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開始工作，午飯時間也沒停下來休息，埋頭警方的報告、法院的報告、病理學家的記錄，還有一係列冗長的新聞剪報——那些剪報恰到好處地反映出傑裡米·富勒頓被廣為傳揚的政治生涯。我手裡拿著一支鉛筆，硬著頭皮看完那些沉悶乏味的官方報告，每讀完一頁，我便停下來簡短地記下一個詞、一個甸子，或是某些對我有所提示的東西，它們能在日後使我回憶起某些我認為需要記住的東西。我始終都在做備忘事項的清單。我開始富勒頓已經結束的政治生涯的編年史，我放下了手中的鉛筆，把這本厚重的剪貼簿攤在大腿上。收集進來的剪報形成了一個不太完整的傳記，足以讓人了解一個被引入公眾視野的人的一生。我並不是第一次這類剪報冊。然而此刻，當我帶著對傑裡米·富勒頓真實一麵的了解，用一種不同的眼光來它的時候，在那些意氣風發的照片裡我發現了以前不曾看到的東西：在記錄下一長串選舉之夜的所有照片裡，獲勝的候選人充滿自信地麵對著鏡頭，身邊站著崇拜他的妻子；在所有的照片裡，一切似乎都沒有任何變化，除了他們兩人的衣著，還有圍繞在他們身邊的那些朋友和支持者們的麵孔。當我翻看著最後一次選舉的那些照片時，我簡直能感受到現場的興奮，幾乎聽到了人群中發出的那種狂熱美妙的呼喊聲。傑裡米·富勒頓就在人群之上，不曾被打敗的，看起來也是不可戰勝的富勒頓，正微笑著回應他的民眾，他身上散發著一種溫文爾雅的魅力，使他的野心看起來像是一種責任，而他心裡卻一直都清楚地知道，某一天他或許能成為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但是卻永遠不能擁有自己的孩子。梅雷迪思·富勒頓認為她丈夫永遠不會把他不育的事實告訴彆人，我一邊合上剪貼簿，一邊猜測著她的判斷是否正確。我匆匆地寫下一個便條，問自己一個問題：假如富勒頓還活著，當阿莉婭·戈德曼直接告訴他自己懷孕的消息，並且對他說他就是孩子的父親時，富勒頓將會作出什麼反應呢？我的腦海裡又閃出另一個想法，於是我在這個問題下麵又塗上幾筆：那麼誰是孩子的父親？我回到開頭部分，重新開始瀏覽所有的材料。地區檢察官在和法官耍完各種態度之後，做了他本該做到的事情，把我需要的有關警方的全部資料都交給了我，可惜它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東西。我原本指望在那兩位警官過往的記錄裡能找到些什麼，至少可以指出他們存在失職的可能；或者發現什麼線索，可以推論出那把用來殺死傑裡米·富勒頓的槍，在哈邁爾·華盛頓倒地後，在離他伸出的手隻有幾英寸遠的地方找到的槍，是被警方放在現場的。然而，馬庫斯·喬納已經在警察局服務二十四年。而且從未受過任何處罰。他的搭檔戈蘭琪·歐萊瑞當警官的時間，短得還不足以惹上任何麻煩。在事件發生之前，她從警察學院畢業還不到六個月。事件發生的那晚，隻是她第三次和喬納一起執行夜間巡邏。傍晚時分，正當我打算絕望地舉手投降時，我表哥鮑比從這間臨時辦公室的門邊探進頭來，問我想不想出去喝一杯。我們走到街角處的一個地方，那個地方的每個人似乎都能叫出鮑比的名字。我們在吧台對麵靠牆的一張高桌子旁坐下。這家酒吧的房型有些狹長，天花板離地麵很高。一個六十來歲、滿臉憔悴的侍者走過來，儘量地彎下腰，以便能在此起彼伏的喧囂聲中聽清我們點的東西。我們正位於金融區的中心，此時恰是一天工作結束的時候，坐在我們周圍的都是些穿著名貴西裝、配著簡約風格領帶的中年男人。他們交流著最近的新聞和最新的傳言，其中一些人隻是在回家前來喝上一杯，另外的那些人，則會一直喝到夜色降臨或許更晚。“如果這個警察，喬納，有這麼無可挑剔的記錄，”鮑比問我，“那麼他在工作二十三年後還待在一輛巡邏車裡乾什麼？為什麼他沒混上探員，或者彆的什麼類似的職位？”我對馬庫斯·喬納沒什麼了解，但是我卻對警察局內部的情況略知一二。“有些警察不願意玩那種‘爭上遊’的遊戲，”我對鮑比解釋道。“而且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的確願意留在街上工作。除此之外，喬納是個黑人，或許二十三年前在他最早開始工作時，不是那麼容易得到提升。”侍者給我們送來了酒。不等我伸手去拿錢包，鮑比就把二十美金放在了桌上。“這麼說來，你擁有的材料是，”他一邊說著，一邊嘗了一口他點的曼哈頓酒，咧開嘴衝我笑了笑，“一個熱愛工作的誠實的警察和一個幾乎剛從修道院出來的小處女。”我剛喝下一口蘇格蘭威士忌，等它熱辣辣地流過喉嚨，才開口回答鮑比。“不，”我回答的時候，報之以同樣的露齒一笑。“是他們有誠實的警察和初出茅廬的女警。而我有的是那個黑孩子，他在逃離犯罪現場時被警察擊中，而且剛好又在他手邊找到了殺人凶器。順便說一句，在我剛讀過的一份報告裡，他們還給那個黑孩子製造了一條記錄，記錄表明他在未成年時即有過威脅他人的不良行為。”鮑比撇了撇嘴角，挑起眼眉，那表情既像是在揶揄，又像是激將。我們小時候他就常常用這種方法，刺激我去嘗試任何事情，隻要我認為那是他早已做過的。“地區檢察官沒有機會勝訴，是嗎？”“他倒是不會那麼認為，”我同意鮑比的話。我又喝了一口，慢慢發出一聲長長的歎息。“那孩子沒乾那事兒，我有把握這麼說。”鮑比並沒有回避推理得出的結論。“那麼槍一定是警察放的了。”一定還存在著另外一種解釋，這個解釋不需要去證明警察方麵的失職。我被這個問題困擾了一整天，現在我想我找到答案了。“事情也有可能是以警方描述的那種方式發生的。那把槍可能在他手裡。那孩子一定怕極了，彆忘了，那時他挨了一槍。他說他沒有動那支槍，並不意味著他真沒動過。”我在腦海裡觀察著事件發生的過程，同時努力描述出我所看到的情景。“他聽到有人走近。他知道有人在外麵，那可能就是殺死富勒頓的凶手。他會不假思索地拿起槍，貓下腰從車裡溜出來，飛奔著逃命。他跑得越來越遠，他拿著槍，警察認為他殺了人，他們看到了他，而且也看到了槍。他停下來，或者他在遲疑，也可能他回頭張望，手裡仍然拿著那支槍。他們認為他想要開槍，他們認為他想打死他們，於是他們先開了火。”我在警方報告裡讀到的一切，哈邁爾·華盛頓曾對我講過的一切，現在開始彙合在一起。“他說，在他們向他開槍之前，他沒有聽到任何凇警告；但是，很可能隻是他記不得了。”鮑比看著我，等待我繼續說出下文，可是這就是我能說出的全部內容，我知道它還不足以解釋什麼。於是我開始大笑起來。“不是很讓人信服，是吧？即使那就是實際發生的事實，他們仍然抓著他的把柄：他在車裡，他拿著槍，還有他企圖逃跑。”我對鮑比說起富勒頓夫人講過的一些事情，告訴他，她是何等堅信殺害她丈夫的凶手一定另有其人。我幾乎要告訴他，關於阿莉婭·戈德曼的身孕以及為什麼傑裡米·富勒頓不可能是孩子的父親的那些對話。鮑比是我的表哥，我完全信任他，但那些畢竟不是我的個人隱私，我無法與他分享。鮑比喝完了杯中的酒。“雖然沒有一個人願意承認，但是有很多人為他的死而感到高興，”他把空杯子推到一邊，往前傾了傾身體。“我認識一個人，他能告訴你很多關於富勒頓的事，這個人熟知他大部分的政治生活。你想見他嗎？裡奧納多·列文。我們大學時在一起，他現在是國會議員，眾議院規則與管理委員會裡最有權威的成員之一。我最早認識他的時候，他還隻是個瘦得皮包骨頭的男孩，臉色一點也不好，還戴著矯正牙齒的牙套呢。”鮑比說完大笑起來。我們起身離開桌子，他用胳膊摟著我的肩膀，笑得愈發厲害。穿過吧台周圍混亂的人群，我們走到門外。“讓我給你講講列尼的事兒，”他說道。“我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打橄欖球的時候，每個人都想做我的朋友，每一個大學生聯誼會都希望我能參加。列尼在學校住宿。當我和那些所謂的好朋友們去參加各種聚會，享受我們認為的快樂時光時，”他繼續說下去，笑容裡帶著一絲悔恨。“列尼寧願待在圖書館裡，一直坐到屁股發麻為止。當我告訴彆人，自己是多麼辛苦地參加橄欖球訓練，憑一份體育獎學金來上大學時，列尼卻在靠自己打工完成學業。我是怎麼認識他的呢？學校裡有人負責給球隊隊員洗熨衣物，然後在每天訓練前把乾淨的物品發給我們，列尼就是其中一個在洗衣房幫忙的人。你想我們當中的任何人對他說過一句好話嗎？我們覺得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我們以為生活會在我們打完大學時代的最後一場比賽時終止，和退休有幾分相似，沉浸在所有昔日的光輝中安享餘生。你告訴我，誰更聰明，”這時我們走到了馬路上，他一邊說著，一邊搖頭，“是我們，還是那個分發運動員訓練帶的小子？”我們沿著街道往前走，鮑比用他獨有的那種無憂無慮的方式，晃著腦袋，身手敏捷地穿行於行人之間，而我則在一旁儘力趕上他。“當然，列尼記憶裡的事似乎並不是我說的那樣。他提起往事時，就像我們大家都曾是好朋友，”鮑比大步向前，回頭對我說道。“他一年至少給我打三次電話，隻是跟我聊聊我們同在加州大學讀書時的那些美好時光，然後他會向我要讚助。”鮑比搖搖頭，又大笑起來。“他總是忙著參加改選。他永遠停不下來。”第二天早上，鮑比如約打來電話，告訴我國會議員已經答應周六晚上和我們共進晚餐。他想在唐人街和我們見麵。舊金山變化很大，不過，一旦你走過格蘭特大街，看到那塗紅染綠的東方之門，你記憶中的一切就會像以前一樣重現在你麵前。走在唐人街狹窄擁擠的街道上，你仍然會聽到不同的語言摻雜在一起。在清涼的夜風中發出不和諧的聲音。侍者和店主們仍然對顧客說著輕柔溫和的英語，然後，當他們彼此之間交談時，卻急速地蹦出一連串難以理解的尖利的噪音。一群老婦人在街角湊成一堆，她們用懷疑的眼神打量著我和鮑比，然後壓低聲音，喋喋不休地說著什麼，她們的語言我甚至連一個詞也聽不懂。我們走到餐館時，裡奧納多·列文正在和一個矮個子的中國男人握手。那個中國人看起來和顏悅色，一頭黑發梳理得油光光的。列文的另一隻手隨意地搭在他的肩上。“鮑比，”國會議員一看到我們就說，“讓我給你們介紹我的一位老朋友，赫伯特·王。”王帶著禮貌的微笑先和鮑比握了手，然後待鮑比作了介紹，又和我握了一下手。“國會議員的任何一位朋友都會在這裡受到歡迎。”他說道。我們還沒來得及說點兒什麼以示感謝，他就回過頭去，大聲地喊了幾句中文。不知從哪兒冒出來一個白衣侍者，順從地等候在我們麵前。“請各位享用晚餐，”王說著，目送著侍者謙恭地彎著腰，把我們三位客人迎進餐廳。我們在一張桌子前的一個深紅色的真皮長條椅上就座，餐桌隱蔽在餐廳後角，既可以讓我們的交談不被打擾，又可以讓我們一覽無餘地看到整間人來人往的餐廳。“赫伯特是這家餐館的老板，”列文解釋說。他仔細地打開麵前空盤子旁邊的亞麻餐巾，把它展開鋪在大腿上，“他還擁有好多彆的餐館。”列文把兩隻胳膊肘擱在台布上，手指交叉在一起。他半垂著眼簾，用一個習慣性的觀察者有條不紊的眼光掃視著這個房間。他那張大嘴的曲線像在憂慮著什麼，而當他翕動著鷹鉤鼻，兩個鼻孔突然張開時，他的嘴角就會不自覺地往後扯動。“我喜歡這個地方，”說話時他的視線仍然在房間四處遊移著，“大部分來這兒的人都住在這兒，住在唐人街裡。這是我的部分選區，”他頭一次把視線轉向鮑比；“這你知道嗎？”裡奧納多·列文穿著一件淺色的斜紋軟呢麵料的運動夾克，配一條棕褐色的休閒褲，一件法式袖口的白襯衣，腳上是一雙綴有穗頭的懶漢鞋。灰色的長發直垂到他的耳際，沿著他的後頸翻卷上去。他有一張經曆過磨難的臉，前額上也深深地刻著皺紋。他手背上的皮膚已經有了淡淡的斑點，血管則清晰地暴露在皮下。如果我不知道他和鮑比是大學同學，我會以為他至少比鮑比年長十歲。“我怎麼能不知道？”我聽到鮑比的回答時，正感到身下堅硬的真皮座椅有些硌人。“你參加的選舉裡有一半我都付過錢。”列文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贈與和接受。他剛要開始回答，突然轉移了視線，起身向桌子對麵伸出手去。一位很有魅力的中年女人已經走到了桌子近前，而我竟然毫無覺察。“我隻是想親自向你致謝，列文議員，”她閃動著一雙聰敏的眼睛，微笑著說道，“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所有的人都會記住的。”列文一直站著，直到她轉身離開，回到幾步之外的那張餐桌。“是件移民事務，”他坐下來，含糊地提了一句。“我喜歡做一個國會議員，哪怕隻是偶爾實實在在地做一件對彆人有所幫助的事。無論如何，”他聳了聳肩，又加上一句。“這勝過給運動員分發訓練帶。”鮑比往前傾了傾身體。“聽著，列文，咱們直接說吧。咱倆都知道你是大哥大。”“大哥大！”列文不無懷疑地重複了一遍。“你是一個全美最佳運動員，一個金發碧眼的全美最佳，”他說著又大笑了一聲，“我是一個皮包骨頭的小男生，害羞得一個女孩如果多看我一會兒，跟我打個招呼，我可能就會窘迫得從懸崖上摔下去跌死。”侍者給我和議員送來了兩杯加蘇打水的威士忌，鮑比的則是一杯加酸橙塊的純蘇打水。“你很有頭腦，列文。那時候我們大家都知道你將來會是個大人物。所以說，就算你不是大學校園裡最受歡迎的人，那又怎麼樣？這一切恰恰意味著你的後一段生活更值得期待。如果你將在以後的日子裡，把大學四年級時在橄欖球場上的馳騁當做自己做過的最棒的事來回憶，你相信那樣更好嗎？”侍者悄無聲息地滑到我們的桌前，匆匆地記下我們點的東謳。就在他要轉身離去時，列文又點了一杯加蘇打水的威士忌。我的這份還有一多半沒喝完。“但是你現在做得也很好，”列文說著，把一隻膝蓋拖放到了皮椅上。他的聲音似乎漸漸減弱，而我開始想像他曾經是什麼模樣。一個笨拙的男孩，牙齒上還戴著牙箍，他在更衣間燈光的灼烤下汗流浹背地工作著；當他洗熨每個人的衣物時，他的胳膊像兩隻牙簽一樣來回擺動；每一次當他沒能迅速地做完運動員要求的事情時，某個被寵壞了的肌肉發達的小醜就會對他口吐臟話，那時他會咬緊牙關，膽怯地斜睨著彆處。當鮑比對他說，他們那時候都認為：列文將來會成為大人物時，我不相信他的話是真的。而且我相信，他們那時根本就沒有想到過他的存在。儘管如此，我還是願意相信，鮑比曾經想到過他；我情願相信，每當每個人都圍繞在他身邊，對他說鮑比你是多麼偉大，甚至就在那時，他就知道一切都將是多麼短暫，下一年等他離開學校之後，那些同樣的人又將簇擁在另外某個人身邊。“你知道我沒從加利福尼亞大學畢業嗎？”我回過神來，定睛看著鮑比，想確認自己有沒有聽錯。列文也是一臉困惑的神情，可是他突然又站了起來。他伸過手去，臉上帶著一個誇張的微笑，握住了來者的手——這是赫伯特·王想要介紹給他的某個人。“很抱歉打擾你們，”王一邊殷勤地說著，一邊帶著這個年輕人離開我們這裡。那個年輕人的年齡不會超過三十歲，看起來儀表堂堂。“你是什麼意思？你沒畢業？可是，你去了法學院，”列文對鮑比的話提出反駁。“我沒拿到足夠的學分，所以到四年級末我沒能畢業，那之後我去打了兩年職業球賽，直到我受傷為我猜我以前總是在設想，我認為列文也一定這樣設想過，那就是鮑比在青春時代就經曆了那種金子般的生活，那種生活是大多數年輕人隻能去夢想的。可是真相卻不知為何有些不同，原來他得到的一切並不總是像我們以前想像的那麼輕而易舉；真相改變了我們看待他的方式，因為它使鮑比看起來似乎更像我們。我們催促他說得再詳細點兒。“在我受傷再也不能踢球之後，我不知道自己將來能做什麼。阿爾伯特·克雷文建議我做律師。他和校友會有些聯係，我就是那樣和他認識的。阿爾伯特認識每一個人。他把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我成了舊金山州立大學的學生，學習那些我需要得到學位的課程。之後，阿爾伯特和法學院的某些人打了招呼。我就是這樣進入阿爾伯特·克雷文的律師事務所的。”出現了一瞬間尷尬的靜默。列文哢嗒哢嗒地晃著玻璃杯裡的冰，然後喝完了杯裡剩下的酒。侍者端著一個托盤走過來，裡麵盛著幾道熱氣騰騰的菜。鮑比從紙套裡取出一雙筷子，開始吃飯。“你或許是得到了某些幫助才加入事務所的，”我提醒表哥，“可是沒有人幫助你去完成所有的工作。你是靠自己才做到這一切的。”列文對我的話也表示讚成，他還補充道：“你不是惟一一個受惠於阿爾伯特·克雷文的人。他也總是幫助我，從我開始我的事業時就是那樣，那是我第一次競選國會議員。”列文開始喝第三杯威士忌。“阿爾伯特是一個偉大的朋友，”他繼續說下去，並且把注意力轉向我。“我多次警告過他，讓他不要和富勒頓攪在一起。”他打量了我一會兒，然後用手指在琥珀色的玻璃杯邊沿上畫著圈，一雙陰鬱的眼睛隨著手指的動作移動著視線。“我在政界已經工作了很久，”他說話時並沒有抬起頭，“我從沒見過任何一個像富勒頓那樣的家夥。”他的手指一直在杯沿上移動，偶爾停下來隻是為了改變一下方向，或者是為了在杯子正上方畫出杯口的輪廓，就像是在和自己進行一場比賽，看看自己如果根本不碰它，畫出的曲線能有多接近實際的輪廓。“富勒頓是個冒牌貨，”他的語氣裡透著一股冷酷的決斷。“關於他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他都從來不說真話。他滿口謊言，甚至對他自己究竟是誰，他也編造假話。”列文看看我，然後又看看鮑比。他用一隻手握住杯子，端起來送到嘴邊。“他改換了一切，”他給我們解釋道。說完，他放下杯子，眼睛在房間裡搜尋著侍者，想再要一杯。“比如說他的名字，他原來不是叫傑裡米，”他的臉上帶著嘲諷的微笑。“而是叫傑拉德。他稱自己父親曾是一個‘石油工作者’，事實是，他父親在金門公園附近開了一家加油站；他說他母親曾在一家劇院工作過，事實是，他母親是桑賽區一家老電影院的收銀員。”“很多人都試圖讓自己的背景聽起來比實際情況更引人注意，”鮑比表示抗議。“是的，我同意你的這種說法。但是他們的做法是更多地強調某些事而對另一些事情輕描淡寫；他們會把自己做過的某些事渲染得比實際重要得多。當某些事實還令他們滿意時，他們並不去進行改編。可是有關富勒頓的一切都是不誠實的。”列文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指，用大拇指很快地摩擦著每一根手指的指梢。“他甚至比冒牌貨還差，”他的話裡帶著一種相當奇怪的嚴肅的語調，似乎每一個詞都是生者對死者作出的一個非常正式的定論。“他是個賊，一個騙子。”他抬起頭盯著我，等我作出什麼反應。當他看到我沒有任何反應，至少沒有一點兒他想看到的表示時，他變得惱怒起來。“那是事實，”他堅持說道。“確切地說，他究竟做過些什麼？”我問他的時候，觀察著他的表情。列文把身體往後挪了挪，靠到加了軟墊的牆上，兩手交叉著放在腿上。他的臉上浮現出一個淡淡的微笑，那笑意裡滿是譏誚的意味。“他做過些什麼？我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麼。我這種回答方式恐怕不是一個律師想要聽到的吧。我沒有掌握任何或許被你稱為證據的那類事實。我所知道的是，我們的收入迫使大部分國會議員，我指的是那些沒法靠個人收入發財的國會議員，隻能住在華盛頓的集體公寓裡，因為他們仍然得供養遠在各自選區內的家。而富勒頓憑著同樣一份薪水，卻在喬治城擁有一處價位不低於七位數的房子，在這兒的諾伯山上有一處合作消費的公寓，而且在海灣對麵的索薩利托也有一處房子。”他又喝了一口酒，艱難地咽了下去。他把玻璃杯放到桌上，但卻沒有鬆手。“他娶的老婆也不是有錢人，那麼你告訴我，他是怎麼得到這一切的？靠朋友們的慷慨解囊？或許吧。不過如果是那樣，你就會感到納悶：他的那些朋友們究竟是些什麼人？而且他們真正想要得到的又會是什麼——你們不會這樣猜測嗎？”他皺著眉頭問我。“你知道那些人是誰嗎？”我問他。“不知道，”他回答著，又喝了一口。“無論他在哪裡得到了錢，他都不會透露的。”鮑比一直在饒有興趣地觀察著列文，看著他變得越來越充滿敵意。“你喝得太多了，列文，”當列文抓著空杯子，又朝侍者示意時，鮑比開口了。列文的眼神裡閃過一絲惱怒。“那關你什麼事？”鮑比很冷靜，他靈活地往前一探身，握住列文的手腕，把他的手拉到白色的台布上。“我們是朋友，記得嗎？出於某種原因，隻要談到富勒頓，就讓你們大家都感到心煩。而你剛剛又點了第三杯，或者是第四杯加蘇打水的蘇格蘭威士忌。”侍者把酒送到了桌前。好一會兒，列文隻是盯著玻璃杯，似乎是在和自己商討，該對它如何處置。“你說得對，”他匆忙地抿了一口，然後放下了杯子。他看著我，搖了搖頭，微笑起來。“你表哥說得對，我是生氣了，不過那和你沒有關係。我剛才說富勒頓是個冒牌貨，那不是我信口開河，他是我見過的最壞的家夥，而且他還總是能夠逃脫其咎。對此我卻無能為力，”他的話裡夾著自嘲的味道。“每一次當我轉回身去，等著我的就會是又一位記者，又一台攝像機和又一位采訪人，他想知道我們將如何彌補寓勒頓的死帶給我們的損失。在我的餘生裡，每一次當我在雜貨店排隊等候付款時，都將看到富勒頓那張偽君子的笑臉出現在那些通俗小報的頭版上，一想到這幅情景，我就會產生一種要吐出來的感覺。”他的手又伸向玻璃杯，繼之又“砰”的一聲把它擱在了桌上。“你們知道我他媽為什麼這麼憤怒？”他發問的時候雙眼放光，兩隻手同時握著桌子的邊緣。“知道真正的原因嗎？因為那個參議員的席位本該屬於我，而不是富勒頓。他拿走了我的東西。所有我該準備的就是進人民主黨的初選。我會獲勝的。你們知道我為什麼沒那麼做嗎？因為我認為那年沒有人能擊敗共和黨在任的參議員，而且我也不想放棄我在眾議院的席位去一試高下。事實是，讓我不加任何掩飾地告訴你們，全部的事實就是我在妒忌那個狗娘養的騙子。”他注視著我和鮑比，嘴邊掛著一個傻乎乎的微笑。“聽起來糟透了是嗎？”他的眼神看上去很是困惑。“他是個冒牌貨，他不相信任何事，可是儘管如此，不知怎的，在內心深處他卻遠遠比我更相信自己。而這一切的根源在於，鮑比，”他說著把臉轉向我表哥，“大學時代我還是個毛頭小夥時，我想做個像你那樣的人；而現在我已經完全是個成人了，我又想成為某個像他那樣的人。”議員招呼來侍者，把那杯加蘇打水的蘇格蘭威士忌交給了他，然後要了一杯咖啡。“既然我不再貪杯了，”他一邊說著，臉上露出開朗而又自然的微笑，“我能幫點兒什麼忙嗎？”我提了一個最顯而易見的問題：“你知道什麼人早就希望富勒頓死嗎？”他又開始微笑起來。“如果你問我是否認識某個希望他活著的人，我的回答倒是會相對短一些。可是對你的問題我隻能這樣回答，任何一個認識他的人都希望他死。現在，如果你問我是否能想起某個可能會跟他的死有牽連的人，那麼我想我不得不給你一個否定的回答。”“如果他還活著，他將會擊敗馬歇爾，成為下一任州長嗎？”列文回答得很乾脆。“我認為那不會有什麼問題。有些事你得理解。認識富勒頓的人，我是說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全都恨他。他就是我說的那麼個家夥。但是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或者隻是在某次政治活動中見過他的人，卻都愛他——那種愛的方式，就像是你去愛某個你並不了解的人，某個你視為偶像而崇拜的人，某個你可以把他想像成符合你所有期望的人。他就像一麵偉大的具有魔力的鏡子，在這麵鏡子裡，你經常看到的隻是你自己最好的那些方麵。我曾經看到過他在一個禮堂裡，麵對著數以千計的群眾演講：現場的每一個人仿佛都以為，他隻對著自己一個人說話；而且因為他說過的話，所有人的自我感覺都更加美好。這個人將打敗馬歇爾成為州長嗎？答案是毫無疑問的。”“那麼，如果他獲勝的話，他會不會競選總統？”“總統是這麼認為的。在富勒頓競選州長之前，總統確信奧古斯托·馬歇爾將會是下一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他爭取連任時將會與他競爭。而當富勒頓一加入進來，總統就馬上意識到，將會出現一個不同的共和黨候選人，而且，他，總統還將不得不在政黨內部為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戰鬥。”“富勒頓會戰勝總統嗎？”列文眯起眼睛凝視著，那眼神看上去似乎在費勁地盤算著什麼。“結果不是那麼明朗，”他終於想完了，“那將會是一場艱苦的戰鬥。不，不是艱苦，而是很殘酷。他們彼此痛恨著對方。我想那是因為他們也同樣了解對方。你知道，他們有很多共同之處，”他的微笑裡帶著憤世嫉俗的嘲諷。他又想起了什麼。“就在富勒頓被殺之前，我開始聽到一些謠言，傳說總統身邊的一些人在給馬歇爾送情報，據信那些情報很有殺傷力。”“哪一類的情報呢？”我往前傾了傾身體，問道。然而這就是他知道的全部。當我問他能否找到什麼途徑把它搞清楚時，他告訴我那種事情可不是現在任何人會去談論的話題。我有一種感覺，他並不想去打聽。“如果富勒頓對他有那麼大的威脅，你認為總統有沒有可能和……？”列文把一隻手放到了嘴巴前。我能感到他頜骨上的肌肉來回運動著。他的眼睛看上去那麼疲倦。過了一會兒，他垂下手，一個悲哀的笑容掠過他的嘴邊。“我們不應該去設想那類事情有可能發生，對嗎？”這是我將得到的全部的肯定答案，它透露給我的信息或許遠遠超過我想要了解的。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得問。“州長怎麼樣呢？”“你是說，像發生在首席檢察官身上的那樣？”又是關於奧古斯托·馬歇爾第一個政敵的偶然死亡，這是我第二次聽到某個人提起這件事。“他是死予自然原因，”列文一邊說著，一邊看了看手表，暗示我們該離開了。“如果你想了解任何關於州長的事情，你應該做的就是去見希拉姆·格林。”希拉姆·格林是何許人也，我對此一無所知。不過，我非但沒承認，反而點了點頭，做出一副好像自己已經知道的姿態。出了餐館，我們跟裡奧納多·列文道彆之後，鮑比站在人行道的邊上，用鞋底蹭著馬路牙子。“他說，能在初選中獲勝並得到參議員席位的本該是他，而不是富勒頓——你記得他說這話嗎？”他問完以後，搖了搖頭，“他不會有獲勝的機會。”我們開始沿著街道，走向格蘭特大街儘頭的那座大門，踏上離開唐人街的歸途。我從議員那裡沒能了解到很多有幫助的東西。鮑比把手放到我的肩上，想讓我高興起來。“想讓我給你講講希拉姆·格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