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瑪麗薩到達碼頭時，阿爾伯特·克雷文正在那裡等我們。我情不自禁地微笑起來，並希望自己能克製住不要大笑起來。以前每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都穿一身深色西裝、一件絲綢襯衣，紮一條價格不菲但款式和顏色卻不誇張的領帶，穿一雙柔軟鋥亮的意大利皮鞋，那身裝扮讓他看起來就像一個白手起家獲得財富和權利的人，一個能夠買得起他想要的一切，同時又清楚什麼是他不想要的東西的人。我還沒有意識到，我對他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穿戴。這次他穿的是一件深藍色的馬球襯衫。儘管現在還沒到大中午，可是汗水已經浸透了襯衫，襯衫緊貼在他身上，就像他的第二層皮膚。他下身穿一條白色的短褲，露出兩個關節突出的膝蓋和兩條蒼白的麻杆腿。克雷文頭部顯小，雙肩下斜，腰腹鬆垂，看上去像一個正走向衰老的人，正步履蹣跚地進行周末的散步。鮑比已經在那兒，他站在車輪後正和一位名叫勞拉的年輕女子交談。他與勞拉已經交往了一段時間，勞拉留著棕色的短發，有著一身曬黑的皮膚，這使她的眼睛看上去顯得很黑。她安靜地走動著。我們被介紹給對方之後，相互微笑了一下，什麼話也沒說。當我看到她和瑪麗薩交談，還有她不時望著鮑比的眼神時，我知道我會喜歡她的。鮑比帶著我們駛出碼頭，加快船速，進人海灣。克雷文頹然倒在甲板上的一把帆布躺椅中，擦著額頭。“你真的讓州長收到了一張傳票？”克雷文邊問邊眨著眼睛，海水濺到他眼裡了。“昨天我從新聞中聽到的，可是我仍然沒法完全相信。”突然，他變得高興起來。“你覺得我的船怎麼樣？”他急切地問道，“過去我曾想弄一條帆船，駕著它環遊世界或者乾些諸如此類的事。不過，我做不到，因為我暈船。你難道不知道這一點嗎？不管怎樣，我要了這條船。每隔一段時間，當天氣像今天這樣風平浪靜時，我就駕船進海灣。其餘的時間我隻是坐在碼頭上，感受潮水在船底下衝刷的感覺。這種感覺真是好極了，讓人感到十分愜意。”克雷文的目光變得有點憂鬱。他往後仰了一下，讓風吹拂著他的臉頰。“我聽說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發生了不幸時，感到非常悲哀。可憐的人。我喜歡他，你知道的，”克雷文彎腰坐在椅子上直視著我，語氣很堅定。“警察似乎一點都不清楚是誰殺了他，為什麼殺他。我猜想他一定有很多敵人。”鮑比在掌舵，聽不見我們的話，瑪麗薩和鮑比的朋友勞拉已經到甲板上去了。有件事我必須弄清楚，而且這也許是我能夠詢問的惟一機會。“瑪麗·華盛頓是誰？”克雷文試圖顯得一片茫然，好像他不明白我的意思似的。“你告訴我她是你的一個老朋友，一個好朋友，”我彎腰靠近他說，“一位你想幫助的人。”“是這樣，”他說。他還在猶豫著，等著看這個回答是否已經足以令我滿意，我是否仍會堅持讓他告訴我更多的事情。“那為什麼她不來找我？甚至連電話也不回？昨天，她去了法庭。那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親眼看到她，但即使這樣我也沒能和她說上話，我想為她的兒子辯護，看在上帝的份上，她卻懶得見我！”“不要對她太苛刻，”他回答道，“她隻是有些與眾不同罷了。”他正想接著往下說，瑪麗薩從下麵的廚房走上來。一手拿著一個金屬手柄，一手抓著她那柔軟的褐色太陽帽。“你能開快點兒嗎？”她快活地喊道，鼓勵鮑比能開多快就開多快。當鮑比加大馬力時，船尾向水下沉了一點兒。輪船拋下兩道長長的尾跡，像兩道犁溝一樣在我們的身後延伸。鮑比打開了調節閥，把船轉了四十五度，然後又轉了回來，輪船一連串長時間的轉向和搖擺讓瑪麗薩很喜歡。克雷文閉上眼睛喘息著。鮑比放慢了速度，瑪麗薩和勞拉站在他身邊，他回頭望過去，指著海岸上沿著一條步行大道排列的水泥牆麵的房屋。這些房屋被漆成粉色、黃色、藍色、綠色和白色，牆挨著牆，緊密地排在一起，矗立在海灣沿岸的街道兩邊。“你從這兒能認出你的房子嗎？”鮑比朝克雷文喊道。“當然，”克雷文連看也不看一眼就回答道。“你不在這兒的時候，一切看上去都不一樣了，”鮑比補充說。減速之後，我們駛近了海岸，徐徐駛過廢棄的“石工要塞”碼頭，觀看著周六蜂擁到各家商店的購物者和在飯館外排起長隊的食客。“你真的那樣做了？”克雷文拍著我的肩膀問，“傳喚州長出庭作證？”“我給他的辦公室打了一個星期的電話，也沒有人給我回複，這是老規矩，阿爾伯特，如果他們不想私下與你交談，他們可以在法庭上與你交談。”他啪嗒一聲打開了一隻硬皮箱，拿出了一副鑲著金邊的太陽鏡，小心翼翼地戴在他又紅又柔軟的鼻梁上。“這和州長的一貫作風有些不一樣，你覺得呢？”鮑比駕著船已把我們帶離了城市的海岸線，現在我們正在加速行駛，大風一直在我們周圍呼嘯。我不得不高聲回答他。“事出有因。”克雷文向我湊近了些，把耳朵轉向我。“聽不見。”“事出有因，”我喊叫著說。他沒有再說什麼，隻是點頭示意已聽到我的話，便重又躺到了躺椅上。當船乘風破浪前進時，船體就會回蕩著一個沉悶的被水拍打的聲響。我們已穿過了海灣大橋，大橋像一個鋼鐵長籠高高地懸在上空，我可以看到籠子裡來來往往的車輛小得就像孩子們的玩具，同時我也記起鮑比給我講過的外公告訴他的事情。我感到一個不可思議的、向往的微笑掠過嘴角。“從橋上掉下來需要很長時間，”我大聲說，儘管沒人聽見，甚至連坐在我旁邊的阿爾伯特·克雷文也沒有聽見。我們穿過大橋，繞著傑巴·布恩納島轉了一圈後，又從東邊返回，再次從大橋底下穿過，然後與寶島上沿著低矮的海岸線修建的那些棕褐色的平頂房屋平行行駛。駛離寶島後，我們迎著洶湧的波濤前進。船首被浪拋向了天空又俯衝下來，一次又一次，一個又一個巨浪衝刷著我們，我們的身上浸透了又冷又鹹的海水。在海浪這種單調乏味而冷酷的節奏下，人不覺昏昏欲睡，我盯著海灣中朦朦朧朧的綠色，想知道這兒除了海風、海水和天空及孤獨的山丘之外一無所有時，該是幅什麼樣的景象？鮑比把船駛向了北方，離開金門大橋，朝天使島前進，那兒距索薩利托海岸最近處隻有不到半英裡。這個島阻擋了來自太平洋的水流，船可以在水中平穩地滑行。瑪麗薩站起身來，搖搖頭，看著水花在她周圍四濺，不禁大笑起來。她走進廚房，過了一會兒，她用一條厚厚的長絨毛巾搓著臉走出來，走到離我足夠近的地方扔了一條毛巾給我用，又回到廚房。片刻之後她再次出來時，毛巾搭在脖子上，手裡拿著一個深綠色的瓶子和幾個空玻璃杯。“準備吃午飯嗎？”她邊問邊遞給每人一個玻璃杯。鮑比減速向天使島背著索薩利托海岸的岸邊駛去，在離一個水泥碼頭二十碼的地方，他把引擎打在空擋上讓它自己轉著。一艘遠去的船隻駛過水麵留下的漸漸消失的尾跡輕輕拍打著我們的船體。在前麵，離島更近的地方，五六個皮艇上的槳手們揮舞著槳競相追趕著。在滿是泥濘的岸邊，一個年輕的拉美裔女人正在專心致誌地給三個睜著迫不及待的眼睛的光屁股孩子喂三明治吃。在他們的背後矗立著一棟大樓，大得使你無法一下子將它儘收眼底，它是我見過的最荒涼的一座大樓。人們看見它時就禁不住戰栗發抖。這座碩大無朋的四層大樓兀立在那裡，好像是19世紀毫無靈魂的工業建築的一首邪惡頌詞，每一塊發黑的黃色磚瓦都在上百萬次地向人們重複著同一個沉悶壓抑的故事。“我不知道哪裡有這麼個東西，”瑪麗薩說著遞給克雷文一個酒杯，給了我兩個。“你能幫我拿一下我的杯子嗎？”她邊問邊走向廚房。我抬起腳，身子向下滑，直到頭靠在了座位的邊上。我取下墨鏡，把臉轉向了太陽，傾聽岸上孩子們的嬉笑聲。行船時洶湧的波浪撞擊船體的節奏趕走我心中聚集起來的緊張情緒，我獨自一人體驗著這種感受：溫暖太陽照在臉上如同風吹拂著我皮膚；船兒輕盈地調整方向的搖擺；我自己的呼吸聲，吸著清新而帶成味的空氣的聲音。我聽到了瑪麗薩的聲音，不過我聽不清楚她在說些什麼。我不知道是不是該睜開眼睛或者說點什麼。我似乎不用匆忙作出決定。我感到她溫熱的手指在我的前額撫摸著。“你到底想要拿他怎麼辦？”我坐起來，環顧四周。阿爾伯特·克雷文仍然躺在躺椅裡，在他碩大的肚子上放著一個紙盤子，紙盤裡堆滿了食物。“你不能把他像其他的證人一樣帶到法庭證人席上吧？”“真見鬼！但願我能。”我抱怨著，朝遞給我一盤食物的瑪麗薩眨眨眼。阿爾伯特·克雷文喜歡讓彆人圍著他轉，尤其喜歡女人圍著他轉。女人們的陪伴會增強他的感受力，激發他更多的慷慨。調侃彆人已經成了他的習慣，可這並不妨礙他成為一個調情老手。“這是安托內利的案子，”他說，先匆匆看了一眼瑪麗薩，又看了一眼勞拉。“但後來我做了全部的工作，他所做的就是去法庭，而我不得不跟那些重要人物通電話，至於你的朋友約瑟夫，似乎沒時間與這些重要人物交談。”克雷文紅潤的麵孔上現出一副自艾自怨的神情。他咬了口三明治，然後抹了一下嘴。“我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前台接待員或者一個廣告代理商，”他吸了一口氣說道，“這就是我的全部工作。”“各位要花很長時間吃這頓午餐了，”鮑比說著咧嘴苦笑。克雷文斂住了笑容。“這是個任何人都想在午餐時談論的案子，整個城市的人都豎著耳朵在聽，尤其現在你已經開始行動，而且給了州長一張傳票，”他狡黠地瞥了我一眼補充道，“順便說一句，州長手下的人對此事感到非常不安。”“那些人也許就是不願給我回電話的家夥。州長和他手下的人似乎認為謀殺案的審判會給他個人帶來不利影響，”我反對道。克雷文點了點頭。“我要說的是，那更是政治上的不利影響。”船在長長的輕緩的渦流中起伏。阿爾伯特·克雷文呷了口葡萄酒，握著高腳玻璃杯，若有所思地看著船下波動的水麵。“你想知道那是座什麼房子嗎？”克雷文突然抬頭望著瑪麗薩說，他懶懶地朝海岸邊她早些時候問起過的那座布滿灰塵的大樓揮了揮手。“它看上去像是那些在工業革命時代初期建造的廠房，你也許認為能在曼徹斯特的峽穀或賓夕法尼亞的山間才能找到這樣的建築物，是嗎？這是一座監獄，磚牆裡麵關押著靠出賣體力為生的窮人，在那裡，整個家庭、整整一代人、男人、女人和孩子，他們在此終生勞作，隻為掙得一口飯糊口，使他們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還能活著繼續勞作。這幢房子根本就不是什麼廠房。”瑪麗薩傾斜著坐下，一條腿搭在另一條腿上，凝視著島的一角，那個地方從陸地上的任何角度都沒法看見。“我以前進過海灣，這也不是我第一次坐船來天使島附近，可是我從沒見過那棟房子，即使見過，也不記得了。”克雷文的興趣被挑了起來：“你認為它離你住的地方有多遠？”“直線距離？不到一英裡，我想。”“可你以前卻不知道它就在這兒；不過你現在看著它的時候會想，這樣一個真實的龐然大物一直存在於此，就在離你家還不到一英裡遠的地方，怎麼會從來都沒有進入你的視野，而且也對它一無所知呢？”鮑比拿起一罐可口可樂喝了一大口。“你什麼意思，阿爾伯特？我過去也不知道它在這兒。”“什麼意思？我不知道這有什麼意思，”克雷文和善而慵懶地說。“我隻是覺得這類事很奇怪，我們對周圍的事物是那麼漠不關心，周圍的事物與我們想像中的又是那麼的不同；就在我們的眼前發生的事，我們卻一無所知。”“從它的外表來看，”鮑比研究著那個陰沉的被人遺棄之地的空無一人的長方形建築說，“這麼長時間了還沒有太大的變化。”“這是什麼？”勞拉有些不好意思地問，“或者確切地說，它過去曾經是什麼？”“它曾是埃利斯島，”克雷文回答道，“它是西部版的埃利斯島。它曾是來美國的一代移民最初落腳的地方。他們不是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德國人、俄羅斯人、波蘭人，來到這兒的移民是亞洲人——中國人，他們沒有去曼哈頓東邊低地建立家園，也沒有去紐約的血汗工廠乾活，他們被趕進了宿營地，然後又被派去協助修鐵路。”他麵無表情地指著位於海岸更遠處的一個地方補充道：“原先每天都有船隻進來。”克雷文慢慢品著葡萄酒，注視那片安靜而空曠的海麵，那裡曾經到處是來來往往的客輪和蒸汽貨輪，船上滿載著蜷縮在一起的中國人，麵對迎麵襲來的那些以前從未聽到的說話的聲音和從未看到的景象眨巴著眼睛。“這全都是那種巨大錯覺的一部分——或者說，假如你願意的話，可稱作舊金山神話。來這兒的人們都以為他們可以心想事成，任何理想都有可能實現。中國人來這兒，是因為這是他們惟一能夠生存的方式。可是他們無法融人社會，無法像白人一樣過正常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他們被當做外國人對待，他們自成一體，遠離社會。他們中的某些人至今仍然如此。唐人街是舊金山的一部分，但我不敢肯定舊金山到底是不是唐人街的一部分。”一艘快速行進的輪渡掀起的波浪在我們船下翻滾。剛剛倒進克雷文杯中的葡萄酒濺出杯口，灑在他的手上。他一邊笑著，一邊把酒杯換到了另一隻手上，舔了舔大拇指。“噢，我知道了，”克雷文說道，又繞回到他的話題，“現在情況不同了。中國人不再被當做契約仆人那樣對待了。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確實是那樣的。在那個時代，這座城市屬於像我的好朋友勞倫斯·戈德曼那樣的人，他們的一生都是把自己偽裝成他們並不真正屬於的那種人。”克雷文的眼睛盯著那些用灰暗的磚頭砌起來的大樓。在那裡，亞洲移民要接受檢疫，以防止東方的病毒進入本地。“你能想像得出嗎？中國人談論他們的祖先時——至少他們過去還談論——家係能追溯到幾千年前。可是在我認識的人當中，能說出四個曾祖父之前的先人的名字的人還不到半打，勞倫斯·戈德曼肯定不在其中——他還自稱是‘老舊金山’呢。他不隻是一個闊佬，不單是這樣，他還是傳統的一部分，他的確很守傳統，儘管報紙沒有對此做過報道。”“他的外祖父不是警察局長嗎？”瑪麗薩警覺地問了一句。克雷文又呷了一口酒，一絲狡黠而會意的微笑掛在他又小又圓的嘴邊。“是的，”他回答道，注視著手裡的杯子。“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勞倫斯家族發家史中值得驕傲的核心部分；這就是基礎，如果你同意的話，這就是他要成為舊金山聲名顯赫的家族的基礎。當然，”他抬了抬眼睛，繼續道，“在那時，沒有哪個自認為有名望的家族，在家裡有警察局長的情況下，家人會出人意料地死亡。不過暫且先不談這個。勞倫斯的外祖父是舊金山的警察局局長，每次他參加一座新醫院、新博物館、新美術館或其他什麼對這座城市有益的工程的開工儀式時，他都低調宣傳自己對這座城市的貢獻，堅持說他隻是學習他祖父為公眾服務的榜樣。”當克雷文依次看著我們的時候，那種狡黠的微笑再次出現在他的嘴角。“當然，他那樣做的好處，”他解釋道，“是給勞倫斯一個金錢買不到的地位。”“勞倫斯·戈德曼的外祖父是丹尼爾·奧布賴恩，他1920年當上警察局長，此前服兵役十二年。有趣的是1908年他第一次當警察時，已經三十三歲了。他來自何處、在三十二歲以前操過什麼職業，沒有人知道。他當警察局長大約有十二三年，他有一個女兒叫凱特，任性暴躁，敢想敢做。她一生最想做的事就是成為一名演員——一位電影明星。“她去了好萊塢，演過一些小角色，過了一陣子，她開始演一些更重要的角色。她一共出演了十幾部無聲電影，但她的演員生涯真正起步要從有聲電影問世後開始。她的聲音令人難忘，柔滑性感，一潛入你的腦子就一直在那裡回蕩，就像錄音?9９ｌib?一樣一遍一遍地播放，你無法使它停下來，你也不想讓它停下來。她在首部完全有聲音的影片中扮演了一個角色。《爵士樂歌手》是第一部有聲影片，在那部影片中，阿爾·喬爾森在部分情節中開口說了話，使觀眾首次從電影中聽到演員講話的聲音。但第一部有完整對話的有聲電影的出現則是同年——也就是1927年——幾個月後的事情。凱特·奧布賴恩和勞倫斯·戈德曼的父親同在影片中扮演角色。”“他們就是這樣認識的，勞倫斯的父母是在第一部真正有聲影片的拍攝中認識的，”克雷文講得很起勁，不露聲色地繼續道，“這才是真正的電影！”“蒂姆·卡西迪，聽說過他嗎？”他看了一眼鮑比，又看了看我，問道。“他是個不安分但卻真誠的家夥。他在紐約長大，卡西迪是他的藝名，也可以說是他拍電影時用的名字，他的真名叫戈德曼。”“他為什麼要改名？”瑪麗薩問道，小心地給克雷文的杯子斟滿了酒。“拍電影的人都改名，”他回答道，“那完全是出於幻想，出於成為彆的什麼人物的原因。如果你是猶太人的話，”他拍拍她的手，與她交換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眼神，“美國是不歡迎猶太人來演西部牛仔的。”“內森·戈德曼一這才是他的真名。他在紐約長大，夢想成為一名外科醫生。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在軍隊待了兩年，在法國服役。回國後，他不知道想做什麼。戰爭改變了他，使他無所適從，使他無法回到正常的日常生活中。那場戰爭似乎對許多人的影響都是這樣。他離開紐約去了洛杉礬，他演了幾十部無聲電影，後來有聲電影問世，他成了一名電影明99lib?星。從開始的第一部全有聲電影到二戰後的初期，他主演的每部影片都獲得了成功，它們都是西部片，當然，他在劇中總是扮演男主角。“他與凱特·奧布賴恩是在1928或1929年結的婚——我忘了具體是哪一年。過了幾年，直到30年代中期，他們仍是美國最知名的夫婦之一。舊金山報紙滿篇都是有關他們的報道，而且總是提到她是警察局長丹尼爾·奧布賴恩的女兒。好像每個周末他們都來舊金山，那時候洛杉磯很少有夜生活，好萊塢的人都來這裡。有一趟火車——星光號——每周五下午從洛杉磯發車，然後在周日晚返回。舊金山到處都是夜總會，每到周末的晚上，裡麵聚滿了好萊塢的影星。也就是那個時候，埃洛爾·弗萊思和麥爾文·貝利成了好朋友，他們連續兩天喝得酩酊大醉。今天看來他們那時做的事夠得上進監獄或者比那更糟。但很多人都喜歡這麼乾：魅力、名聲，那些名人想逃出名聲的束縛，與其他人融合在一起，和普通人一樣，他們隻想玩個痛快！“你知道，關鍵是每個人都想玩個痛快，而在這兒，你可以想怎麼玩就怎麼玩。舊金山是一個很開放的城市，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隻要你有錢付賬。警察則從另一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他們收取保護費。隻要警察得到了他們的那份兒，大家都是好朋友。每一個人都懂得這個遊戲，每個人都遵守遊戲規則。其中的一條規則就是不得有人公開懷疑警察的正直和誠實。”克雷文搖晃著腿與我一起站在船的一邊，看著陽光在小島的一邊移動並？肖失在深綠色樹叢的幽深陰影處。“人們被這位公務員的假相一直蒙蔽到最後，甚至還往後持續了很長時間。當奧布賴恩死時，報紙稱他為‘這個城市所了解的最受人尊敬的警察’。每一個人都參加了他的葬禮，每一人都相信，或假裝相信一個驚人的事實，即這位警察生前靠工資競買得起價值上百萬美元的房產。”克雷文深吸了一口氣，讓胸腔裡充滿新鮮、帶點兒鹹味的空氣。他伸展了一下臂膀，把圓圓的腦袋從一邊扭向一邊，然後向兩位在場的女士投以和藹可親的笑容。“一百萬美元，你明白嗎？這可是在1934年，你知道那一百萬值今天的多少錢嗎？我也不知道，但我想值一千萬或兩千萬美元是不成問題的。”我把兩腳分開，把手從船舷上放了下來。“那就是勞倫斯·戈德曼的錢的來路嗎？”我問道，“來自警察腐敗？”克雷文用貓頭鷹似的眼睛瞪著我。“噢，不。不是腐敗。警察局長把那些錢積攢起來是一種‘無私奉獻’行為。是的，這就是報紙所用的字眼：父親對女兒和女婿的無私奉獻。你瞧，”克雷文說著，伸手去拿瑪麗薩剛剛倒滿酒的杯子，“警察局的好局長口益關注他的女兒和女婿花錢大手大腳的行為，他擔心當他們的演藝生涯結束的時候會身無分文。所以他開始向他們借錢，借很多的錢：借錢買新車，借錢買新房子，借錢做這項投資、做那項投資，隻要當時能想到的借錢理由他都用上了。當然，”他揚了揚長長的眉毛，“他們總是樂意借錢給他，因為，畢竟錢對他們來說不算什麼。”克雷文做了一個鬼臉，然後又坐到了帆布躺椅中。他蹺著二郎腿試圖掩蓋膝盞後淡紫色的患靜脈曲張的血管。“故事是這樣講的，”克雷文狡猾地掃了我們一眼說，“丹尼爾·奧布賴恩這些年來陸續借了一大筆錢。因為警察局長是一個穿著警服的真正的聖人，他一個子兒都沒花在他借錢時所說的那些目的上。他不但沒花，反而把錢都攢了起來，並把近百萬美元的錢投資於一個信托基金，受益人是他惟一的外孫勞倫斯·戈德曼。”“這是一個奇妙的故事，不是嗎？”克雷文問道，帶著驚訝的神情撓了撓頭。“隻不過，當然，那個故事毫不可信。克雷文從來沒向他的女兒和女婿借過錢。這些錢是他偷來的，所有的錢——回扣、行賄受賄，這都是警察局從那些非法營業的娛樂場所收取的保護費，那些錢使那些有錢支付保護費的人得到他們想要的好日子。這位警察局長死的時候一定還在笑。他活得舒適，死得闊綽，而且所有這一切靠的都是彆人的錢。儘管有些人知道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們和他有瓜葛——有的向他行過賄，有的法官和政客收過他的賄賂，他們沒有彆的選擇，隻好為他歌功頌德，樹碑立傳。”“似乎沒有人去注意這一點，即使他們注意到了，也沒有人去關心這件事。他利用自己的女兒掩飾自己的罪行。留下女兒和她的牛仔影星丈夫不得不向公眾點頭微笑，對他挽救他們財產的計劃感激得痛哭流涕。他們不得不站在所有的攝影師、記者和新聞電影攝像師麵前，編造他們如何不負責任大手大腳花錢的故事，訴說他們如何借給父親錢卻從未注意到父親是否買來想要的新車和新房子。他們不得不使出最好的演技扮演著一對粗心大意、沒有責任心的傻瓜，如果光靠他們自己，那就攢不下一個子兒來照顧他們惟一的孩子。他們不得不對著照相機的鏡頭來表示他們對丹（丹尼爾的昵稱。）·奧布賴恩的感激之情，多虧了他，他們倆的獨生子才不至於悲慘到隻能依靠自己的父母。”“後來怎麼樣了？”我問道，催促他繼續說。“他的女兒和女婿？結果好像不好。幾年後，也就是30年代後期，凱特·奧布賴恩非常神秘地死了，曾有傳言說警方懷疑是她丈夫乾的，但我可以告訴你，警察可從來沒這麼說過。警察什麼也沒說。電影製片廠可能和這有關。沒人想卷進那種醜聞。但蒂姆·卡西迪再也沒工作過。他的事業幾乎到頭了，沒有人真正注意到他已經出局。他隻是從此消失了。我不是說他躲起來了，或者說甚至離開了城市。他真的什麼也沒有做。他住在貝弗利山莊的一棟房子裡，住了差不多二十年，一直到死。他也可能離開了這個國家，他再也沒有演過電影。”克雷文站起身來舒展了一下身軀。“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也許他憎恨自己就這樣被卷進一場騙局中。也許，”他的聲音減弱了一點。接著說，“他憎恨這個事實，即那位腐敗的老頭某種意義上取代了他在他惟一的兒子心目中的地位。我總在想奧布賴恩利用女兒在外孫的生活中樹立起具有統治地位的男人形象，多少有點亂倫的味道。“好了，”他輕快地說，把目光收了回來。“那都是很久以前發生的事了。惟一使人確信的是，多虧他的外祖父所犯的罪行，勞倫斯·戈德曼一開始就是個很有錢的年輕人。”“你覺得他知道這一切嗎？我是說關於他祖父的事，”瑪麗薩問道。“幾年前有一種說法，說他父親告訴了他一切真相後，勞倫斯便離家出走了，再也沒有見過他的父親。但有一點我敢肯定，就是我從此再也沒聽過他提起父親的名字。”一種神秘莫測的微笑在瑪麗薩的嘴角掠過。“我不知道他是否發現這也具有諷刺意味，他會像他祖父一樣，也將會成為他女兒那個沒有父親的孩子的守護神。”“勞倫斯向來對諷刺不太在意，”克雷文一邊麵無表情地回答著，一邊坐到舵盤的後麵。“該輪到我開船了，”他說著斜眼看了看鮑比。他推進加速擋開始駕船離開天使島岸邊，船下發出巨大的“汩汩”聲。船繞過了天使島較遠的那一端，那座荒涼的磚瓦房慢慢地向後退去，漸漸消失在遠方。我們沿著島的另一邊駛離索薩利托，駛進了來自大海的海流。太陽黃色的臉盤透過塗著鐵鏽紅油漆的金門大橋，直直地照射著海麵。衝浪者手握單桅衝浪板，身穿黑色橡皮衣，衝過起伏的淺綠色波浪，就像一種奇特的飛蟲，那些飛蟲在最早的原始人移居此地之前很長時間，就已經生活在這裡了，而且在最後的人類消失之後，它們將仍然在此繁衍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