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阿爾伯特·克雷文向我發出邀請時，他同時為自己沒有早些和我聯係而表示了歉意。他堅持說，那不是因為他對這個案子以及我正在著手的工作不關心，而是因為他不得不集中精力處理一件特彆複雜的民事案件，完全沒有時間關心彆的事情，所幸現在終於結案了。我正往他辦公樓的人口處走去，卻看見前麵不遠的地方停著一輛加長轎車，克雷文正從搖下玻璃的車窗裡伸出手來招呼我。“我想我們可以到我的鄉村俱樂部共進午餐，”我上車時他親切地對我說道，然後拍拍司機的肩膀，“麥塞德湖。”他陷進鋪著長毛絨的真皮座椅裡，開始說些什麼，然後又搖了搖頭，在衣服口袋裡摸索著，像在尋找什麼東西。“哦，在這兒，”他一邊說著，一邊從西裝外衣的左口袋裡掏出一張小紙片。他戴上眼鏡，研究著什麼人寫下的字條。“這是我臨離開辦公室時接到的，”他解釋說。“地區檢察官打來電話，留下口信說，他和你說過的事是認真的，如果你願意進一步和他討論的話，就儘快給他回電話。”聽完這話我臉上的反應讓克雷文一時摸不著頭腦，他禁不住問我：“他的做法讓你覺得可笑嗎？”“我們走進會議室，他對湯普生法官說，決不做任何抗辯交易。我們一離開法庭，他就告訴我忘掉他對法官說過的話。兩分鐘之後，他走出去在走廊裡，向全世界承諾，審判將會如期進行，不過那也隻是為了履行處以死刑前的法律程序。而現在，顯然他剛回到辦公室，又打來電話讓我知道，我不必拿他對彆人說的話當真。”克雷文的嘴邊露出一個會意的微笑。“‘哈裡伯頓，半心半意的家夥。’他總是這樣。他無論說什麼都是為了追求某種效果，而不是因為他真的想那麼說。他想要利用這個案子得到一切他能夠從中獲取的東西。但是那並不意味著他接下來要花上幾個月的時間在審判中一決勝負。”我糾正了他的說法：“三個星期。”“用三個星期來審判一樁謀殺案？”他很吃驚，但片刻之後，他便確信自己明白了其中的緣由。“哈裡伯頓說得用更長的時間，而湯普生回答那不可能。我說的對嗎？”他問我，顯然很想知道自己是否猜對。我告訴他事實的確如此，他聽了之後滿意地笑了。“他們真的互相敵視，”他對我解釋道，顯然他對兩人的這種狀態並不感到遺憾。於是，我問他這兩個人為什麼相互敵視。他朝我這邊傾了傾身體，臉上閃過一絲狡黠的笑意。“他們相互敵視了這麼多年，以至於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但是我卻非常清楚。多年以前，他們倆剛從法學院畢業，一起在地區檢察官的辦公室開始工作。和其他任何一個新任地區助理檢察官一樣，他們從處理輕罪訴訟起步。幾個月以後，哈裡伯頓得到提升，開始處理重罪案。而湯普生卻不得不等了一年多。”克雷文凝視著窗外。此時，加長轎車正穿過行人車輛，行駛在出城的路上。我等待著他回過頭來，接著把哈裡伯頓和湯普生為何相互蔑視的故事講下去。可是等他終於轉過身來，他卻開始談論起天氣。“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兒？”我問道。仍然等待他說出下文，“為什麼他們彼此之間這麼敵視？”“我剛才告訴過你，”他聳了聳肩。“哈裡伯頓先得到了提拔。”“就為這個原因？”我忍不住問。“這就是全部的理由？”他打量著我，表情裡有一種無奈的仁慈，像是對傻話、蠢事，甚至可能是人類的罪行所抱有的那種悲傷的聽之任之的態度。“當你認真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會發覺它的確相當嚴重，”他提示著我。“湯普生和哈裡伯頓兩人都是野心勃勃的年輕人，而就在他們事業的起點，更確切的說，是人生的起點，其中一個被認定比另一個更優秀。”克雷文靠近我一點，搜尋著我的目光。“你怎麼想像湯普生當時的感受？如果是你，你會有什麼樣的感受？難道你認為自己不會對此心懷怨恨，不會認為不公平，甚至可能比那更糟：一次出於偏袒的活生生的教訓？不過現在讓我們換個角度來考慮。你如何猜想哈裡伯頓當時的感受？你認為那對他產生過什麼影響，使他變得更謙虛，更少些野心，不總是那麼勝券在握、急功近利嗎？你已經見過他了。你認為那件事就絲毫沒有影響到他對湯普生的看法或是他對待湯普生的方式嗎？在我看來，任何一個在那時目睹此事的人都不難猜出，這兩個人將會終生為敵。”我曾經認為阿爾伯特·克雷文是個淺薄而又自命不凡的人，總是不停地忙於搜尋什麼高明的事情，在他那數以百計並無深交的朋友麵前誇誇其談。但是現在我開始發現，他對人類的本性有一種洞察力，這種洞察力完全不同於他通常扮演的那個人物身上所時常表現出來的那種膚淺的樂觀。麥塞德湖到了。克雷文告訴司機兩小時後回來接我們。俱樂部門前的旗子在正午的微風中輕輕地飄動；和加利福尼亞其他所有俱樂部一樣，這家俱樂部前麵的旗子也降到一半，以表示對傑裡米·富勒頓的懷念。這是一座一層的木質結構建築，長長的，但並不高。從這座房子離我們較遠的一邊，隱約傳來一陣斷斷續續的說話聲，是幾個剛打完高爾夫雙打的人，正從十八洞的場地走回存衣問。他們邊走邊計算著總分，腳上的高爾夫鞋踏在瀝青路麵上，鞋釘敲打出一陣悠閒的節奏。每個人都認識阿爾伯特·克雷文。我們穿過咖啡館大小的飯廳，朝阿爾伯特的桌子走去。那張桌子，即使不全部歸他所有，也總是為他虛位以待。一路上我們不得不停下來六次，和他的老朋友們逐一寒暄上一兩句。因為是在平日上班時間，餐館裡的客人還不到一半。如果裡麵有一位不到四十歲的男人，那麼他一定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惟一能看見的女人是那些中年女侍者，她們正在不緊不慢地做著手邊的日常工作。酒吧裡還能看到兩個身著羊駝毛毛衣的灰發男人，在那裡來回傳遞著骰子盅打賭喝酒。要不是這個酒吧的存在，這兒看起來就是一個退休者之家的大餐廳。阿爾伯特·克雷文的桌子在房子的遠角，從地麵直通到天花板的那些窗戶的連接處。那張桌子屬於他已經不止四分之一個世紀了。窗外，極目向遠處眺望，陽光照耀下綠色的高爾夫場地縱穿過樅樹和柏樹的樹林。遠處，一個獨自打著高爾夫球的人，手臂越過肩頭放在身後，兩手緊緊抓住又長又細的球杆，觀察著一隻球飛出去的路線。太遠了，我根本看不到球飛到哪裡去了。“從哪個地方望出去，你看到什麼了？”克雷文給我們倆點了兩杯酒後，問道。“你的意思是說除了一個高爾夫球場以外嗎？”“對，的確隻有一個高爾夫球場，那是每個人都能看見的。我問的是個相當愚蠢的問題，是吧？看看這個房間周圍。他們都是常年來這兒，打高爾夫，吃午飯，喝酒，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而且是相當多的一部分人，他們散布著軼聞，編造著謊言，提醒著自己已經擁有了多麼偉大的生活。這兒沒有一個人能告訴你，就在那兒，”他說著指了指遠處，在那邊的場地上，那個剛剛把高爾夫球打進球洞的人正吃力地往上走著。“在傑裡米·富勒頓還有鮑比·肯尼迪在加利福尼皿被謀殺之前，就在那個地方，還曾有過一位美利堅合眾國參議員被槍殺。”女侍者給我們送來了酒。克雷文直呼其名，表示了謝意，又看著她走遠。“這是個好女人，”他邊說邊喝了一口酒。“嗯，”他接著說下去，臉上滿是光彩，“我想你無法真的去責備任何人健忘，那得追溯到幾年前。”想到他正要說的話，他的臉上已經露出了微笑，“幾年前，不，再往後退幾年。實際上是在1859年，在美國內戰之前。更精確的說，9月13號。那時這兒當然還沒有高爾夫球場。”他說話的語氣讓你覺得，仿佛你要聽到的是一個隱而不宣的秘密，如果它被廣而告之，就會降低作為知情者的價值。“那時這兒什麼都沒有。在舊金山和聖馬特奧兩地的這個交界處，隻有這個湖。我猜這正是他們選擇此地的原因：偏僻，或許還因為，假設當局試圖阻止他們的行為，這個位置也會在確定權限時造成某種技術上的困難。你看，確切地說，它不是一次謀殺，而是一次決鬥，加利福尼亞這個地方的最後一次持槍決鬥。它是一次決鬥，信不信由你，決鬥的雙方是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大衛·S·泰利和參議員大衛·布羅德裡克。他們倆都是民主黨人，不管我的那些共和黨的朋友如何認為，這一點卻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參議員布羅德裡克反對南方蓄奴製，而法官泰利則站在加利福尼貶民主黨內讚成蓄奴製的那一邊，就是後來被稱做‘騎士’派的那些人。”克雷文停下來，又喝了一口酒，他那雙淡藍色的眼睛睜得很大。“法官似乎已經成為那些人當中的一員，他不得不和他們一起不斷地推波助瀾。他已經無法控製自已。他不得不開始製造輿論，不斷地詆毀和反對蓄奴派；而參議員明顯地站在右翼，把法官叫做‘可憐的倒黴蛋兒’。這一下子強烈刺激到了法官那特殊的南方人的敏感。他向參議員發出挑戰。要進行一場決鬥。後來，有一些人斷言，決鬥雙方的手槍是由法官的一位同事提供的。參議員的那把槍使用的是微動扳機（一種能對極小的壓力作出反應的扳機。），這樣就會導致過早開火。不管事實是否如此，惟一能斷定的是法官的那支手槍完全好用，那天清晨參議員就死在那支槍下。1859年9月13號，在外邊的那個地方，就是那個人準備推球進洞的地方。”“那個法官後來怎麼樣了？”我凝視著窗外遠處綠地上飛舞著的紅旗，追問他。“為了他的信用，或者是為了他的不守信用，這取決於你如何看待這些事，他對自己擁護的事情還算忠誠。南北戰爭爆發的時候，他加入了南部聯軍，在軍隊中升到了準將軍銜。我不了解他在戰爭中的實際作為。不過他幸存下來，最後回到了加利福尼亞，隱居在斯多克頓。”停了好長一會兒，克雷文又想起了什麼。“整個這件事情突然有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轉變。泰利一定是對暴力有著超乎常人的嗜好，或者也可能是對政府懷有非同尋常的憎恨。1889年，恰好在他槍殺參議員三十年後，他又企圖向一名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開槍。斯蒂夫·費爾德法官在他那個年代相當有名，他在蘭茨洛普火車站遭到了襲擊。不過，這一次泰利沒有得手，他被斯蒂夫·費爾德的保鏢開槍打死了。”女侍者來到桌子旁，拍了拍克雷文的肩膀。“你需要菜單嗎？”她微笑著問克雷文，那笑容裡透著對老朋友的感情。“瑪格麗特，”他邊說，邊拍拍她的手，“我想讓你認識一下約瑟夫·安托內利，他將會和我們待上一段時間。”我們相互打過招呼後，她對我眨了眨眼，給了我一個忠告，“彆讓他勸你喝青豆湯。”“可我總是喝青豆湯，”他表示抗議，還用肩膀輕輕地頂了頂她的髖部。“那好吧，”他飛快地瞥了我一眼，繼續說道，“我還點青豆湯，不過你可以給他來份漢堡包。安托內利先生喜歡漢堡包勝過一切。”克雷文注視著她沉靜地緩步走向廚房，眼裡流露出一絲渴望的神情。“二十年前，她最早來這兒工作時，男人們為了能和她共度一夜，情願離開自己的妻子，”他把眼光收回來，落在我身上，“其中一些人得到了這個機會。”我向後靠了靠，審視他片刻，然後問他：“你一直愛著瑪麗薩，是嗎？”克雷文挑了挑眉毛，回答道：“是的，瑪麗薩。你知道，她是我最喜歡的人之一。不過現在，我擔心你會把她偷走。”他迅速地從桌子那邊伸過手來，抓住了我的手腕。他的手很柔軟，也很光滑，沒有一個老繭或是什麼堅硬的邊緣。“不，我是在開玩笑。我們是老朋友，瑪麗薩和我。如果說我對她懷有某種近乎父愛的感情，那是因為，嗯，那是因為她比我認識的大多數其他女人要更耐人尋味得多。”他皺著眉，似乎在考慮自己剛才說過的話。“那還不完全對。我認識的其他女人，我知道她們當中相當多的人——”他向我保證，“都很優秀，儘管剛才我說過那樣的話，但是我得說她們真的都很引人關注。但是瑪麗薩——真的相當令人吃驚，有時當你想到她究竟有多麼與眾不同時，你會發覺她是這些女人當中惟一一個完全沒有欺騙性的人。”這番話看來接近他想要表達的意思，這一成功使他很高興。他在椅子邊上拍打了一下。“我真的認為她是我認識的所有女人裡麵，惟一一個年齡超過三十五歲，至少沒做過重要的整形手術的人。你知道嗎，”他接著說下去，嘴唇鼓成圓形，撮出一個滑稽的笑。“我那些所謂的朋友中，大多數都有一家他們常去的私人醫院。我想那裡甚至還為他們設置了一個急診室人口，以便他們每個星期天晚上或是星期一早晨去整修他們周末發生的故障。千真萬確！”他微笑的眼神裡閃動著嘲諷的愉悅。“你認為這些人為什麼總在給醫院捐款？他們是被敲詐才不得不這麼做的！”他得意地大聲笑起來。“我喜歡瑪麗薩，”他說著，突然變得非常嚴肅，“她可能是我惟一真正喜歡的人。是真的嗎？我很想知道。是的，嗯，或許是的。”他的眼光在房間四周逡巡著，好像在尋找某個能給他肯定答案的人。然後他把目光收回來，看著對麵的我。“我想一定是因為錢。”“錢？”我不解地問。他重又開始掃視整個餐廳。“現在到處都講錢，”他的意思有些含糊。這時他不再一臉嚴肅，麵部表情重又洋溢著一種興奮和愉悅，那種神情和前一刻他給我講關於私人醫院和夜間美容手術的那些故事時一模一樣。“那恰好就是瑪麗薩不同於我的大多數女性朋友的另一個方麵。這個城市裡的女人，好吧，我們不妨這麼說，她們共同擁有著一種奇妙的本能，可以輕易看破男人們的虛榮心。那些上了年紀的有錢男人，我想你能理解。她們運用這種本能去實現目標的方式，真是相當精明。她們不隻是吸引那些老男人，而是要設法和他們結婚，因為她們嫁的男人總是老得不成樣子，不久就會死去，並且還會把巨額財產留給她們。我沒法告訴你，我是多麼欽佩這一切當中所包含的絕對智慧。想一想，她們獲得了自己的社會地位，因為她們仍然沿用丈夫的姓氏，這一點當然無可厚非；而且，除此之外，她們還得到了她們想要的一切，因為現在，她們理所當然地繼承了已故丈夫的財產。最絕妙的是，總是還有其他老富翁可以嫁。當然，當她們再嫁時，”他故作神秘地又補充一點，“她們會同時保留前任丈夫和現任丈夫的姓氏。我的意思是說，為什麼要放棄作為一個名人能得到的顯而易見的好處呢？尤其是，一個代表著富有的姓氏？過一段時間，”他輕蔑地哼了一聲，把身體仰靠到椅子裡，兩隻手也隨之搭在膝蓋上，“你就會納悶，一連串的婚姻中的某個情節是不是做了什麼手腳，是不是總在努力尋找結婚機會！”克雷文的眼睛眨動著，就像外麵飛舞的旗子。過了一會兒，他抽動了一下他那小小的、幾乎看不出來的下巴。“瑪麗薩就完全不是那樣。她自己賺錢。”一絲微笑浮現在他的嘴角。“你不知道她很有錢是嗎？是啊，你當然不會知道。錢可不是她願意談論的事兒。很好。嗯，是的，她很富有。而且絕對不是從她丈夫那兒得到的這些錢。離婚之後，她自己開始創業，沒依靠任何人的幫助，就憑她自己的天分。她開了一家服裝店，最初店麵很小；之後，她開了一家大服裝商店，再後來，又開了另外幾家大店，現在，她已經擁有了一個完整的服裝連鎖店。”“一個完整的服裝連鎖店，”我目瞪口呆地重複了一遍。“她提到的好像是個商店，叫‘肉體之路’。”克雷文大笑起來，然後他說出了一個名字，那是瑪麗薩的服裝連鎖店的名字，它的確非常出名。我並不能確定，這是否會使她更令人好奇，或是更富有魅力；我能夠確切知道的，是和她在一起時我曾出乎意料地變得那麼輕鬆，而此刻我卻發覺她似乎和我印象裡的那個人並不相同。我奇怪地產生了一種被背叛的感覺，仿佛我此刻聽到的事情是她本該告訴我的；我想知道她之所以瞞著我，是否因為她認為如果我知道了她有多少錢，可能就不會那麼喜歡她了。女侍者給克雷文送來了他的青豆湯，又在我麵前擺上了一隻盤子，裡麵是一個漢堡包和一小堆涼拌卷心菜。她先替克雷文把餐巾塞進領子裡，又幫他抻開，遮好他的襯衫和領帶。顯然，這是她常做的事兒。她做這一切時，克雷文仍然一直在說話，等她弄好了，克雷文也沒有任何感謝的表示。他拿起湯匙，舀了一勺熱湯吹了吹，試探著先嘗了一口，然後有點像被燙著了似的縮了一下。他放下了手裡的湯匙，等湯稍涼一會兒再喝。“從我最早入會那時起，他們就一直沒有改變過菜單。當然，這湯的口味也沒變過。我想他們一定是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前做了一隻巨大的配料鍋，以後隻是不斷往裡麵加點兒料，然後把它攪拌一下，每天多加一點兒。”他又拿起湯匙，重複著那套同樣的動作，不過這次他開始享用了。“今天我在法院外邊碰到了你的朋友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我對克雷文說，“不是偶遇，他一直跟在我後麵。他說他為了某些事情，不得不見我一麵。你能猜到可能會是什麼事兒嗎？”克雷文似乎有些吃驚：“他跟蹤你？”“從法院開始。如果他想和我談談，他為什麼不直接給我打電話呢？”克雷文提示我，那或許是因為我沒有電話，飯店的電話號碼當然不如我自己的打起來方便。這倒讓我聯想到，如果是因為這個原因的話，伯格多諾維奇完全可以像地區檢察官那樣給我留個口信嘛。“你忘了一件事，他曾經當過間諜。我沒法想像他能在電話裡談很多問題。”“甚至不能用電話邀請某個人吃午飯？”克雷文的推測絲毫不能讓我信服。“如果他不想讓彆人知道，他就不會打電話，”他的表情倒一點兒也不像是在開玩笑。克雷文攪了攪他的湯，然後放下了湯匙。“我認識安德烈好多年了，大概是在60年代晚期的什麼時候。他在蘇聯領事館工作，但是他卻相當嫻熟地周旋於各種社交圈。想像一下他那時的風采：比現在年輕些，但是有著和現在一樣的那種老派的魅力。聲音也和現在一樣，那麼圓潤渾厚，富有教養。認識他的人會忘記他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而隻記住他是個俄羅斯人。他談論托爾斯泰、普希金，以及每一個俄國曆史上出現過的偉大作家；但他從不提起馬克思和列寧，而且他也從不談論政治，從來都不。他曾是個克格勃，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我一直相信，他仍然是一個正派而又大度的男人。他在另一邊，就是那樣。可是我認為如果可以選擇，那並不一定是他願意為自己選擇的一邊。”“但是，他的確選擇了陣營，不是嗎？他投誠了。”克雷文把雙手抬到下巴底下，手指相互敲打著，朝窗外望去。他的視線滑過一段長長的球道，注視著綠地上飄動著的旗子，那個地方曾是法官和參議員的決鬥場。“事實上現在隻剩下一邊了，”他冷靜地說道，“他投誠了嗎？誰了解？他說他隻是決定留下來。關於這個人，我能確切告訴你的一點就是：他從不說謊，但是他也從不說出全部真相。還有就是，”他仍然看著窗外，繼續說道，“他從不作出回答，他隻是提出問題，而他的問題似乎就是答案。”克雷文轉回頭來，看著我的眼睛。“比如說，關於肯尼迪暗殺事件的那番話。”我沒有忘記伯格多諾維奇那晚在餐桌上說過的話，還有他說那番話時的情形。“你是指，他提到J·埃德加·胡佛。”“對，就是那樣，”克雷文點了點頭，“他什麼也沒說，對吧？但是他肯定給你留下了一個印象，那就是他似乎說出了什麼。他就是那麼做的，而且他總是如此。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是個風度迷人、充滿智慧的男人。而且，就像我對其他人的了解一樣，我認為他絕對是個擅長隱蔽的天才。要是知道他想和你談些什麼，該是多麼有趣啊！”我們又轉變了話題，開始討論我留在舊金山準備審判期間的工作安排。克雷文不僅付給我律師費，而且負擔我在舊金山的一切費用。他隻有一個條件，不過這個條件是他一再堅持要我必須答應的。我不能告訴任何人他和這個案子有任何牽連，除了他幫助哈邁爾·華盛頓的母親找到律師，以及因為我堂兄是他的搭檔而允許我使用事務所的這兩個事實。另外他告訴我，他會從他在一家歐洲銀行的賬戶上給我開出律師費的支票。“在這個城市裡我的朋友太多了，”這是他給我的惟一解釋。我當然不必去問，不知勞倫斯·戈德曼是否也是其中之一。我們站在外邊等候的時候，那輛加長轎車恰好剛剛開進停車地點。這時，他對我說，雖然他不得不謹慎行事，但是對這個案子他也不一定非得那麼超脫，不管是在這之前還是以後。“我非常了解你在這一行的名氣，我知道你懂得如何打贏官司。不過，這個案子的確不太一般，它牽扯到了太多的人。傑裡米·富勒頓曾影響過很多人的生活，但是那些人對事情的真相並不真有興趣。如果你想有機會查清楚那天晚上發生的事實，那麼對這些人，包括對富勒頓，你都得有所了解。在這方麵我或許能給你某種幫助。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們坐到汽車後麵的座位上時，他又加了一句，“不過，我已經做了。”“已經做了什麼？”我在後麵的座位上伸開胳膊，轉回身去問他。“已經開始試著幫助你。我已經作了安排，”他一邊說著，一邊轉過臉去看著窗外，“讓你見見梅雷迪思·富勒頓，傑裡米·富勒頓的遺孀。”他沒再多說什麼，隻是繼續看著車窗外麵，臉上一副漠然的神情。顯然，他也不希望我再多問。車向前行駛，我們就這麼沉默著，隻聽見輪胎碾過地麵發出的嗡嗡聲。阿爾伯特·克雷文臉頰上柔軟光滑的皮膚看起來不再那麼紅潤健康，而是露出了一種暗淡的菜色，泛著了無生氣的暗灰。有那麼一會兒，我以為他可能生病了；可隨即我便記起，對一個老人來說，一點兒勞累就會使他突然暴露出自己的年紀。他的嘴巴張開著，仿佛他有什麼話要說，不過他又合上了嘴。然後過了一會兒，他閉上了眼睛。我們一直往前開，耳邊回響著輪胎摩擦地麵發出的單調的嗡嗡聲。我猜想他也許已經睡著了。我對自己笑了笑，把頭轉過來，看著我這邊窗外的風景。璃城區越來越近的時候，商店門頭和房屋便開始從我們身邊一一閃過。“我在這座城市裡生活了一輩子，可是現在它仍然讓我感到迷惑，”我聽到他在一旁開始說話，他的聲音又變得驚人地清晰有力。我們經過市場大街，行至鮑威爾街，當我們停在一輛有軌電車後麵等綠燈時，我扭過頭去，看到他一邊說著，一邊衝窗外比肩接踵的辦公大樓做著手勢。“有時候我不敢確信它真的存在，也不能確定那並非是一個夢。你知道，”他接著說道，似乎打算向我解釋一下他的話是什麼意思，“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經曆過1906年舊金山的大地震。其中一位老太太發誓說，當地震過去之後，當晚住在皇宮飯店的恩裡克·卡盧索出現在陽台上，他高歌一曲詠歎調安撫受驚的民眾。而另一位老太太則堅持說，恩裡克出現在陽台上的時候，仍然驚魂未定，以至於當他張口想要歌唱時，竟然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司機把車停在克雷文辦公大樓的前麵，打開車門等候他下車。“和富勒頓夫人的約會是在今晚，”我們往裡走時，克雷文通知我說，“六點。很抱歉時間安排得如此倉促，我已經儘力而為了。明天她就要離開這兒，隻有上帝知道她什麼時候才會回來。”他猶豫了一下，然後又對我說，“彆相信任何人告訴你的那些關於她的傳聞。她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她是個相當了不起的女人。除了她以外，我沒見過其他任何人能像她那樣忍受那些年裡她所忍受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