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意代理哈邁爾·華盛頓這個案子，我就代表他放棄了立刻對他的謀殺罪指控進行審訊，並由大陪審團作出裁決的要求。醫生剛把那顆打進他脊柱附近，險些讓他送命的子彈取出來，手術之後他在醫院裡恢複身體。，我希望他的第一次露麵不是在醫院的房間裡，而是在一個讓他在公眾麵前，尤其是新聞界麵前，看上去不是他們想像的那副樣子的地方。現在，兩周之後，我終於站在法庭上，等待著在一個全國矚日的案子裡首次亮相。地區檢察官克拉倫斯·哈裡伯頓一邊透過玳瑁的眼鏡讀著文件，一邊在主要頁碼的上端折出一個角，然後再開始讀下一頁。當邊門被打開，法警命令大家全部起立時，他絲毫沒有轉移注意力，仍然在繼續。哈裡伯頓的視線一直停留在文件上，直到詹姆斯·？湯普生快走到一半的距離時，他才慢慢地把椅子退後，稍稍欠起身來，算是從技術上完成了起立迎接法官人庭的動作。湯普生嘴裡對自己咕噥著什麼，環視了一眼鴉雀無聲的法庭。這時，法庭裡已經塞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他們將對這起美國三十多年來首次發生的謀殺政府要員的案件加以報道。“提起訴訟，”他說著，衝地區檢察官點了點頭。哈裡伯頓頭也不抬，還在看著。“提起訴訟，”法官又重複了一遍，他灰色的眼睛變得嚴厲起來。哈裡伯頓把一直在看的文件放到一邊，伸手去拿案件的卷宗。“你難道記不住案件的名字嗎？”湯普生很是不滿。可是他的話沒起任何作用。哈裡伯頓拿起文件，故意慢騰騰地站起身來。他係好西服上衣的扣子，又往下拉了拉領帶。他中等個頭，肩膀寬闊，手臂結實。他的鼻子有點兒太寬，而眼睛似乎又隔得有點兒太近，這讓他看起來非常好鬥，甚至可以想像到，這種人如果沒去找茬兒打架，發現自己身陷事端時，心裡就會竊喜不已。“人民訴哈邁爾·華盛頓案，”他大聲宣讀案件卷宗的題目。克拉倫斯·哈裡伯頓手下有成百個地區助理檢察官，由他們負責在刑事法庭提起案件訴訟。這起案子是他三十多年來第一次親自出庭，他竭力使它看起來不逾常規，仿佛這個案子和他每年在辦公室裡處理的上千起案子沒有什麼不同。“謝謝你，”湯普生法官邊說邊露出一個輕蔑的微笑。他轉向法警，“帶在押犯上庭。”湯普生陷進高高的皮椅裡，搖著頭，兩眼注視著天花板。坐在輪椅上的哈邁爾·華盛頓被帶進法庭。他身上穿著標準的粗斜紋棉布囚服，為了顯示法定程序那毫無意義的權力，他的兩隻腳踝被一根六英寸長的鏈子拴在一起。辯護人和公訴人各占一席，他被推到靠近我桌子這邊的位置。我們坐在右邊的桌子前，麵對著法官，緊靠著空空如也的陪審團包廂。我很想知道，當哈邁爾·華盛頓剛被帶進來的時候，地區檢察官的腦海裡閃現過什麼樣的念頭。這就是那個被公開指控犯下了記錄在案的最邪惡的謀殺罪行之一的年輕人，可是他看起來卻一點兒也不邪惡。我想，我看到地區檢察官開始注視他了，仿佛哈邁爾那雙聰慧的眼睛和敏感的嘴使他大感意外。或許這隻是我的想像。可是，如果他臉上閃過的表情不是驚訝，那又會是什麼呢？他坐在那裡準備提出訴訟，而且打算獲勝，他完全不需要花時間去提醒他自己：凶手總是有各種偽裝，最危險的人往往是那些看起來最不可能殺人的人。“你的名字是哈邁爾·華盛頓嗎？”湯普生法官問話的聲音細若遊絲，聽起來讓人覺得它會在憤怒的時刻砰然斷掉。哈邁爾直視著他。“是的，法官先生，”他恭敬地回答道。湯普生從法官席上往下瞥了他一眼，我想，是哈邁爾回答他的語氣使他做出了這個動作。“華盛頓先生，你因被指控犯罪而在本庭接受審訊。這意味著本庭將對你記錄在案的罪行提起公訴。本法官提醒你注意，以便你能為自己辯護。”湯普生挑了挑他纖細的灰色眉毛，把頭稍稍側向一邊。“你聽清楚了嗎？都明白了嗎？”哈邁爾的目光沒有絲毫的遊移。“是的，法官先生。”“現在，在我們開始之前，”法官耐心地說，“我要忠告你，你有權自己選擇一位律師在整個訴訟程序的各個階段作為你的代理人。你明白嗎？”“是的，法官先生。”湯普生又看了看他，這會兒看的時間似乎更長。“我看到你身邊已經有一位律師了。”他很快地看了我一眼，衝我點了點頭，然後低下頭去，看著他麵前已經打開的文件。“約瑟夫·安托內利，”他大聲地念出來。他把目光叉轉向哈邁爾。“你同意安托內利先生做你的律師嗎，華盛頓先生？”哈邁爾表示肯定後，法官就轉向公訴人。哈裡伯頓把手伸進檔案夾，從裡麵拿出一張單頁的文件。“請法庭記錄在案，”他大聲宣布，帶著開始每一件訴訟時的那種例行公事的嚴肅，“我要向辯護律師出示一份經過鑒定的正式的複印件，以提請辯護人進行抗辯，被告人哈邁爾·華盛頓被訴犯有一級謀殺罪。”我沒有勞神去看，就把它反扣在桌子上。“法官先生，”我轉向法官席說道，“被告希望提起無罪申訴。”“準許提起無罪申訴，”法官冷漠地回答道，同時在庭審檔案上做了些必要的記號。“法官先生，我請求準許被告保釋。”當哈裡伯頓想要站起來的時候，他能用足夠快的速度完成這個動作。“人民反對以任何金額保釋，”他大聲地嚷道。“我認為我沒有必要提醒法庭，這是一樁罪大惡極的罪行，或者說，這樁罪行的受害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不，一位傑出的人民公仆。罪行的重大，畏罪潛逃跑的風險，這兩者其中的任何一種，或是二者一並考慮，”他揮動著雙手繼續說著，“保釋，或是庭審前進行任何形式的釋放，都是絲毫不能接受的！”他講話時湯普生一次都沒有看他，直到他講完了，湯普生也沒看他一眼。“法庭將會決定什麼是不可以接受的，什麼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他直視著我作出聲明。“你有什麼想讓我們聽到的嗎，安托內利先生？”“法官先生，被告沒有犯罪紀錄。他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一名學生，也是這所城市的永久居民。而且，正像您所看到的，”我停了停，低頭看看哈邁爾，然後接著說，“他現在還離不開輪椅。在他能重新開始行走之前，還需要幾個月的治療。”我飛快地掃了哈裡伯頓一眼。“逃跑似乎會是個非常嚴重的冒險，法官先生。”法官似乎是富有同情心的，但是這當中有多少是出於他對地區檢察官顯而易見的憤怒，我無法判斷。他猶豫著，好像在竭力下定決心。“我將準予保釋，”他終於說出了決定，“保釋金額為五十萬美元。”“法官先生，”我開始抗議，“這個年輕人沒有錢，他家裡沒有一個人有——”法官舉起手，打斷了我的話。“我相信你還向法庭提交過另外一份文件，安托內利先生？”保釋的問題已經決定，我知道最好彆為一個自己無法改變的事實而爭吵。“是的，法官先生，我向法庭提出過申請——”哈裡伯頓站了起來。“可以到律師跟前說話嗎？”他一邊問道，一邊離開桌子，開始向法官席走來。我們湊到法官席一側，避開滿屋子記者的耳朵。哈裡伯頓對我的申請有話要說，但是他不想當眾開口。湯普生看著我。看到我沒有反對，他揮揮手，示意我們回到各自的位置。“暫時休庭，”他宣布。“我將在會議室接見律師。”我不知道能期待什麼。我曾給地區檢察官寫過兩次信，請求他提供兩位警官的個人檔案——是他們在傑裡米·富勒頓的車裡發現了哈邁爾·華盛頓，之後在哈邁爾據推測企圖逃跑時開槍擊中了他的後背。當這兩封信都石沉大海後，我向法庭提出了申請，要求法庭強製獲得。如果地區檢察官不打算給我一個答複，他得向法官解釋為什麼不願意提供給我為當事人辯護所需的材料。湯普生法官一言不發，朝他辦公桌前的兩把木椅做了個手勢。我們一坐下，他就打開庭審檔案，找到我的那份強製申請，通讀一遍。他的辦公桌有一頭靠在牆上，座椅後邊的牆角裡擺著一個三屜的金屬文件櫃，文件櫃頂上有一個不鏽鋼咖啡壺和兩隻白色的杯子，杯子因為時間太久而有些變色，杯沿上也帶著缺口。就在櫃子的正上方，有一扇罩著金屬網的玻璃窗，一束暗淡蒼白的日光穿過它照進室內。湯普生把申請扔到桌上。“那麼你的問題是什麼？”他問道。我坐在靠牆的椅子上。我開始端詳咖啡壺底被腐蝕成鋸齒狀的邊緣，想知道下一個給它通上電源的人離遭受電刑會有多遠。湯普生惱怒地看著哈裡伯頓。“我得再問你一遍嗎？”“不，你不必問第二次，”哈裡伯頓回答的聲音近乎刻薄。“安托內利先生要我們提供警官們的個人檔案。”湯普生攤開手掌。“我讀過申請了，”他等著哈裡伯頓說出什麼他還不知道的事情。哈裡伯頓散漫地環視著房間，然後聳了聳肩膀，笑了起來。“我們剛好不打算那麼做。”我開始上下地點頭，好像在和著一首歌的節拍，麗在這之前，這首歌我已經聽過一千遍。“你們‘剛好不打算那麼做’？”湯普生把這句話又重複了一遍，仿佛這是他聽到過的最時常被濫用的愚蠢的口頭禪。他拿起一支鉛筆，用上麵的橡皮頭敲打著桌子，臉上浮現出一個嚴肅而又生澀的微笑。“你們‘剛好不打算那麼做’？”“對，我們不打算那麼做。一位美利堅合眾國的參議員被謀殺了，可是安托內利先生卻想在這裡用一點和警方有關的小把戲分散每個人的注意力。很顯然，他已經找到了為其委托人辯護的方式，那就是讓每個人都相信真正的受害者並不是傑裡米·富勒頓而是他的委托人。被告是否犯有謀殺罪和警察局的個人檔案沒有絲毫關係，而前者，我認為，才是我們在這兒的惟一原因！”湯普生法官把鉛筆擲到桌上，猛地坐到椅子裡，轉動著他的眼珠。“‘而前者，我認為，才是我們在這兒的整個原因。’聽著，克拉倫斯，我們倆都知道什麼是你在這兒的原因。但是如果你認為，我將容忍你利用我的法庭開始你的州長競選，那麼你就大錯特錯了！”我低頭看著自己腳上的路夫休閒鞋，鞋上還配有黑色穗頭的裝飾。得給它們擦擦灰了。我把兩條腿伸出來，先用褲邊蹭了蹭其中一隻鞋，然後又蹭了蹭另一隻。湯普生往桌前移了移，把胳膊肘放到桌上。“你以為你是誰？法庭還沒有對這份申請作出任何裁決，你就先宣稱，你不打算按照申請執行，而後你又給我講演一番案件的相關性？”他撿起桌上的鉛筆，開始用橡皮頭敲打著大拇指的指甲，一臉嚴肅地盯著地區檢察官。哈裡伯頓先是不示弱地與他對視，接著，或許意識到他做得太離譜了，於是試圖一笑了之，隻當它是一個簡單的誤會。“讓我們彆再沿著錯誤的腳印走下去了。那並不是我的本意。我想說的是人民反對這個申請，因為——”湯普生把鉛筆一下子扔到桌上。“忘了那個申請吧。”我把視線從鞋上抬起來。“忘掉它。讓我們就在這兒馬上解決這件事。”他轉向我，好像屋子裡隻有我們兩個人。“你為什麼不為你的委托人爭取二級謀殺罪名？”他平靜地問我。“顯然他有受害者的錢包。如果那是一次搶劫，槍在爭鬥中走火，那麼謀殺就是沒有預謀的。這是個不錯的提議。”我抽動著鼻子，想讓自己看上去似乎在思考這個建議。法官不總是喜歡公訴人，對律師通常也沒什麼好感，但是我不記得以前見過類似的情形。他們彼此憎恨。湯普生想利用我多贏地區檢察官幾分。我出庭不是為了公正，而是為了取勝。我就照他想要的做吧。“接受吧，”他敦促我。“你也沒法做得更好了。”“好吧，”我用一種似乎還不太確定的口氣回答他，“您的建議可能是對的。”我直視著他的跟腈。“如果你認為這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那麼，肯定是的，我當然非常願意和我的委托人一起接受這個建議。”“明智的決定，”湯普生說道，他灰色的眼睛裡透著一股精明。他又轉向哈裡伯頓。“那麼我們達成協議了？”地區檢察官看起來幾乎要瘋了。“不，我們沒有協議，”他咬著牙根說，“不會有任何協議可言，除非他的一級謀殺罪名成立，而後讓人民看到他被處以死刑。”湯普生法官閉上了眼睛.搖了搖頭。隻過了一個瞬間，他突然瞪大了眼睛，猛地舉起兩手。“那麼，就這樣了。沒有抗辯交易（指被告認罪以求獲得從輕判決。），沒有從輕判決，什麼都沒有！你想得到你的審判，表演你自己的那一套，好，你會得到這一切的！”他上身筆直地坐在那兒，抓著手裡的鉛筆，把它上下紮來紮去。“關於安托內利先生申請強製獲得的問題——讓我們來看一看，在這兒。”他很快地翻若擋案，找到了他要說的句子。“是的。‘全部檔案、文件、備忘錄、報告，包括（但不限於）關於舊金山警官馬庫斯？喬伊納和格雷奇恩？奧利裡品行表現的警察局官方個人檔案。’”他帶著一種不容分辯的挑釁的微笑，打量著哈裡伯頓。“我覺得聽起來言之有理。申請被批準了。”哈裡伯頓想要反對，但他意識到無論說什麼，都隻會讓事情變得更加糟糕。“我們會儘一切努力，確保你能得到你想要的東西。”安托內利先生他神情冷竣地說道，眼睛一動不動地盯著湯普生。“那是法院的命令！……”法官的回答很簡潔。湯普生用拇指翻動著擱在桌角的一個黑皮鑲邊的日曆，問我們：認為審判會用多長時間。哈裡伯頓搶先回答：“那得用兩個月的時間。”“三個星期，多一天也不行。”湯普生告訴他。“那根本做不到！”地區檢察官抗議了，“三個星期隻夠挑選和組成陪審團。”湯普生還在研究著日曆，頭也不抬一下。“不！……”他宜截了當地回答，唇邊還掛著一個堅定的微笑，“這不可能！……”他合上日曆，宜布了審判的時間。“有人反對嗎？”我們回到審判庭，各自坐回原來的位置上。方才，他們兩人在私下裡毫不掩飾對對方的蔑視，而現在處在眾目睽睽之下，彼此之間卻表現得相當合乎禮儀。湯普生法官問道：“公訴人是否有需要當庭提出的事宜？”“是的，法官先生，”哈裡伯頓回答著，把身體轉到一個合適的角度，以便那些擠在他身後長條凳上的記者們能看到他麵部的側影。“經過在會議室進行全麵充分的討論之後，”他大聲地宣布，“安托內利先生提交的文件已經得到答複。因此，請法庭記錄，我將簡要說明，人民不反對申請——”我不打算讓公訴人看起來比辯護人更理直氣壯。“法官先生，”我打斷了他，“哈裡伯頓先生的話完全正確，因此我請求法庭允許我撤回關於強製獲得的申請。”湯普生法官轉向哈裡伯頓，簡直是充滿了善意。“我假定這是可以接受的。當然，在這個前提之下，剛才在會議室討論過的關於披露文據（指在訴訟前或訴訟過程中，當事人一方申請法院命令他方透露事實真相或有關文件的內容。）的調解，將對雙方具有約束力。”“當然可以，法官先生，”哈裡伯頓回答道。他等到湯普生轉過身去。“那剩下的隻有確定審判日期的問題了，法官先生。”他這麼說，好像法官可能已經忘了這件事似的。他說完之後的表情，好像隻是想儘力幫忙給法官提個醒似的。湯普生低聲嘟嚷了些什麼，把頭轉向我。“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安托內利先生？”“沒有，法官先生。我認為哈裡伯頓先生已經都說到了。”湯普生從法官席上站起來。“休庭，”他一邊宣布，一邊懶洋洋地離開了座位。審判庭開始清場了。一個副執行長過來把哈邁爾從律師席上推走。我隻有很短時間在他耳邊說上幾句鼓勵的話，並且許諾或許明天會去看他。“彆忘了，”他回過頭來大聲說。順著眼角的餘光，我注意到哈裡伯頓正朝我身後走來，像是要離開審判庭的樣子。我開始把那份起訴我的委托人犯有謀殺罪的文件複印件裝進公文包，這時我感到他的手落在了我的胳膊上。“在那種情形下你對自己把握得很好，”他說著，衝那邊點了點頭——湯普生法官的身影剛剛從那扇門裡消失。他低下頭湊近我的耳邊，以免被那些擠在座位之間的過道裡等待提問的記者們偷聽到。“你以前沒在這兒辦過案子，對吧？在舊金山，辦起事來和彆處有點兒不同。”他又湊近一些。“忘記我對湯普生說的話吧。我很願意和你討論一下抗辯申訴的問題。”我把臉轉向他，可就在我轉身的時候，他已經很快地轉身離去，微笑著麵對著記者，推開了大門的木製扶手。他一邊風趣地對他們說著什麼，一邊走向法庭後麵的對開門。我等到他們都走出去之後，才跟上去。外麵的走廊上，在一道刺眼的白光之下，無數台攝像機正對準地區檢察官。我沿著牆根走到人群的後麵，注視著這一切。哈裡伯頓顯然精於此道。隻用一秒鐘他就可以讓自己判若兩人。那種陰鬱懶散的表情已經了無蹤跡，一種熱切而精力充沛的神色洋溢在他的臉上。他已經追不及待地想去回答任何人可能提出的任何問題。他腰杆挺直，就像一個參加閱兵式的戰士。他顯得比剛才年輕，也更加敏捷；他的眼睛裡閃爍著以前不曾有過的光彩。剛才他的聲音遲鈍、散漫，有時幾乎聽不見，除了公開庭審他不得不說些什麼以備記錄在案時，那聲音便是一件用於嘲笑奚落的工具；而現在，那聲音變得親切、充滿活力，而且堅忍不拔。一個具有這種聲音的人會讓自己確信，就算他隻是說話，隻要給他足夠長的時間，他就可以使任何人信服他所說的任何事。被媒體包圍著的哈裡伯頓，看起來甚至比他本人更像是人類的傑作。他運用著一位成功民主政客的精確本能，熟練地從一個瘋狂的詢問過渡到下一個，重複著所有他積累下的詞句和一切沒有價值的表達，不著痕跡地設法使它們聽起來好像以前任何人都沒有說過。作為必要的準備，他甚至還帶來了精心打造的發言稿。“經過全麵徹底的調查，我們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證據——”他從稿子上抬起視線，直視著離他最近的那台攝像機的黑色鏡頭。“在謀殺美國參議員傑裡米·富勒頓一案中，我們已經掌握了完全充分的證據，以爭取被告定罪。”他放下稿子，迎著鏡頭慷慨陳辭。“沒有討價還價的借口，沒有交易，沒有任何事情能阻擋正義的實現。傑裡米·富勒頓死於一次毫無意義的屠殺行為，僅僅因為他錢包裡的東西而遭到殺害。這個案子將進行判決。”哈裡伯頓折起那張單頁的自紙，掃視著麵前攢動的人群。“到審判結束，被告哈邁爾·華盛頓將被定罪，而且人民將要求對他處以死刑。”當哈裡伯頓對我說，儘管他在法官麵前說了那些話，但是他歡迎關於抗辯申訴的協議時，我確信那是他想要表達的意思；而當我看到他在攝像機前的表演，聽到他向全世界宣布訴訟將進行判決時，我同樣確信那些話決非戲言。他不是第一位這樣的政客，或者第一位這樣的律師，這類人更關注自己說話的現場效果，而不在乎他們所說的話是否前後一致；如果有人對他們演說的一致性提出質詢，就似乎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然而我不得不承認，我從來沒見過一個人立場改變得如此之快，或者說，如此頻繁。我走到室外，下午的太陽暖洋洋地照在身上。我突然想起了一個兒時的遊戲，忍不住輕輕地笑起來。我記得那遊戲是這樣的：從一株三葉草上摘下花瓣，懷著一個賭徒對命運的寄托重複著說：“她愛我，她不愛我。”這似乎惟妙惟肖地模仿了克拉倫斯·哈裡伯頓頭腦裡的思維方式。離法院一個街區之外，人行道上行人來來往往。人們趕著去做自己的事情，沉浸在各自隨意的遐想中，或許某些人腦袋裡的想法也和我一樣奇怪。我站在交叉路口等待信號燈改變顏色，然後走上人行橫道。一輛汽車從街角附近疾馳而過，按著喇叭讓我閃開道路。我的心狂跳不止，慌忙跳回到馬路邊。我差點兒迷迷糊糊地被撞死，這真讓我覺得尷尬。我一邊儘量表現得若無其事，一邊竭力屏住呼吸讓自己鎮定下來。我抬起腳打算再過一次馬路，可這時有個人拉住了我。“現在是紅燈。最好等它變了顏色再走。”這聲音像是來自井底的回聲，聽起來奇怪地熟悉。我看看四周，發現自己正和一個人對視著，而且這個人我肯定在哪兒見過。“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他提醒我。信號燈變成了綠色。他抓著我的胳膊肘，開始橫穿馬路。除了完全沒有料到會和他偶遇外，我沒認出他的原因還在於他今天的穿著。在阿爾伯特·克雷文的宴會上，他穿著昂貴的西裝和意大利皮鞋。而這時他穿著一件相當單調的、鬆鬆垮垮的棕色運動夾克，灰黑色的休閒褲，腳上是一雙滿是灰塵的棕色休閒鞋。他沒係領帶，白襯衫的領口敞開著，那件白襯衫看起來也好像連續穿了好幾天了。在阿爾伯特·克雷文的宴會上，他很引人注目；而今天他混跡於人群之中，就像換了一張不會讓人特彆留意的臉。“我在想，不知安托內利先生是否有時間和我一起吃午餐？我一直很想和你談談。”他一直緊抓著我的胳膊肘，直到我們到了路的那一邊。被他抓住手臂時的感覺讓我有點兒不舒服，就好像我被牽引著去往某個地方，但是卻沒人告訴我到底去哪兒。他說話的語氣裡透露出某種東西，讓我意識到我們的相遇完全不是一次偶然。“你在法院嗎？”我轉身問他，趁機掙脫出我的胳膊。“是的。那兒簡直是個瘋人院，是吧？”他停頓了一下，若有所思地點點頭，接著說道，“對，我跟在你後麵出了法院。那裡的人實在太多，沒法交談。”他的眼睛陷在寬臉龐裡，開始閃動著光亮。“你走得比我快。我一直追不上你，直到你遇到信號燈停下來。順便說一句，”他又加了一句，聲音裡帶著一種警示的味道，“如果不是僥幸，你可能已經被撞死了。”他的語氣聽起來很誠懇，我為自己前一刻的不愉快而感到後悔，他隻是幫我過馬路而已。“我很願意和你共進午餐，”我很抱歉地答複他的邀請，“不過我已經另有約會。事實上，”我往前看了看，又說了一句，“我正往那兒趕呢。”伯格多諾維奇禮貌地微笑著，但是失望，或者是什麼更甚於此的東西，從他的眼睛裡倏忽飄過。他又抓住我的胳膊，這次不是抓住我的肘關節，而是用一種驚人的力量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腕。“我一定得和你談談，安托內利先生。那太重要了。”他匆匆地向我點了點頭，然後放開我的手腕，不等我回答，就轉身消失在人群中。我注視著他的背影。他突然堅持要見我，離去時又唐突又生氣，這兩者都讓我感到十分驚訝。我開始沿著街道往前走，一邊猜想著什麼事情會如此重要。在阿爾伯特·克雷文家的那個晚上，他給我留下了一個奇怪的印象：他似乎想讓我知道什麼事情，而又不想在彆人麵前告訴我。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為什麼要等上兩周，為什麼覺得有必要在庭審後等我，而不是拿起電話直接找我？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是我遇到的又一個比較耐人尋味的人。不過，我開始納悶，他是不是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