·克雷文打電話找過我。我向服務員道了謝，便轉身離開。“還有兩個人來找你。”我回頭望著他：“兩個人來找我？”“有兩位先生大約一小時前來過，他們說是記者。”“他們留下名字了嗎？”服務員搖了搖頭。“他們說以後再來看看。”我走近服務員問道：“你還記得他們的樣子嗎？”“我想，他們四十來歲，很抱歉，我當時很忙。”“你看見他們離開了？”“我想他們肯定已經離開了。”他一邊回答我，一邊將目光投向我身後另一位有問題要問的客人。記者們總是給我打電話，想讓我告訴他們一些溯有關案子的事情，但從沒有到飯店找過我。瑪麗薩在門口等著我，車子一直沒有熄火。她一邊把車駛離路邊，一邊問道：“你沒事吧？”“嗯，我沒事兒。”我把前台服務員剛才的話告訴了她。瑪麗薩問：“你覺得他們不是記者？”“我不知道，但我覺得他們也不會是暗殺者。如果他們在跟蹤我，他們為什麼讓飯店的服務員清楚地看到他們呢？”當我們行駛到海灣大橋時，瑪麗薩用手機給鮑比打了個電話。“沒人接。”她說道，電話還放在耳邊，“他也許出去了。”接著她笑了。“你好，我是瑪麗薩，我把你的表弟帶過來了，他今晚需要有個地方借宿，這是我主動向他提出的，”她的眼睛直直地望著前方，靜靜地笑著說道，“我認為他有點兒靦腆。”帶著愉快的調侃神情，瑪麗薩把電話遞給了我。“他想和你說話。”我一邊看著她，一邊說道：“鮑比，她說的不對，不是她提出來的。”此刻瑪麗薩正假裝凝神注視著前方的道路。“事實是，我要求在她那兒過夜，但她拒絕了我，我希望你不會介意，”我說道，然後語氣開始變得嚴肅起來。“但現在還有一個小問題。到了你那兒，我會向你解九九藏書釋的。瑪麗薩認為我不應該再住在飯店裡了，也許她是對的。”鮑比很高興我要去他那兒，他再次發出邀請，說我可以在他那兒想住多久就住多久。“越久越好！”他就是這樣說的。瑪麗薩認識去鮑比家的路，雖然她解釋說，自從鮑比的妻子去世後，她就再也沒有去過他家。“過去我每隔一些日子就會去看她。”“她去世的時候，鮑比是怎麼處理這件事的？”我不太明白自己為什麼會問她這個問題，也許是因為我不再相信表哥每一件事都會比我做得好。我想，有一點是不可避免的：我越了解他，我就越發現，和其他人一樣——他也犯過錯誤，做過一些不怎麼值得誇耀的事情。沒有一個人會認為自己在少年時代沒做過令自己後悔的事，或者沒說過令自己後悔的話，隻要這個人有些良知。瑪麗薩一直沒有回答我的問題，直到我們離開了高速公路，經過高爾夫球場，向奧林達山駛去。這時她說了一些關於鮑比的事情，讓我感到很吃驚。“鮑比從來沒談論過這件事情，至少從來沒跟我談過。坦白地說，如果他真的曾經和某個人談過這件事情，我會覺得很吃驚。他不談論個人私事，從來不。他一直是個迷失的靈魂。”瑪麗薩駕著車，穿過一個又一個曲折的彎道，但駕駛本身已經變成機械和本能的行為。她眼睛盯著前方的路麵，腦子卻在想彆的事情。“事情沒有按照鮑比的思路發展。要不，也許他沒有想過事情會如何發展，直到一切為時已晚，他已無能為力的時候，他才醒悟過來。要知道，有這樣的人，”瑪麗薩說著瞥了我一眼，想看看我是否明白她的話。“他們在生活中一直是順其自然，日複一日，接受生活中的一切。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能成為成功人士，至少按照這個社會對成功的定義，那就是成功。不過這對他們並不意味著有多麼重要。我的父親就是這樣，也許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這麼喜歡鮑比的原因，他們真的很相像。我想，他倆大學還未畢業，就已經感到了生活不會再有上大學時那樣美好了。戰爭剛結束的那幾年，我父親在耶魯大學橄欖球隊，他是球隊的隊長。大學四年級時，他的球隊贏得了常青藤聯盟杯賽的冠軍。他在華爾街的事業非常成功，他賺了多數人都會認為可觀的錢，但我認為他的一生都在回憶過去，希望一切都能從頭開始。我認為鮑比就像這樣。他很開心，很有魅力，但在他的內心深處，除了想以最好的方式度過一生之外，他對任何事情都不是很在乎。”鮑比已經打開了房子外麵的燈，當他聽到房前車道上汽車發出的聲音，他打開了前門。他接過我手中的包，問瑪麗薩：“你為什麼不進來？”她看著我，回答道：“我該走了。”鮑比向她道了聲晚安，轉身向大門走去。我開始跟著鮑比向屋內走去，但又改變了主意。瑪麗薩正轉頭看著身後，準備倒車。我笑著，敲了敲車窗。她搖下車窗玻璃，望著我靜靜地等待著。我彎下腰，輕輕地吻了一下她的雙唇。“謝謝你為我所做的一切，”我低聲說道。我放開她，後退了一步。她搖了搖頭，笑了起來。“告訴鮑比，”她說道，笑聲逐漸消失在夜色裡，“我開始喜歡上他的表弟了。”我開始說些什麼，可說出來卻是結結巴巴前言不搭後語，這讓她又笑了起來。“我該走了，”她說道，讓我變成了一個張口結舌的傻瓜，這著實讓她開心。鮑比一關上門，就開始揶揄起我來：“我認為她在追你。”我堅持說，我們僅僅是好朋友，而他則堅持認為我在撒謊。鮑比眼神中流露著自信，他說：“我能從她的語氣中聽出來。她也許沒有讓你到她那兒住，但是如果你提出來的話。她是不會拒絕的，相信我，我了解她。”鮑比話中表達的意思使我有點兒不高興。我問道：“這是什麼意思？”“不是你所想的意思，”他一邊說著，一邊替我拎著旅行包，沿著過道把我帶到了客房。他把我的包放到床上，又指著浴室的門告訴我洗浴的地方。“來，咱們喝杯啤酒。”鮑比說道。我們坐在廚房的餐桌旁，喝著啤酒。鮑比穿著一件棕褐色的棉睡衣，下邊敞開著，露出了腿上參差不齊的傷疤，大約占了膝蓋骨周圍四分之三的麵積。就是這塊傷疤，讓他結束了橄欖球員的生涯，如果瑪麗薩說得對，這也標誌著從那一刻起，他開始認為生活的大部分內容已經離他遠去。鮑比放下酒瓶，解釋道：“瑪麗薩和很多男人交往過，但不是那種方式，她從來沒有和任何人相處過很長時間。我想告訴你的是，在你下車的時候，我從來沒看見她像看你那樣看過彆人。”鮑比把瓶口湊近了嘴邊，說道：“她對你會很適合的。”他喝了口酒，又說了一句，“你的生活中應該有個人相伴。”他看了我一會兒，讓我明白他是認真的。接著，他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瑪麗薩認為我住在城裡不安全。我把一切都告訴了他：我是怎樣和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相識，他又是怎樣兩次在街上截住我，他告訴我的有關富勒頓的事情以及我們兩個人可能所處的危險，還有我曾如何不相信他的話，直到爆炸證明了一切。我們談了很長時間，確切地說，是我在說，麗他一直在聽，直到夜深了，我再也無力交談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