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給我的地址是薩特街，距離聯合廣場和聖弗朗西斯飯店不遠。我把公文包放回房間後就出發了。走了四個街區，我才找到這個地方。這是一個狹窄的臨街店麵。窗戶上的金字已經褪色，上麵寫著“進出口部”。門上掛著“停業”的牌子，屋裡也沒有一點兒燈光。我看了看手表，不知道自己來得究竟是有點兒早還是有點兒晚。現在是六點整，正是他讓我來的時間。他不守時，這讓我很惱火，但同時又有些如釋重負的感覺。顯然，伯格多諾維奇要對我說的事情並不是十萬火急。我轉身離開，盼望趕快回到酒店，好準備一下晚餐時間和瑪麗薩·凱恩的約會。還沒走出兩步，就聽見身後的門開了。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用他那獨特的嗓音低聲叫著我的名字。他的半截身子隱藏在陰影中，他朝我揮了揮手，示意我趕快進去。我剛邁進屋裡，他就立刻關上門，帶我向裡麵走去。整個商店裡彌漫著一股陳腐的味道，好像有什麼東西自從放到這裡以後，就再沒動過似的。在一個長長的玻璃櫃裡擺放著各種各樣用黃銅和紅銅打造成的廉價珠寶，碩大的中國花瓶上布滿了灰塵，用麻繩捆綁的東方地毯豎著堆在一起，幾幅名不見經傳的油畫高高地掛在牆上，金色木製畫框底部的一角用線懸掛著小小的白色價格標簽。環顧四周，你就會產生一種感覺，似乎這裡沒有賣出去過一件東西，而且其中一些貨品自從當初被裝上巨大的高桅帆船上，從中國或者更遠的地方運到舊金山以後，就一直放在這裡了。在後麵一個漆黑的附室裡，伯格多諾維奇打開了擺在一張小木桌上的金屬燈。這個凹室緊挨著一個通道，大概通向一個儲藏室——不過這個地方為什麼需要儲藏室本身就是一個謎。一堆看上去像是訂貨單和發票之類的東西，整整齊齊地擺放在桌子上，我估計這個小小的地方就是他的辦公室。伯格多諾維奇示意我坐在桌子旁邊的一張椅子上。等我坐好，他就正對著我坐下來。他伸手從抽屜裡拿出一瓶俄國伏特加和兩個小玻璃杯，也沒問我想不想要，就把兩個杯子都斟滿了。他舉起杯，朝我點了點頭，一口氣全喝了下去。我抿了一口，把杯子放到桌子角上。“這酒應該冰鎮一下，”他有點抱歉地說。我本來就不能確定我為什麼會來這兒，現在來了之後，我開始後悔。我想開門見山。“你說你想見我，你認為我可能有某種危險。”燈光落在桌子中間，形成了一束小小的光柱，光柱以外的任何東西，包括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本人，都淹沒在黑暗之中。漸漸地，我的眼睛適應了這一切，眼前出現了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古怪的臉型和不同尋常的眼睛，那張臉再一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眼睛上覆蓋著厚重的眼瞼，那種神態看上去似乎是既想和你親近，又要拒你於千裡之外。我想，他這種人既可以做出最慷慨的友好行為，也可以做出你能想像到的最殘忍的野蠻行為。“我們都身處危險之中，安托內利先生。自從我們一起在阿爾伯特·克雷文家共進晚餐的那個晚上，也就是在那時我向你暗示傑裡米·富勒頓謀殺案可能不是一個偶然的暴力行為；之後，就一直有人跟蹤我。我敢肯定，他們還在竊聽我的電話。”我深吸了一口氣，又慢慢地呼出來。我第一次有了一絲輕鬆的感覺。一切都明白了：他為什麼一從法院出來就跟蹤我，而且不止一次，是兩次；他為什麼要追上我，鬼鬼祟祟地跟我交談幾句，強調他有很緊急的事情必須告訴我，然後就消失在安全的陌生人群之中。儘管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的外表令人生畏，但他畢竟是一位老人，整日被自己創造出來的惡魔纏繞著，逃避著他無法改變的過去——那個除了他之外，沒人關心，或者根本就沒人記得的過去。我越是近距離地觀察他，越是肯定這一點：他是一個上了歲數的人，失去了辨彆哪是自己的認同、哪是周圍人的生活的能力。他聲稱我處在危險之中，每個人都在跟蹤他。伯格多諾維奇碩大的腦袋猛地向前伸了伸，開始笑起來。他那深沉的、銅鐘般的笑聲在四周漆黑的牆壁上回蕩。“不，並非如此，安托內利先生。我不是一個在偏執狂的幻想中苦苦掙紮的孤獨老人！”他突然爆發出來的力量讓我大吃一驚。“不，”我申辯道，“我不是這個意思。”“你隻是沒有說出這樣的意思，”他說道，口氣裡不帶絲毫怨恨，“你是這麼想的。為什麼不應該這麼想呢？這完全是正常的反應。”一絲難以捉摸的微笑滑過他的嘴邊。然後，幾乎像在念旁白，他補充說：“雖然我不得不承認，我很少享受過以一個普通人的角度觀察問題的樂趣。”這種想法似乎引起了他的興趣，笑容在他的嘴角上多停留了一會兒。然後，他眨了眨眼睛，敏捷地點了點頭。“不，安托內利先生。我確信有人在監視我，毫無疑問，對你來說，這同樣也意味著危險。”他又倒了杯伏特加，邀請我與他共飲。不像第一次那樣一飲而儘，這次他隻喝了一點點，和我喝的差不多。“你要明白，安托內利先生，”他說話時，眼睛仍然盯著杯子。“我相信我知道傑裡米·富勒頓為什麼會被謀殺。”難道我被邀請到這兒，坐在這個陰暗偏遠的店鋪的角落裡，是為了聆聽又一場有關曆史和偶然之間的差彆的演說嗎？“我記得你說過，一個美國參議員不可能在一次偶然的暴力行為中被殺害。”“我說的不是理論上的普遍性，安托內利先生，”他說著，從酒杯上抬起視線。“我說的完全是一件特定的事情。你知道，安托內利先生，我認識傑裡米·富勒頓，我相信在某些方麵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我心裡琢磨，他怎麼會認識富勒頓，又怎麼會那麼了解他。伯格多諾維奇好像又一次猜透了我的心思。“他第一次當選國會議員時，我就認識他了。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在男孩子氣的魅力背後，傑裡米·富勒頓是一個非常無情的人，根本沒有一點兒良心。”一絲冷峻的笑閃過他的嘴邊，我感到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一度也屬於他剛剛把傑裡米·富勒頓列入其內的那一類令人遺憾的人。“安托內利先生，背叛一個信任你的人，不像大多數人想得那麼簡單。我發現，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這樣做，如果我們真的這樣做過，也是帶著極大的不情願，然後再設法為自己所做的事情編造出一個自己滿意的借口，告訴自己這樣做是因為沒有彆的選擇：這是事關生存的大事，是保護其他人的問題，是其他許許多多可以為我們的行為提供借口的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傑裡米·富勒頓從不擔心這些，他能毫不猶豫地背叛彆人。他確實具有一種非同尋常的能力。被他利用過的人，一旦失去了利用價值，他可以輕而易舉地把他們忘掉，就像他們從來沒存在過一樣。”我開始逐漸意識到他在告訴我什麼，雖然我至今還沒對他要表達的意思和可能達到的程度形成一個清晰的概念。“你是說，傑裡米·富勒頓，一位美國參議員，被克格勃雇用了？”“不，安托內利先生，我絲毫沒有那個意思。我們沒有雇用傑裡米·富勒頓，他是主動找上門來的。這件事發生在他第一次進入國會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那時他是一個來自加州的年輕的國會議員，沒有資曆，沒有被指派過任何重要的職務——隻不過是又一個在自己的地盤以外無人知道的、微不足道的議員。但他有更大的野心，遠遠高於做一個默默無名的眾議員。他不僅具有更大的野心——華盛頓到處都充滿著野心勃勃的人——他同樣還缺乏耐心。他是這樣一種人，在他看來每一件事都是實現另外一件事的工具。毫無疑問，在我的印象裡，無論如何，甚至在他最初得知入選眾議院之前，他就已經開始考慮如何進入參議院了。“是他主動找到我們的，安托內利先生，我們沒有雇用他。起初他說想和我們進行私下討論，希望最終能夠改進兩國之間的關係。這是我所見到的最令人吃驚的事情：一個新當選的眾議員說起話來的口氣，就像是參與兩國幕後談判的國務卿。這是他起初引起我興趣的地方：他是多麼容易將自己假定成重要人物。他的見多識廣也令人驚訝：他不僅了解美國和蘇聯目前的關係，還了解俄國曆史、俄國革命以及蘇聯經濟的運作。他竭力把這些知識當做他一生的愛好說出來，也許確實如此，但我後來慢慢了解到，他屬於你們美國人稱為‘過目不忘’的那類人。他無情無義，但也確實聰明過人。“我們開始討論——哦，許多話題，安托內利先生！討論的範圍很廣，涉及每個能夠想到的話題，但從沒有一件事情能讓他妥協。然後，在後麵的幾個月裡，他開始談到他在眾議院的失意，談到他對政策性的問題無力施加任何重要的影響，談到如果他能夠進入參議院，他可以怎樣做更多的事情，來加強我們兩國之間的相互理解。”伯格多諾維奇狡黠地看了我一眼。“我們又不是孩子，安托內利先生，我們知道他那時正花費很多時間，與加州的有關人士談論競選參議員的可能性，我們也知道他惟一的障礙就是錢。”他頓了頓，又喝了一口伏特加，然後放下杯子，慢慢地擦拭嘴角。“我想，我們進入了一個你可能會稱為‘交配儀式’的過程：我們圍繞著雙方都想得到的東西跳舞，然後讓事情順其自然地發展。我們給他錢——給了他很多錢——多年來將近幾百萬美元。我們為他的競選提供經費，或者說我們讚助了他足夠的資金，使他成為大家信任的候選人，可以自己為競選拉來更大的經濟援助。我不知道我們給他的錢有多少是用於選舉，有多少是被他揮霍了。這無關緊要，從他拿走我們給他的第一個美元開始，我們都明白舞已經跳完了，我們已經結為終身的‘夫妻’。富勒頓和魔鬼簽下了協議。或者說，也許是我們和魔鬼簽下了協議。”伯格多諾維奇的眼睛直視著前方，又加上了最後一句。過了片刻，伯格多諾維奇聞道：“你讀過曆史嗎，安托內利先生？”“讀過一些。”“讀過修昔底德（古希臘曆史學家。）的書嗎？”“讀過，但那已經是一段時間以前的事了。”“你還記不記得阿爾基比亞德（古代希臘雅典人。）為雅典的敵人做了多少事情？但是隻有這樣，他才能最終獲得對雅典的統治權。這就是傑裡米·富勒頓的做法。他與我們達成了協議，但我知道最後他會找到一種方法來攻擊我們，而且不會傷害到他自己。”“那麼他在這筆交易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伯格多諾維奇喝酒的時候，我問道。“你們給他錢，他替你們做什麼呢？”“他給了我們一些彆人無法給予的東西：對美國政府內部事務運作方式的了解。我們想了解和我們打交道的人的所有事情：他們的優點，他們的弱點，誰是他們的朋友，誰是他們的敵人。富勒頓給我們提供了這方麵的情況。有時我覺得我所知道的關於你們政府內部的事情，比我們自己政府內部的事情還多。富勒頓是一個出色的觀察員。”“作為交換條件，”我總結道，“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金錢。”“哦，他得到的不僅僅是金錢，安托內利先生，雖然我承認那是他最想得到的東西。我們也會給他一些我們自己的情報，以助他一臂之力。傑裡米·富勒頓進入參議院後，很快被公認為外交關係委員會中消息最靈通的人士，這一點決非偶然。”我認為伯格多諾維奇沒有任何理由編造這樣的故事，但我看不出剛才他告訴我的事與富勒頓的死有任何明顯的聯係。“我還是不能確定——”“這很明顯，難道不是嗎？自從蘇聯解體後，人們就開始搜尋各類文件和檔案，試圖查明克裡姆林宮內部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用多久，人們就會發現提到富勒頓名字的報告、手稿、文件或是支付給他資金的記錄。現在的關鍵是有人確實發現了有關記錄，這就是他被謀殺的原因。”“但是為什麼——如果他為另一方工作的話——誰又會殺他？”伯格多諾維奇輕蔑地撇了撇嘴。“富勒頓從來沒有為‘另一方’工作過，”他尖銳地說，“他始終在為自己工作——隻為他自己。”這事看起來有點蹊蹺。他剛才告訴我富勒頓提供給蘇聯的情報是極具價值的；但是現在看起來他又鄙視富勒頓為蘇聯服務的動機。這裡麵不僅僅包含他的職業判斷。無論他們兩人之間發生過什麼事情，出於某些原因，伯格多諾維奇總是帶著深深的私人關係色彩來評價這件事。“他是在為蘇聯效力，”我提醒他，“這使他成了間諜。問題是，誰會因為這一點想置他於死地呢？如果有人知道這件事，他們會把他交給政府，也許會利用這件事勒索他——但為什麼會殺他？”伯格多諾維奇認為我很天真，“如果一個不僅是美國參議員，而且可能會成為美國總統的人，有朝一日被發現為俄國人工作了許多年，你認為這個國家會作何反應？總統恨富勒頓。他知道，如果他打算競選連任，富勒頓是惟一可能在民主黨候選人提名中擊敗他的人。即使總統能夠在預選中擊敗富勒頓，他的力量也會被極大地削弱，以至於幾乎不可能在大選中獲勝。”他的話也正好印證了我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們發現了富勒頓的秘密，他們可以利用它毀了富勒頓。但是把他殺死，並且使他成為殉職者，應該是他們最不願意做的事情。”伯格多諾維奇拿起杯子放在眼前。在手中轉來轉去，好像在尋找杯子上麵的瑕疵。“你還記得50年代這個國家發生的事情吧？你記不記得由於你們的參議員麥卡錫的一係列未經證實的指控而導致大規模的恐慌和懷疑？我先問你：如果富勒頓還活著，所有這一切都被抖摟出去了的話，情況會怎樣？：你認為公眾會相信富勒頓是惟一一個為蘇聯服務的高官嗎？如果總統的政敵們得知他所屬黨派內部的一個重要成員是個賣國賊，他們的反應會是怎樣？阿爾傑·希斯（曾任美國國務院官員，1948年被指控向蘇聯傳遞情報，後因偽證罪被判刑五年。）事件毒害了這個國家的三十年的政治生活——但和傑裡米·富勒頓相比，希斯又算得了什麼？不，安托內利先生，他們不會利用所掌握的秘密來對付他——他們必須除掉他，徹底除掉他，這是惟一的辦法。乾得乾淨利索，是不是？總統不用再麵對威脅他生存的人，除此之外，還成了公眾對一位隕落的英雄悲歎和同情的受益者。”他把杯子拿到比先前稍微高一點的位置，用手反複旋轉著。“他們現在隻剩下兩個應該擔心的人，”他放下杯子，朝我笑了笑。“如果他們發現了傑裡米·富勒頓的事情，他們就會知道我；如果他們知道了我，他們也不會冒險放過你。”“我？他們為什麼會想到我？”伯格多諾維奇顯得幾乎有些同情我了。“因為在法庭上你是富勒頓謀殺案的辯護律師，因為隻有你熱衷於證明凶手不是你的當事人，而是另有其人一一而且因為他們知道你認識我，他們不得不假設你知道一些事情，他們不會冒這個風險的。安托內利先生，你應該很清楚這一點。他們不能容忍你知道一些不應該知道的事情。不留下任何活著的證人，這難道不是謀殺的第一條原則嗎？你記不記得我第一次想和你談談的那天，你從人行道走上街頭，差點被車撞上？你敢說那隻是一場意外？”現在我相信，這是一種有邏輯性的、很可怕但又有欺騙性的、完完全全的妄想狂。我也許應該相信他告訴我的有關富勒頓的事情——這可以解釋這位參議員如何獲取了競選經費——可是現在他是在要求我相信一樁合謀，一樁總統這樣的政要也要對其負責的合謀。多年的秘密生活和欺騙，多年的腐敗和暴力導致了這樣的惡果：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已經變成了一個有妄想症的老頭，膽小得連自己的影子都害怕。我瞟了一眼手表，假裝沒有意識到時間已那麼地晚了，我感謝了他告訴我的一切後，匆匆起身離開。當我們走到門口時，伯格多諾維奇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我想讓你知道，我不會因此責怪你。但我可以保證，我告訴你的每一件有關傑裡米·富勒頓的事情都是真實的。同時，”他謹慎地打開門，說道：“要處處小心。”走在人行道上，我深深地呼了口氣，努力從鼻孔中呼出所有的灰塵和汙濁的空氣。街區的儘頭。人們正站在人行道旁的石階上等綠燈。我仿佛感覺到伯格多諾維奇又從後麵追上我，拽住我的胳膊，就像前兩次一樣。我停了下來，轉過頭向身後瞥了一眼。這是我所見到的最不可思議的事情。一切似乎都靜止不動了。走在人行道上的人看起來像一些填充在硬紙板上的剪切畫。汽車似乎停在了街道中央。沒有任何移動的東西，一切都凝固在時間中；然後，轉瞬之間，耳邊傳來巨大的、震耳欲聾的聲響，一道眩目的、橙黃色的火光穿過街道，直衝天空。我站在那裡驚得目瞪口呆，簡直不敢相信那兒就是不到一分鐘前我和伯格多諾維奇道彆的地方，此刻，一片火海正在吞噬著店鋪裡破碎的玻璃和已經燒得變形的金屬。我站在那裡，全身麻木，無助地望著一個男人和一個婦女神誌不清、全身是血、搖搖晃晃地在街道上漫無目標地走著，警笛的聲音——淒厲的、不間斷的尖嘯聲越來越近。一輛紅色的消防車，車尾站著兩個抓著欄杆的消防隊員，轟隆隆地駛進了街角。正對麵，一輛警車也來到現場。人群聚集了起來，我的耳邊充斥著各種聲音，人們相互詢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伯格多諾維奇死了——沒有人能夠在這樣的爆炸中幸存。如果我沒有及時離開，如果我再多待一分鐘，我也會被炸得粉身碎骨。伯格多諾維奇一直想要警告我，而我卻一直不相信他所說的每一個字。他告訴我殺富勒頓的人同樣也想殺他——而且不僅僅是他。我感到心跳加快。我開始在身邊紛亂的人群中搜尋，希望找到那個可能正在尋找我的人。離開街道，我向那些建築物走去，儘量顯得不那麼引人注目。我起先想回飯店，但是轉念一想，如果那樣的話，那個在我去找伯格多諾維奇的路上一直跟蹤我的人，就會發現我的住處。我想到回辦公室，但現在已經將近七點，沒有人會待在那裡。現在我想到隻有一個地方可以去，那是惟一一個讓我感到安全的地方。我低著頭，兩手插在口袋裡，飛快地走著，努力不讓自己跑起來。我轉過鮑威爾大街，經過聖弗朗西斯旅館，一直走到市場大街和快速中轉站。我買了張票，乘坐電動扶梯來到站台，等待火車把我帶到奧林達——鮑比的住處。我以前決不會留意的事情，現在都有了險惡的含義：從我身旁經過的陌生人不經意的一瞥，到站列車打開車門，令人厭煩的乘客一擁而上時，站在我旁邊的人和我不經意的擦碰。我要乘坐的列車終於到站了。我衝了上去，接著，確信有人在跟蹤我、監視我，便一直等到列車開始關門，在最後一刻跳出了車廂。十分鐘後，下一班列車到了，我奮力擠進已經被塞得滿滿當當的車廂，伸手抓住頭頂上的把手保持平衡，把手上滿是一雙雙冒著汗水的疲憊無力的手。火車快速衝出了車站，駛進漆黑的隧道，在城市和海灣下穿行。我搖搖晃晃地和彆的乘客擠在一起，透過人們糾纏在一起的胳膊和低垂的腦袋窺視著，想知道這些陌生人中是否會有人想加害於我。列車加速時，滾動的鐵輪發出有節奏的喀喀聲，在我過於激動的想像中。它就像是我自己心跳的聲音；這個聲音的停止不僅意味著沉默，更意味著死亡。在海灣的另一邊，列車衝出黑暗，駛入夕陽映照下的古銅色的光輝裡。火車漸漸慢了下來，我的心跳也隨之緩和了一些；那種把每一件確定的事情轉為懷疑，又把每個懷疑變成確定的事情的心理開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逐漸增加的輕鬆感。我是安全的，沒有什麼可擔心的。到了下一站，我下了車，從地下通道來到站台的另一邊，等待返回舊金山的火車。火車到了站台。車廂裡幾乎沒有什麼人，我在靠近窗口的座位上坐下。在過道邊的座位上，放著乘客留下的晚報頭版。報紙被折成對折，下半部分朝上，恰好在折疊線以下，一張富勒頓生前的照片映人我的視線。報道的最前麵寫著民主黨州長候選人阿莉婭·戈德曼，被謀殺的前參議員的“高級助手”，已經逐漸縮小了與現任州長奧古斯托·馬歇爾的差距。從統計數據來看，他們現在的競爭不分勝負。火車平靜地駛入海灣下麵的隧道。我在想他們最初是在什麼時候形成了這個計劃，隻留下一個人與勞倫斯·戈德曼的女兒競爭州長的寶座。傑裡米·富勒頓的遺孀確信，從她丈夫的死訊被公布的那一刻起，這個計劃就開始了。在發生了所有那些事情之後，我認為這個計劃甚至有可能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進行了。列車在黑暗中快速行駛，我把手臂交叉在胸前，蜷縮在座位一角，注視著自己在窗玻璃上的影子。一切都毫無道理，我倒願意相信，這種沒有道理是由於我試圖尋找的意義原本並不存在。這就像我過去常有的感覺：和從來不知其名、麵孔也記不清楚的人喝過幾天酒之後，在黎明前灰色的沉寂中，獨自一人走在空蕩蕩的街道上。午夜所有的狂熱，所有宏偉的計劃都已灰飛煙滅，剩下的隻有莫名的困窘和孤獨，這種感覺如此強烈，我知道一旦身陷其中，將永遠無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