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阿爾伯特公司的所有資源，利用三家不同的偵探事務所二十四小時的服務，我對哈邁爾·華盛頓的每一個朋友、每一個親戚、每一個在他就讀的大學以及他工作的地方與他相識的人都進行了詢問；並且，哪怕從其中一個人那兒了解到的情況與另一個人的稍有絲毫差異，詢問工作都會重新進行一遍。槍、子彈、汽車本身，法庭上的每一個證據都經過了一位又一位專家的逐一檢查、分析和討論。那條哈邁爾從費爾蒙特酒店出發，行至發現傑裡米·富勒頓死亡現場的路線，測量的長度已經精確到了英寸，而時間也已精確到了秒。每一分該花的錢都花了，每一件該做的事情都做了。現在總算到了開庭的時候。我們在一片寂靜中等待，偶爾傳來用手掩住嘴發出的咳嗽聲、腳步移動聲以及一些人拖著腳尋找座位時發出的聲音。哈邁爾·華盛頓身著普通的灰色套裝，配著白色的西裝襯衣和挺括的絳紅色領帶，坐在我旁邊的木椅上，也就是離陪審團最近的那個位置。他旁邊的地板上，放著那副借以支撐行走的拐杖。他那雙柔軟的、淺褐色的手交叉著搭在膝蓋上。他半垂著眼瞼，一雙大眼睛疲倦而漠然地望著那些在卷著厚厚的速記紙的打字機前忙亂的法庭記者。在原定開庭時間過去十五分鐘之後——也就是說，在被告人、公訴人以及每一個將在審判中行使職責的人，為避免引起法官的憤怒而準時出庭一刻鐘之後，審判室的門被推開了。受人尊敬卻又具有報複心的詹姆斯·？湯普生機械地朝著法官的座位走去，他的眼睛盯著前方的地板，好像任何時候隻要走錯了方向，就會立即責怪他的腳似的。他重重地摔下懷裡抱著的文件和書籍，命令法警把那幫陪審團候選人帶進來。幾分鐘後，法庭的後門打開了，二十多個男女像被夾在兩道欄板之間的羊群一樣，被趕到了木欄杆後麵的兩排凳子上。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這排欄杆把演員連同他們的演出一並和觀眾隔離開了。和大多數法官一樣，湯普生認為遭受律師和傻子無休止的折磨，對他們來說，尤其是個負擔。他從不認為，這兩種人是完全不同的。與之相比，他更喜歡陪審團，大多數法官也都如此。因為那些人是他從沒見過的陌生人，他可以向他們灌輸那類具有公眾意識的市民應當具備的高尚美德，教育他們應該如何渴望公正強調公平。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就是陪審團得聽從他所說的一切，並且對他要求的任何事情不得提出異議。湯普生歡迎那二十多個陪審團候選人時，就像多年不見的好朋友。他目光和藹，彬彬有禮，十分耐心地向他們解釋他們將要承擔的重要責任。麵對來自生活中不太熟悉的人的說教，他們認真地傾聽著他所說的每一個字，就像小學生聽他們的新老師上第一堂課一樣。他帶著慈祥的微笑告訴大家，他們要在這裡裁定一起刑事案件。當他宣布“被告被控犯有一級謀殺罪”的時候。他的笑容消失了，一絲難過的表情浮現在他的嘴邊。湯普生一字一頓地讀著指控書上的每一個字，以便他的聽眾能夠理解每一處細微的差彆。他讀完後，放下文書，把手放在凳子上，身子前傾。“現在被告已經表示不服罪，這就意味著被告否認了對他的指控。”法官停頓了一下，他的眼睛眯縫著，好像在搜尋著什麼，他前額的皺紋更深了，在他開始講話的時候，聲音中有種緊迫的語氣，仿佛他不論怎樣誇大他對他們所說的事情都不算過分。“當犯罪嫌疑人表示不服罪的時候，公訴人就有義務證明被告的罪行——並且要證明得讓人沒有理由提出疑問。”他從前兩排座位的一邊望到另一邊，眼睛盯著一個又一個陪審員。“這就意味著，”他繼續說道，“在你們聽完這個案子的所有證據之後，你們必須——我再強調一遍，你們必須——認定被告無罪，除非你們認定被告的罪行已被證實——不是根據可能性，不是合理的想當然，也不是勉勉強強差不多，而是被證明得讓人沒有理由提出疑問。”此時就像在禮拜結束的那一時刻，在那長久的心元雜念而又寂靜的時刻裡，對於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都不存在任何困惑；在這一清澈澄明的時刻裡，一種永恒的東西正在直接對心靈講話。這位法官一直望著陪審團候選人員，最後一次提醒他們他所說的這些話的嚴肅性，這也是在判定一個人是否有罪前他惟一能說的了。慢慢地，他的眼神失去了銳利，表情也不像剛才那麼堅定了，他向他們點了點頭，身子向後靠，好像是在告訴那些陪審團候選人們，課就上到這兒了。“現在，讓我介紹出庭人員。”他首先介紹了公訴人，接著是辯護律師和被告，湯普生法官向陪審團候選人詢問，他們當中是否有人和我們中的任何人認識。沒有人舉手。沒有人認識克拉倫斯·哈裡伯頓，沒有人認識我，也沒有人見過被指控謀殺了傑裡米·富勒頓的年輕人。法官又詢問陪審團候選人，他們當中是否有人已對本案形成了某種看法，大家都表示沒有。我在想，是否會有人相信他們真的沒有事先形成意見。按照法庭的指示，書記員隨意抽出了十二個陪審員的名字，被叫到名字的男人或女人，從他們在前兩排木長椅上的座位上站起來，收拾起他們的外套、毛衣或是隨身帶來用以打發每天早上等待被叫的那段無聊時間的書本，向陪審席走去。他們下意識邁著緩慢的步伐，一個挨一個坐下來，用一種不情願的眼神，回頭望了望滿屋子注視著他們的麵孔。在最後一個名字被叫到，第十二個陪審團成員坐到最後一個席位上之後，法官把剩下的事情移交給了律師——但必須是在他確認每一個人都不知道他們讚成哪一方之後。“律師會問你們每個人一些問題，”他說道，“就像一個友善的鄰居，隔著後院的柵欄和你聊天一樣。這個過程叫‘陪審員資格初審’，彆讓我來解釋它的意思是什麼，”他說著，很快忍住笑，“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意思。”有幾個陪審團成員點了點頭，其他幾個笑了笑，但是每一個人都在心裡笑了起來。“律師會問你們一些問題，以確認是否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本案的陪審員。這些問題絕不是想要故意刁難你們。”湯普生朝律師的桌子方向瞟了一眼，帶著理解的笑容繼續說道，“如果他們問了不該問的問題，我會處理這一切的。”陪審團成員們有的抬起下巴，頭微微側向一邊；有的身體前傾，他們用各種方式向大法官傳遞著一個信息：他們知道他是最值得信賴的——他也不相信律師。湯普生坐回到高高的皮椅上，一邊帶著漠然的語氣叫著“安托內利先生”，一邊開始查看他帶到法庭上的厚厚的文件夾中的文件。當書記員把陪審團成員一個一個地叫到陪審席的時候，我瞟了—眼我臨時製成的表格，上麵寫著每一個陪審員的姓名和編號。“告訴我，德萊桑德羅女士，”我問道，抬起頭望著一位粗脖子短胳膊的中年女性，“您在洛杉磯住了多長時間了？”“資格評審”是律師們一直在努力將之轉變為一門科學的藝術形式。心理學家將其稱為掌握人類行為的知識，可以預測在任何特定的情況下人們的行為反應。陪審團顧問是最近出現的一種職業類型。律師們認為，從三十秒的電視廣告中學到的勸服方法，都會比過去從所謂的法庭修辭中學到的更多，他們支付一點兒錢給那些所謂的專家，讓他們來告訴自己哪些人應該留在陪審團內，而哪些人則不應該留下。律師們總是相信任何事情，就是不相信他們自己的判斷。但是如果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他們希望哪些人留在陪審團的時候，你不得不懷疑他們在法庭中究竟要做什麼。“在搬到洛杉磯之前，您在哪裡居住？”我問道。我已經開始了這場冗長的、有時沉悶的“資格評審”程序，我不知道它會是什麼結果。我從不知道它何時開始，又將朝哪裡發展。我會問他們住在那裡，究竟做什麼工作，他們在什麼地方長大，在哪裡上學，是否結婚，是否有孩子——這些問題也是在晚餐、宴會或飛機上坐在你旁邊的陌生人通常會問的問題。一個問題會引出另一個問題，就像兩個剛開始認識的人進行的對話一樣。我表麵是在向德萊桑德羅女士發問，實際上我們是在交談。她的舉止發生了變化：她變得放鬆了些，好像忘了有幾百個觀眾正在聆聽我們所說的一切，而不像先前由於和一個剛認識的人說話而表現出一種下意識的矜持。關於我想要哪種人成為陪審成員的問題，是我的秘密，我很少告訴彆人。我對那些大家認為會對被告產生同情的人不是特彆感興趣，我更感興趣的是那些從未想像過自己會做錯事的陪審員。我想讓他們像歃血發誓一樣，承諾他們永遠不會違背法律，即使恰好遇到他們不喜歡的法律也是如此。我想要的是這樣的陪審員，即使他們自己認為某人是有罪的，但隻要按照法律的規定他是無罪的，他們也會投票宣告他無罪。我衝她微笑，問道：“您以前擔任過陪審員嗎？”她衝我笑了笑，暗示她曾經參加過陪審團。我又問她參加的是刑事案件還是民事案件。她不知道那是刑事案件還是民事案件，說那是一場交通事故，受傷者將司機告上法庭。“民事案件，”我告訴她，“也許你會記得在民事案件——就是一個人起訴另一個人的那種案件中，雙方都要舉證。隻要一方提供的證據更為充足，哪怕是一丁點的優勢，我們稱之為證據優勢，那一方就贏了。根據你的回憶，那個案件是否就是這樣？”當她告訴我事實正是如此的時候，我的目光沒有離開她。整個屋子好像隻有我們兩個人存在，我們隻關注著對方。“就在剛才，”我用一種熟人交談的口氣提醒她，“湯普生法官提到本案中公訴人證明被告罪行的責任，而且他的證明要讓人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腳的疑問。那就意味著公訴方必須證明一切，而我們則不需要證明任何事情，這和你曾經參與過的民事案件不一樣。本案中，公訴方必須證明被告的罪行，而被告不需要證明自己的清白。”我揮起手，搖搖頭，笑了起來，“甚至案件也不用我們提交。我們可以就坐在這裡，看著公訴方提交他的案子。我們不必傳喚證人，不用提供任何證據。公訴方必須做全部的工作。現在，我要問你的問題是：你是不是認為把這個擔子——這是個非常沉重的擔子——加在公訴方身上是不公平的？換句話說。你是否認為公訴方必須令人信服地證明被告的罪行是不公平的？”她能給我的隻有一個答案：這也是任何人能夠給予的惟一答案；但在那個時候，答案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問題本身，因為這個問題開始向她灌輸她行使職責的標準。“現在，德萊桑德羅女士，讓我問你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我也同樣會問其他所有的陪審員。”從我們開始談話的那一刻起，我的目光第一次從她身上移開，我從一個陪審員瞥到另一個，直到我的目光掃過他們所有人。接著我的身子向前靠了靠，手臂放在桌子上。“案件結束時，”我一邊發問，一邊尋找著德萊桑德羅女士那雙充滿信任的眼睛。“你們聽完了所有證據後——你和其他的陪審團成員都進行了認真的考慮——如果在這一切都進行完畢之後，你認為被告可能有罪，但你認為公訴方提供的證據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證明被告有罪，你會作出宣布被告無罪的判決嗎？”法官先前已經告訴了她這個問題的答案，我也已經告訴過她，這個答案也是法律所要求的，儘管她沒受過什麼教育，才度過了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生，但她幾乎像其他所有人一樣，相信法律的尊嚴。這是無可置疑的，沒有人會對此提出疑問。她沒有彆的選擇，一點都沒有，因為她理解法律的尊嚴，她也不願作出彆的選擇。她衷心而熱誠地同意：如果存在任何疑問——任何站得住腳的疑問——被告都應該無罪釋放。到了這個時候，我們實際上已經是老朋友了。我帶著一種放鬆自信的心情，瞥了一眼她的陪審團調查表。“我從你填寫的表格中得知，你有三個孩子，他們現在還在上學嗎？”克拉倫斯·哈裡伯頓顯然已經無法忍受這一切了。我一直在想，要過多長時間他才決定提出反對。“你反對？”湯普生法官問道，一種困惑的神情浮現在他布滿皺紋的臉上。我抬起頭，目光離開德萊桑德羅女士，想看看湯普生法官下一步怎麼辦。“你反對什麼，哈裡伯頓先生？”湯普生以一種生硬而又好奇的語氣問道。哈裡伯頓站了起來，雙腿分開，兩手叉在腰間。“我反對辯護律師進行‘資格初審’的方式。”湯普生身子向前傾了一下。“你必須提出一個比較具體的反對意見。”哈裡伯頓咬了咬牙，眼睛盯著地板。哈裡伯頓將頭抬高到恰好可以對湯普生，惡狠狠的目光以眼還眼的位置，說道：“我對最後一個問題提出反對。”法官幾乎要笑出來：“你對她的孩子是否還在上學這個問題提出反對？”“是的，法官大人，”哈裡伯頓以一種輕蔑的口氣答道。“這個問題和她是否可以做一個稱職的陪審員沒有關係，”他提高了聲音，繼續說道，“安托內利先生應該知道這一點。”他等待著回應，但是湯普生仍然盯著他。“這一切都是一個模式的一部分，”他抱怨起來，“他就是在試圖培養和這位陪審員的關係。我敢肯定，他也會對其他所有陪審員做同樣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說，因為如果這樣的話，他們就會忽略案件的證據，”他用餘光瞥了我一眼，接著說道，“單是和這一位陪審員說話，他已經花了半個上午的時間。如果他和她繼續談下去，”他頓了頓，身子轉向欄杆後麵的觀眾，提醒道，“他倆就可以形成普通法婚姻(事實婚姻)了。”“可惜我完全沒有這份福氣，”我大聲打斷了他，“德萊桑德羅女士已經結婚了。”整個法庭哄堂大笑，湯普生拿起了法錘。不過，他改變了主意，並沒有猛敲錘子使法庭安靜，而是等噪音過了一會兒之後自然消失。當法庭又恢複平靜後，他豎起眉毛看著我。“你對此有什麼要說的嗎？”“我恐怕要向您請罪了，法官大人。我和德萊桑德羅女士說的越多，我就越喜歡她。”我頓了頓，緊接著又說道，“但我不認為自己已經做好了結婚的準備……”這次，湯普生使用了他的法錘。湯普生還沒有來得及插嘴，我繼續說道：“因為我喜歡她，我可能確實問了一些和她是否能夠成為一位稱職的陪審員沒有直接關係的問題。”我模仿了一個酷似害羞的笑容，然後發誓自己會努力表現得好些。湯普生和我對視了一下，我知道他一點都不相信我說的話，我也知道這並沒什麼關係。湯普生的身體向後癱在椅子上，就好像一位老人急於小憩一會兒一樣，宣布：“反對無效。”哈裡伯頓還站在那裡，他的手臂直直地垂在身體兩側，拳頭攥得緊緊的，連指甲都掐進了肉裡。“可是，法官大人！”他抗議道。就在這時，椅子好像變成了一個彈弓，剛才還在高高的法官席後幾乎看不見人影的湯普生，這會兒好像一下子跳到了桌子上，活像從玩偶匣子裡彈出來的瞪大眼睛的小玩偶。“反對無效，哈裡伯頓先生！反對無效！難道你膽敢懷疑我的裁決嗎？”哈裡伯頓死死地盯著律師席光滑的桌麵，牙關緊咬，直到他的頭開始抖動。他抬起頭，望著湯普生得意的笑容，回答道：“不，大人。”那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湯普生搖了搖頭，向我轉過身來。“你可以繼續了，安托內利先生。”“謝謝，法官大人。”我以一種正式的口吻回答道。“現在，德萊桑德羅女士，關於你的那些孩子。”對於法官和公訴人彼此之間的互相憎惡，我從不放棄任何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在“資格初審”中，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哈裡伯頓對此無可奈何。我向富有耐心的德萊桑德羅女士提出的問題比我有時向整個陪審團提出的問題還多。當我想不出什麼新問題的時候，我會把以前問過她的問題再問一遍。哈裡伯頓一點也不傻，他完全明白我並不是對所提問題的答案感興趣，而是為了逐漸取得陪審團的信任。在我最後結束與德萊桑德羅女士的交談後，他也試圖采用同樣的方式。當法官宣布午飯時間已到時，他還在與德萊桑德羅女士交談。陪審團退席以後，湯普生把我們召集到桌子旁，法官告誡哈裡伯頓要抓緊時間。“我告訴過你們多少次，我必須儘快審完這個案子，以你們現在的速度，我們連傳喚你們的第一個證人的時間都沒有，”湯普生又加了一句，“你們兩個人都需要加快速度，”好像他最不希望彆人認為，他這麼做是針對某一個人。“我會儘力的，法官大人。”我欣然答道，哈裡伯頓卻怒目圓睜，牙關緊咬。當我最後走出法院的時候，差不多十二點一刻，我沒有約任何人一起吃午飯，也不覺得特彆餓。天氣很好，這種天氣使你不禁要問自己，為什麼要花費一生的時間，在黑暗的屋子裡借著燈光，去研讀那沉悶的、令人感到沮喪的被稱為法律的學科。法庭裡的人都出來坐在台階上。人們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一邊吃著三明治，一邊閉上眼睛仰起頭，享受幾分鐘的陽光，我看中了最上麵一級台階上的一個地方，但我又想到那裡可能會有記者，我不想和任何人交談，特彆是那些想把我說的話演繹成故事的人。我決定出去走走，心裡也不知道要去什麼地方，就這樣下了台階。走到距法院一個街區遠的地方，我又停在了上一次差點被撞的岔路口，這次我一直等到綠燈亮了，而且確定路兩邊的車都停下了，才邁開腳步走下人行道。“你這麼快就學會了小心過馬路，安托內利先生。”又是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站在我的旁邊。他拽著我的胳膊，我還沒來得及意識到究竟是怎麼回事，就跟著他穿過岔路口，到了街的另一邊。他朝一個方向瞥了一眼，又朝另一個方向瞥了一眼。“我必須見你，我們得談談。”他一直不停地左右張望，審視著人行道上擁擠的人群，好像怕彆的什麼人看見似的。我問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他隻是抓住我的肩膀，用一種奇怪的、追不及待的眼神看著我。“有些事情你必須知道，因為你現在可能處在一個危險——非常危險的境地之中。我必須要和你談談，請你一定答應，”他向我懇求道。“這非常重要，下班後你能到我的店裡來一趟嗎？六點鐘左右？”他的眼睛朝兩邊逡巡著，天知道他在尋找什麼。接著，他又從上衣裡麵的口袋裡掏出一張卡片，塞到我手裡，又看了我最後一眼。“那就六點左右見吧，”不等我回答，他就鬆開手，消失在街道的拐角處。如果我以前不相信恐懼是會傳染的話，那麼現在我相信了。伯格多諾維奇消失了，但在我們短暫的會麵中，他如此害怕見到的某個人，可能已經看見了我們。我開始四處張望，注視著午間高峰期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不知為什麼，覺得自己一定可以認出要找的那個人。雖然我沒見過他，即使見過，也不知道他就是那個人。我開始走，一直不停地走，一個街區接著一個街區。眼前一次又一次浮現出那個俄國人的表情，心裡嘀咕著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在舊金山我認識的人很少，我也沒做過任何事情。這就好像你被指控犯了你並沒犯過的罪行一樣：你知道你沒有乾過什麼壞事，或者你認為自己知道。我走了很長一段路，走得也很艱難。最後終於說服自己，一定是神經過敏了。畢竟，我對那個伯格多諾維奇並不太了解，他肯定是個喜歡引人注目的人。我想起了他在那次晚宴上說過的事情，以及他總想讓阿爾伯特·克雷文的其他客人感到驚訝甚至震驚的那種行為方式。我還記起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尾隨我離開法院，在人群中找到我，對我說我們必須談談了；其實，他本可以直截了當地來找我。甚至在那次晚宴上，他看起來那麼喜歡對每一個人的觀點提出疑問，反駁彆人最堅信不疑的信仰，我認為他也是在試圖隱瞞著什麼。這麼多年以來，他不僅是一個普通公民，而且是一名前蘇聯政治間諜，他成為一個極度神秘而可疑的人，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我放慢了腳步，身心開始放鬆下來，看看商店的櫥窗，不再擔心玻璃窗上是否會突然出現某個人的臉。我看了看表，發現隻剩下返回法院的時間了。我舒舒服服地坐在位子上，和哈邁爾聊了幾句，等待陪審團重新回到房間。在我開始準備下一輪的“資格初審”時，我對自己如此在乎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的古怪行為感到可笑。下麵我要集中精力，極力使下一位陪審員相信我也是他可以信賴的人。我們下午進行的速度要比上午快，雖然並不是快了很多。我們不像上午那樣隻與一位陪審員候選人交談，而是兩位。但是，這仍然不能使已經逐漸失去耐心的湯普生法官感到滿意。他不願再去警告那兩個似乎聽不懂的英語簡單意思的律師。相反，在一天的庭審結束後，他先是以一種最為友好的方式告誡陪審團，不要討論任何有關案件的事情，然後又告訴他們，事情一般都會在第二天加快速度，並且向他們保證挑選陪審員的過程會在本周內結束。他沒看我和哈裡伯頓一眼，就收拾起帶來的文件，離開了法庭。現在是五點過幾分，我向哈邁爾道了聲再見，收拾東西準備離開。坐在法庭外麵的台階上，我突然想起了什麼，於是從西裝外衣口袋裡找到了那張卡片，看了看地址，想知道究竟是什麼事情讓伯格多諾維奇覺得如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