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伯特·克雷文住在馬裡納市，他住的那條街對麵，有一個草木蔥鬱的小公園和一片窄如細條的沙灘。沿著海岸再過去幾個街區，幾條白色的小船在一個灰色水泥船塢裡懶洋洋地來回擺動著。朝另一個方向望去，一艘豎著黑煙囪的貨船正冒著蒸汽從金門大橋下麵駛過，駛向太平洋彼岸的某個地方，或是地球另一邊的某個地方——在那裡，舊金山這座城市，就像麥加或摩洛哥城，是另一些人的夢想之地。這是一座塗著淺黃色水泥的房子。當我站在房前的台階上時，開始後悔接受了來這兒赴晚宴的邀請。現在是星期六下午的傍晚時分，陽光燦爛，空氣乾爽而潔淨。我寧願獨自一人在城裡轉轉，也不願意和陌生人坐在一張餐桌旁，參與那些毫無意義的閒聊；那種形式的交談，雖然通常被看做是文雅的社交，但卻常常使我感到緊張而又局促。沒等我按響門鈴，門就打開了。阿爾伯特·克雷文紅潤的臉龐看起來容光煥發。“我還擔心你可能決定不來了呢。我隔著窗戶看到了你。”他拉著我的胳膊，一邊說著，一邊把我讓進屋裡。我是最後一個到的，克雷文微笑著把我介紹給已經聚在客廳裡的其他客人。羅伯特·桑德斯——或者說桑迪，他堅持讓我這麼叫他——六十歲出頭，不過試試他和彆人握手時的力度，你就會感到他把自己保養得很好。根據克雷文在一旁喋喋不休的介紹，我了解到桑德斯是一個投資銀行家，他對幾家啟動規模很小的公司做了風險投資，隨著這幾家公司在高科技工業領域的崛起，他也因為持有大量股票而獲得了豐厚的回報。桑德斯有一雙充滿智慧的黑眼睛，當他講話時，會用儘可能少的詞來闡明自己的觀點。看來，他是個習慣於節省時間的人。而他的妻子納奧米，卻一點兒也不具備她丈夫那份從容和一絲不苟。她長著一雙深陷的大眼睛，高高的顴骨棱角分明。當她向我伸出手時，臉上掛著生硬的微笑，看上去讓人感到畏縮。她確信我們以前沒見過麵，而我顯然也不太可能是她想要結識的人。“看，我今晚約了她；”當我鬆開納奧米·桑德斯不怎麼熱情的手時，克雷文又在一旁宣布道。露絲·溫斯洛普臉上帶著一個精明的微笑，從拄在身前的黑漆藤杖上，抬起她那滿是紅點和皺紋的手，用一雙衰老的黏糊糊的藍眼睛打量著我。99csw.“彆讓阿爾伯特騙你，”她的聲音聽起來比我預料的要有活力，“我對他來說年輕得多。”“他們說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英國船長(1540-1596)，1577-1580年做環球航行。）最早乘船來到海灣時，她就已經在這兒了，”克雷文一邊把我從客廳的這邊帶到那邊，一邊壓低聲音高興地和我耳語。“在某種意義上，她代表著老舊金山，”他又加上一句，“她憎恨那些新貴，當然包括每一個二戰後發家的人。她肯定厭惡納奧米·桑德斯。”他停頓了足夠長的時間來賣個關子，“當然，這就是我同時邀請她們兩位的原因。”克雷文緊接著又把我介紹給一對夫婦，看他們倆的長相，與其說是夫妻，不如說更像兄妹。查裡斯和達娜·亨德裡克都有一張友善的圓臉，手和腳都長得很小。他們經營著一家藝術畫廊，而克雷文顯然足他們的常客。和亨德裡克夫婦寒暄之後，我又認識了克雷文公司裡的一位年輕合夥人克裡夫德·奧弗貝科和他的妻子南茜。克雷文用恰如其分的寥寥數語，為我描述出每一位客人的突出成就中不可錯過的精華部分，爾後活鋒不著痕跡地一轉，把我介紹成一位將要處理舊金山最有名案件的著名律師。這完全是溢美之詞，奉承得體又誠懇。可是克雷文就是有這樣的天賦，他使你感到，你遠比實際的你要重要得多，你或許當真低估了自己的成就。他能激發起你的虛榮心，使你認為自己在討價還價時表現得過於謙虛。克雷文拉著我的胳膊，把我引到一位男人麵前。這個人塊頭很大，但有點兒駝背，幾綹稀疏的灰發梳理得很整齊，伏貼地覆蓋著他泛著光澤的頭頂。他前額的右上角有一處奇怪的鋸齒狀疤痕，似乎他小時候曾被從高處扔下來過，或是年輕時遭受過無情的暴打。他有一張豐滿的臉，第一眼看上去，你會以為他是一個行動遲緩昏昏欲睡的人。我之所以說這是第一印象，是因為一旦他用那雙能洞察一切的藍眼睛盯著你時，你就會明白你是站在什麼人的麵前——他的頭腦和你可能遇到的任何人一樣敏捷。他手裡拿著一杯酒，正和一位女士聊得起勁兒，他們顯然剛剛認識。她的眼睛又大又黑，鼻梁挺直，一頭烏黑發亮的秀發緊緊地綰在腦後。她的頭高高揚起，嘴巴似乎隨時會發出笑聲。她個子很高，手指修長而優雅。她站在那裡，把身體的重量放在一隻腳上，而不是保持兩隻腳的平衡，那姿勢就像一個芭蕾舞女演員在休息。她看上去很有味道，洋溢著一種異國情調，就像從高更的油畫裡走出來似的：像是那些南部海島美女中的一位，眼睛如絲綢般光潔，優雅迷人，比任何一個文明教化的產物都更顯神秘。“約瑟夫，”克雷文的雙眼熠熠閃光，“請允許我介紹瑪麗薩·凱恩。瑪麗薩是一位非常棒的餐桌夥伴。我想你們兩位會有很好的話題。”“你好，約瑟夫·安托內利，”她向我伸出手來。我一直注視著她，握著她的手，捕捉著她眼中的笑意，直到克雷文開始給我介紹站在她旁邊的男人。“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克雷文說道。“安德烈，”等我終於轉向他時，他繼續說下去，“是——我想我應該說，曾是——一個俄國間諜。”我瞥了克雷文一眼，想看看他說這話是否當真。然後我再次看了一眼我眼前的那副惹眼的身材。我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克雷文剛才所說的話可能是真的。伯格多諾維奇對此加以否認。“阿爾伯特說的話不是真的。我不是間諜。”他的聲音低沉渾厚，有很強的共鳴效果，好像是從我四周發出來的似的。他飛快地瞥了一眼瑪麗薩·凱恩。“我從沒做過問諜，”他向她保證道，他的語氣裡充滿著某種逗樂的滿不在乎，對那種人而言，真相和謊言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麵而已。“我不過是曾在蘇聯領事館當過一個下級官員，”他轉向我解釋說，“阿爾伯特喜歡誇大我的重要性。”用餐的時間到了。餐廳夾在客廳和廚房之間。客廳在前，能看到海灣的風景；廚房在後，廚師們已經在那個地方忙了很久；而餐廳裡卻沒有窗戶。一盞枝形水晶吊燈懸掛在鑲嵌著鏡子的四壁之間，用來彌補自然采光的不足。無論你往哪兒看，你看到的都是自己無休無止的重影；而這個房間的大小，僅夠放下一張供十二個人使用的餐桌，那種感覺就像是把一位特權人物置於中心，他的每一個手勢都成為雲集在他身邊的崇拜者們紛紛模仿的範本。餐桌上擺放著法國裡摩日出產的瓷器，沃特福德的水晶飾品，還有從倫敦拍賣會上買回來的有兩百年之久的銀器。待每位客人就座之後，克雷文熱情洋溢地宣布，晚餐是由安格魯·戴爾弗蘭克為大家準備的，他是當時城裡最受關注的餐館的廚師，毋庸置疑也是一家最貴的餐館。他拍拍夾克兩邊的口袋，仿佛把什麼東西放錯了地方，然後把手探進衣服裡麵，掏出一張仔細對折起來的小紙片。“在這兒呢，”他一邊說著，一邊戴上眼鏡，“這是菜單。”他的口氣就像律師在宣讀一個富翁最後的遺囑，而他麵前的聽眾就像一屋子滿懷期待的繼承人。每宣讀一條，你都會聽到一聲歡呼的喘息；緊接著又會聽到不好意思的笑聲。我被安排坐在瑪麗薩·凱恩旁邊。克雷文朗誦到一半時，她低聲問我：“你為什麼笑？”“我隻是在想午飯時我吃過的東西，不知道克雷文念的這些是否也那麼可口。”我輕聲回答她。克雷文念完了晚餐的菜譜，他把那張紙放到桌子上，摘下眼鏡，然後轉向早已站在廚房門邊的女仆。她是一個白種女人，很年輕，而且相當漂亮。女仆轉身打開廚房的門，從她身後飄進來一股熱騰騰香噴噴的氣味，裡邊混合著各種不同的氣味。餐桌周圍的每一位客人，都試圖最先判斷出每一種味道來自何物，他們仰起的臉上都是一副專注研究的神情。“你中午吃了什麼東西，會讓你這麼喜歡？”瑪麗薩的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手指相互交叉在一起。她抬起下巴，等待著我的回答，嘴唇邊掠過一個奇怪的表情。好一會兒，我什麼也說不出來。我和她對視的時間越長，她的眼睛似乎就變得越大，最後，我惟一能看到的就是我自己的一張小小的照片正在回望著我。“一個漢堡包和一杯巧克力奶昔，”我往後縮了縮，回答道。她的眼睛亮了一下，一個微笑飛快地在她寬寬的嘴邊蕩漾開來。“安托內利先生，這就是你更喜歡的東西？你甚至可以為它們放棄今晚我們要在這兒享用的美味？”這是一個簡單而又直截了當的提問，可是從她的嘴裡說出來，就像是一個挑戰，一個邀請，邀請你做點什麼離經叛道的事情。我試著投桃報李。“我打賭你也會這麼做。”她的頭微微地擺了一下，嘴角輕輕一顫。“你得提出要求啊，”她說。我本沒有想到這個，完全出於一種本能。“你願意離開這兒嗎？”我開始了發問，同時伸手去拿腿上的餐巾。“安托內利先生。”我把頭轉向桌子另一側。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正禮貌地向我點頭致意。“我對你的案子很感興趣，或許你能給我們說點什麼。”坐在他旁邊的納奧米·桑德斯突然舉起雙手。“現在我想起來了！”她大聲叫道，聽起來很為自己感到高興。“你是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她大聲宣布，仿佛她自己不知怎麼發現了這個公開的事實。伯格多諾維奇看著她，覺得很有趣，但也稍微有點兒窘迫。“你就是那個叛國的人，”她嚷著，瞥了一眼餐桌周圍所有人的反應。“我看到你在電視上接受采訪，你以前為克格勃工作，對嗎？”那個女仆和另一個比她還年輕的女子一起，悄無聲響地開始給客人布第一道菜。伯格多諾維奇揮揮手，試圖表示她剛才說的話不值得理睬。“我恐怕你把我以前的工作看得過分重要了，”他微笑著抗議道，想要打消任何更進一步的猜疑。“我甚至也沒有真的脫離我的國家，我隻是不再回去而已。就像你說的那樣，當牆壁坍塌蘇聯解體的時候，我決定永遠地留在這兒。”納奧米·桑德斯並不是個能輕易敷衍過去的人。“但是你在這兒得到了政治庇護。這不是事實嗎？你給中央情報局提供蘇聯間諜的情況，對不對？”“報紙和媒體撰寫和傳播很多事情，”伯格多諾維奇回答道，竭力用一種禮貌的方式來轉移她追問的話題。“有時候，”他大笑著說，“他們甚至也能蒙對。”“他不能談論那個話題，”納奧米·桑德斯的丈夫插話進來。“那都是秘密，”他一邊開始吃盤裡的沙拉，一邊向妻子解釋。“不是這樣嗎，伯格多諾維奇先生？”“請叫我安德烈。不過，事情不像你說的那樣，根本沒有什麼秘密。你太太說得對，我的確拒絕回到俄羅斯，而你們的政府慷慨地允許我留在貴國。我很樂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你，或是你們的政府，抑或是其他任何一位，然而遺憾的是，我所知道的也並不多。此外，現在蘇聯也不存在了。”垂在他眼睛上方的柔軟厚實的眼瞼，眯得更緊了一點兒。他柔軟開闊的嘴上浮現出一個意味深長的微笑。“曆史最終走到了這一天，”他歎了一口氣。“過去的一切都不再讓我牽掛，我更感興趣的是未來的日子，”他又加上一句，情緒似乎高漲起來。“如我剛才所言，”他轉向我繼續說道，“安托內利先生；你的案子太令我著迷了。”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為了製造某種效果，說起他並不真想談論的事情時，其技巧可謂嫻熟之至。。這迫使我警覺起來，或者說，我已經在自我防範了。或許伯格多諾維奇是有意讓你認為自己在密切地觀察他，這樣他就能采取他想用的方式，最輕而易舉地把你操縱於掌心之間。他究竟能有多精明多狡猾，甚至此刻我也沒有完全的把握。“你為什麼會對那個案子特彆感興趣？”我反問他，假裝出某種漫不經心的樣子。“雖然剛才我那麼說，”他用手磨擦著一側臉頰，接過我的話頭開始說道，“但是我還不能完全擺脫過去的影響。我對你的案子很有興趣，是因為據我從報紙上了解到的情況，你代理的那個年輕人被指控殺死了一位美利堅合眾國的參議員，而很多人期待這位參議員有朝一日成為具有相當實力的總統競選人。他們說凶殺是在搶劫的過程中發生的。這個案子之所以引起了我的興趣，當然並不僅僅在於被殺的是參議員富勒頓這樣一個地位顯赫的人，而是因為我的職業訓練使我相信，這種事情絕不可能發生。“你一定理解，我們相信曆史，頑且是完全相信。曆史上發生的任何事，要麼是服務於它，推動它的前進；要麼就是有組織地企圖延緩或阻止它的發展。這兩種情況都沒有偶然性的作用，因為，你看，如果存在偶然性能起作用的話，就不會有什麼事情是必然發生的，也就不會有什麼必然性了。曆史就會變得和一個瘋子的夢一樣毫無意義。”伯格多諾維奇停了下來，喝了一口杯中的葡萄酒。他放下酒杯，若有所思地盯著餐桌邊緣處的金色鑲邊。直到我們的視線相遇，他才回過神來。“當蘇聯還存在的那個時候，特彆是斯大林執政時期，假如某個像參議員富勒頓那樣接近權力中心的人被殺，沒有任何人會相信那些報紙上一再強調的說法，認為隻是一起‘偶然的暴力行為’。那種說法不可能被接受。”他接著講下去，臉上掛著淡淡的笑，那笑意看上去有幾分嘲諷，又有幾分懷舊。“它會立刻被看做一起陰謀，目標直接針對蘇維埃政權的核心。隨之是一場全麵展開的調查，任何人如果被當局認定是國家潛在的敵人，就要接受審訊；如果他們的清白存在任何疑點，那麼他們都會遭到懲罰。”“懲罰？”我禁不住問。伯格多諾維奇笑了笑，又敲了敲自己的下巴。“後腦上挨一槍，或者也可能，”他舒了一口氣，臉上的線條變得柔和了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聽起來好像我們也該試試，”羅伯特·桑德斯吃著沙拉，愉快地咕噥著。伯格多諾維奇不想接他的話茬兒，朝桑德斯遞過去一個歉意的微笑。“總而言之，安托內利先生，我要說人們迥然相異的接受方式讓我深感震驚——這兒的人如此情願地相信，發生在像參議員富勒頓這樣一位政要身上的凶殺案，會是出於所謂的偶然；如果在蘇聯，就沒人會相信這種說法，因為那裡的人相信，沒有任何事情，至少沒有任何重要的事情，會偶然地發生。”羅伯特·桑德斯放下餐叉，用餐巾擦了擦嘴。他緊緊地抿著嘴唇，突然搖了搖頭。“你似乎忘記了這個國家發生的一些政要被害事件並非像你剛才說的那樣是偶然事件。你肯定不相信肯尼迪暗殺事件是某種‘偶然的暴力行為’吧？每個人都知道那是個有計劃的陰謀，而且每個人也都知道誰牽扯其中，”他大聲說道，想誘使伯格多諾維奇加以辯駁。而伯格多諾維奇卻麵無表情，一言不發。“每個人都知道那是中央情報局和黑手黨千的，”桑德斯很快就失去了耐心，自顧自地解釋道。他的妻子轉了轉眼珠。“我覺得是李·哈維·奧斯瓦爾德乾的，”她的話聽起來枯燥元昧。她閉上嘴，擺出一副厭煩的懷疑態度，吸吮著兩頰，直到它們緊貼到牙齒上。她丈夫看起來不太高興，冷冷地掃了她一眼。“當然是李·哈維·奧斯瓦爾德，”他不耐煩地說。“這誰都知道，而且大家還知道不是他一個人千的。”“啊，不過事情看起來像是他一個人於的，”阿爾伯特·克雷文坐在餐桌儘頭主人的席位上，這時他往前傾了傾身體，插起話來。“如果我沒搞錯的話，既然至少還有一些蘇聯檔案能派上用場，那安德烈或許可以說點什麼。我們知道蘇聯方麵認為，奧斯瓦爾德實際上可能是個美國密探；即使他不是，他們也認為他很危險，不怎麼可靠。”克雷文說話的時候，我一直在觀察伯格多諾維奇。他的厚嘴唇微微地張開著，當他去捕捉克雷文的每一個字眼時，他下意識地叩動著前麵的牙齒。他眼瞼外側皮膚的折痕刻進眼角，眼角的輪廓比我先前注意到的顯得稍微鋒利一些，這使他看上去有點像亞洲人，或者更確切地說，帶有蒙古人的麵部特征。我曾經看過列寧的照片，那些照片也給我留下了同樣的印象。伯格多諾維奇回答得很婉轉。“我過去常收到一些俄羅斯老同事的來信，”他的手在桌沿兒上滑來滑去，眼睛跟著自己的手來回移動。等他抬起視線時，他的眼睛開始熠熠閃光。“你們知道他們想問我什麼？”他提問的時候用了一個誇張的手勢，吸引了整桌人的注意。“他們想知道當某個人，比如一個作家或是一個電影製片人，向他們了解有關肯尼迪暗殺事件的內幕時，提供哪一類故事能賺到最多的錢。很有諷刺意味，你們不這麼認為嗎？”他加強了語氣，把杯子舉到嘴邊。他喝了一口酒，然後環視四周。“當我們是對手時，我們說什麼你們都不信；當我們不再敵對時，你們幾乎欣然接受我們所說的一切。”資格最老的露絲·溫斯洛普伸出因關節炎而變形的手指，在空中劃了一下，突然不容置疑地斷言：“蘇聯人殺了肯尼迪，奧斯瓦爾德是為他們工作的。”伯格多諾維奇由衷地大笑起來。“我們為什麼要那麼做？那完全沒有理由。”“古巴導彈危機，”羅伯特·桑德斯很警覺地說，顯然，暗殺的主謀可能是蘇聯人，而非中央情報局，這激起了他強烈的興趣。“肯尼迪迫使赫魯曉夫改變主張，他們出於報複就殺了他。”伯格多諾維奇笑得更厲害了。“如果我們要為此殺人的話，那也應該是殺卡斯特羅！”他大吼了起來。“那個傻瓜要把我們全都殺死！”他揮動著雙手。“你們真相信我們打算為古巴問題和美國陷入一場核戰爭嗎？”桑德斯這會兒有把握了。“那麼是中央情報局乾的？”伯格多諾維奇從胸前的口袋裡取出手帕，擦了擦鼻子。“中央情報局！”他輕蔑地咕噥著。“是的。我看過你們的電影，也讀過你們的書，裡麵那些關於中央情報局的描述都很有娛樂價值。”桑德斯沒有回應他的話，反而專注地享用起麵前的食物。這場討論顯然已經接近了尾聲，可是阿爾伯特·克雷文卻不肯放過一個挑起爭論的機會。現在我開始發覺，無論何時何地，隻要他有這樣的機會，他都不會錯過，至少是引起一場禮貌的爭論。“不過，安德烈，”他和藹地提示道，“你一定得有個是非觀念。對約翰·F·肯尼迪被暗殺的經過和原因，持有一個是非判斷，幾乎是作為美國公民的一個條件。”伯格多諾維奇挑起眉毛，微笑著開了口。“很不幸，”他慢條斯理地說，“我不是一個美國公民，而且對於是誰殺了約翰·F·肯尼迪，我的確也沒有一個定論。”說完，他轉過臉來，把視線從阿爾伯特·克雷文身上收回，投向餐桌對麵的我。“很奇怪，是吧？所有這些拿這件事情拍電影做文章的人，他們總是想知道誰會從肯尼迪的死中獲益。不過，儘管他們也對越南戰爭的題材興趣濃厚，可他們顯然忘記了J·埃德加·胡佛曾經如何強烈地反對肯尼迪政府在公民權力方麵試圖采取的行動。”“你的意思是說，J·埃德加·胡佛派人謀殺了約翰·F·肯尼迪？”我隨口問道，而我身邊的人此刻都在將信將疑地看著他。他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我感覺到他在琢磨我，似乎想要弄清楚，我還能從他的話裡得出什麼更深層的結論，無論這些結論多麼富有爭議。“不，當然不是，”他回答道。“我隻是想讓你們看到，他們的這些陰謀理論能演繹到多麼牽強的地步。我剛才已經說過，”他把整個話題輕描淡寫地一句帶過，好像剛才的爭論隻不過是偶爾偏離了餐桌上交談的主題，“我對這件事的了解肯定比在座的諸位還少。”菜一道接一道地被送上餐桌。每上一道菜，他們每個人都要發表一番評論；好像是在參加一場接力比賽，一個人講完後，後麵的人接過話頭，竭力講出些前麵的人還不知道的關於這道菜，或者它的準備過程的事情。人們對那些菜進行了類彆研究；比較它們的異同；然後得出結論；命題已經預先設計好了，人們隻需去質疑、討論和反駁；中世紀的僧侶們也曾以同樣的才智和熱情，辯論過一枚釘子的尖上能站立幾位天使。我覺察到一隻手碰了一下我的袖子，我向瑪麗薩·凱恩側過頭去。“來之前你知道是要參加一個關於戈爾根朱勒乾酪的講座嗎？”直到我的眼睛與她的目光相遇，我才回過神來。“耶穌會的頭兒，1563年到1576年。他被當做異端分子加以折磨，強迫他聽彆人不停地朗讀法國大饕餮者聖安東尼修士的食譜。你說的是他嗎？”“應該是，”她忍住笑回答道。在最後一道菜終於被送上餐桌，評論完畢也品嘗停當之後，我們開始喝咖啡。“我想剛才大家討論曆史和偶然的相互作用，把我們倆早些時候的話題岔開了，”伯格多諾維奇一邊說著，一邊在嵌有紅色和金色的半透明的瓷杯裡攪動著銀勺。“安托內利先生，我對你的案子真的很感興趣。你能給我們談談這個案子嗎？傑裡米·富勒頓的被殺是一次偶然，還是在某種程度上重演了曆史？安托內利先生，你怎麼看？”他的談吐坦率而又親切，可是在那後麵似乎隱含著某種東西，它遠遠超過簡單的好奇。我幾乎開始相信他一定了解些什麼，一些和這個案子或者富勒頓有關的內幕，或者是關於某些我本人至今還不了解的東西。“他不會說的，”不等我立即作出回答，羅伯特·桑德斯就插了進來。他朝桌子這邊伯格多諾維奇坐的位置望過來。“一個律師不會對你說他的委托人是罪犯。”他解釋說。“那不是我的委托人乾的，”桑德斯那種自鳴得意的武斷讓我憤怒，我竭力克製住自己的情緒。“讓我來回答你的問題，”我接著說，身體從餐桌前往後移了移。“我不知道它是否和曆史的必然有關，但它無疑占有更大的偶然性，至少對於我的委托人，一個被卷入其中的優秀青年哈邁爾·華盛頓來說，事情是出於偶然。”“他隻是碰巧在富勒頓的車裡？”桑德斯不無諷刺地問道。“不，他不是碰巧在那輛車裡，”我多少表現出一些惱怒之色。“他出現在那輛車裡，是因為深夜下班以後，他沿著街道往前走時，聽到了一聲槍響，又聽到車門被猛地一關，還有某個人跑遠的腳步聲。他之所以到車裡去，是因為他覺得什麼人可能受傷了，他或許可以幫助那個人。”“你好像忘記了一點，”桑德斯又說話了，“你的委托人有一支槍，就是殺死富勒頓的那支。不僅如此，他還想用它朝一個警官開火。”我能感覺到自己的憤怒越來越強烈。我不耐煩地擺擺手，搖了搖頭。“首先，他沒想朝任何人開槍。其次，他撿起手槍——假設他撿起了手槍——，”我的聲音很低沉，“是由於驚慌，因為他聽到了響聲，以為是凶手又回來了。”作為一位投資銀行家，桑德斯因為深諳數字運作之道而大發其財；但他卻對事實缺乏起碼的理解力，甚至更缺少容忍度，而事實往往比一個孤立的解釋更有說服力。他帶著一種占了上風的感覺，提醒我一個顯然已被我遺忘的細節：“他還拿著參議員的錢包。”我看了他一眼。“他去車裡救人。他檢查了一下脈搏，發現人已經死了。他看到了地上的槍。他拿起車用電話，想要打電話求助，又決定最好先搞清楚死者的身份。他從那人的上衣裡取出錢包，就在那時，一道燈光照進車窗裡。他蜷縮著伏下身子，手裡還拿著那個錢包。他想凶手可能已經回來了，他想凶手聽到了他打開車門，他想凶手認為他將是一個目擊證人，要來殺人滅口，他決定逃離現場。”桑德斯似乎沒什麼反應。他揚了揚眉毛，翕動了一下鼻孔，一副屈尊接受的樣子。“是啊，唔，我猜想你不得不提出某種推測。那是你的工作，對吧？”他俯下身來，開始攪拌杯子裡的咖啡。伯格多諾維奇密切地關注著我們的交談，他的嘴上掛著一絲心滿意足的神情，就像一個超然的觀眾，即使比賽是在業餘選手之間進行，他也能從中得到樂趣。“那麼，安托內利先生，請告訴我們：如果你的委托人沒有殺人，那誰是凶手？又是一個偶然事件，或者是某種曆史的必然嗎？”我用兩個大拇指撐住下巴，把手指輕輕地扣在一起，在伯格多諾維奇細長的眼睛裡搜尋。他身上究竟有什麼東西，促使我想去信任他，而與此同時，另一種或許更深層的本能卻在不斷地阻止我。我放下手，把座位轉到側向桌子的角度。“我不知道是誰殺了他，”我坦言承認。“有一種可能，就是報紙上已經說過的：一次後果嚴重的搶劫。隻不過，凶手不是哈邁爾·華盛頓，而是彆的什麼人。”我看了一眼瑪麗薩·凱恩，又一次感覺到那種神奇的磁場，和我曾經感覺到的一樣。我把視線轉向羅伯特·桑德斯，想看看他對我的話又會作何反應。他正好剛放下杯子。我發現他稍稍向後拉了拉袖子，試圖看看時間，但又不想讓彆人覺察。“富勒頓上了車，”我轉回頭來，接著對伯格多諾維奇說道。那一刻，我想，我和伯格多諾維奇都覺察到了一絲默契，一個瞬間的共識，那就是羅伯特·桑德斯不是一個很有趣的人。我停頓了一下，衝他微微一笑。“富勒頓上了車。某個人拿著槍閃進乘客座位一側。富勒頓加以反抗，或是拒絕，或是做了什麼，於是這個劫匪就對他開了槍。這足以解釋他為什麼丟下了槍和錢包：出於殺人後的驚慌。他不得不逃走。他知道會有人來，而且在那個大霧天，有什麼人可能恰好就在街角附近，甚至可能是警察。”“如果隻是一次糟糕的搶劫，”羅伯特·桑德斯盯著天花板，竭力讓語氣顯不出厭煩，“那家夥逃跑得如此匆忙，以至於他沒能費心帶走錢包；他又是如此驚慌，以至於把槍扔下，既然如此，他怎麼還會沉著地擦淨自己留在凶器上的指紋呢？”看來，他已經從報紙上得知了一切，對他願意了解的案情已經一清二楚。“或許他戴著手套，”我聳聳肩答道。“哈邁爾·華盛頓那天晚上就戴著手套，天氣很冷。”“你說那是一種可能，”伯格多諾維奇提示我。“還有另外的可能嗎？”“是的。假定那根本不是一次搶劫。假定有人預謀殺死富勒頓。那會怎麼樣？”“我不太確定我是否聽懂了你的意思，”伯格多諾維奇身體向前傾著，眼睛仍然注視著我。“你仍然會看到同樣的結果，”我向他解釋道，“某個人開槍打死他，不帶走他的錢包，並且把槍留下。”伯格多諾維奇猛地舉起手，大笑起來。“我還是不太明白。”“假定某個人殺了他，並試圖讓一切看起來像一起搶劫。你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他把頭稍稍側向一邊。這時，他的眼神有些黯然，似乎在思考什麼。“他為什麼不帶走錢包？”然後，他的臉又煥發了光彩，我知道他已經給自己的問題找到了答案。“那是因為，如果他拿走錢包，如果他有時間拿走錢包，那他有什麼理由留下槍呢？”“是的，”我表示同意。“那支槍是一件廉價的星期六晚上的特價品——那種槍不會被用來暗殺，而如果從某個企圖搶劫陌生人的少年身上找到，每個人都不會感到意外。”“就沒有彆的可能嗎？”桑德斯插了一句。“事情就是以警方描述的那種方式發生的。你的委托人殺了人，而警方在他企圖逃跑時打中了他。”“不，桑德斯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證，那種可能並不存在。，”桑德斯蹺著二郎腿，把胳膊使勁兒伸展到椅子的後麵。，他把頭仰到足夠的高度，以便他能從鼻子下方俯視我。“這裡麵包含的一切都很有趣，安托內利先生，我相信你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辯護人，但是傑裡米·富勒頓是我認識的人，所以，如果我對那個殺死他的小阿飛並不抱有足夠的同情，請你無論如何諒解我。你會輸掉這個案子的，安托內利先生，肯定會像我們的這位朋友輸得一樣慘，”他說著，衝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就座的大致方向輕蔑地點了點頭。“輸？很抱歉，”伯格多諾維奇向他提出質疑，“確切地說，我已經輸掉的應該是什麼呢？”桑德斯在空中揮了揮手。“你，蘇聯，共產主義的垮台，那就是我想說的意思，”他急躁地解釋道。納奧米·桑德斯有意識地轉了轉眼睛。她剛想張嘴說點兒什麼，還沒等她開口，安德烈·伯格多諾維奇先講話了。他的話一出口，就立即引起了震動。“是什麼使你認為我們輸了？”羅伯特·桑德斯盯著伯格多諾維奇，他好像已經控製不住自己。“我同意你的說法，”伯格多諾維奇帶著和藹可親的微笑談論著，“當然，看起來似乎西方的‘資本主義’已經贏了。”“似乎！”桑德斯吼了起來。他放下二郎腿，兩腳釘在地上，又把胳膊肘都支在桌子上。“資本主義似乎贏了。聽我給你說說。我們在矽穀一年創造的財富就比俄羅斯下一個十年可能的經濟總產值還要多。”他輕蔑地搖著頭。“似乎！”“但是，假設這根本不是曆史的終點，而隻是一個階段，那會如何？要是馬克思最終並沒有錯呢？要是蘇聯不得不被瓦解，然後曆史超越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呢？新世界的市場經濟，這種讓你們所有人富得驚人的經濟模式，如果不廢除國家之間的邊界和保護主義政策，那些被馬克思看做是曆史發展的障礙，資本主義後期殘餘的國界和政策，那會如何？不管你們知道還是不知道，你們全都已經成了馬克思主義者。”伯格多諾維奇垂下眼睛，他麵前放著一個細長的杯子，他用粗粗的中指指尖在杯沿上來回劃動。一絲狡猾而又微妙的笑意懸在他的左邊的嘴角上。“共產主義實現之前的最後階段不是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馬克思所說的‘國家的消亡’，”他說著，轉頭瞥了羅伯特·桑德斯一眼。“那不是你們的人民真正期望的嗎——根本沒有政府？那不是你們的人民真正的信念嗎——經濟發展高於一切？不是那樣嗎，桑德斯先生？政治、政府都無關緊要，隻有奔向全球市場的自由通道才最重要？現在，桑德斯先生，你是否考慮一下，你們通過這麼做就能達到那個自由世界，通過把一切都轉為一個經濟發展和全球市場的問題，運用科學製造產品，滿足每個人的需要，你們不是離馬克思預言的曆史的終極越來越近了嗎？那個終極目標的實現不是通過蘇聯所代表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勝利，而是通過——因為找不到一個更好的詞，我簡單地把它叫做‘市場社會主義’，通過它的勝利來實現的。”雖然桑德斯竭力擺出一種平靜禮貌的姿態，但是他幾乎不能克製內心沸騰的怒火。“那是很有意思，伯格多諾維奇先生，”他的聲音聽起來不容分辯。“不過，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事實很簡單：冷戰已經結束，我們贏了。”“是的，”伯格多諾維奇承認這一點，“你說的非常正確：冷戰已經結束。”他停了停，似乎是在考慮接下來說什麼，或是在想，如果再多說些什麼，會有怎樣的結果。他剛才說話的聲音在整個房間裡回蕩，好像說話時使用了巨大的力氣和能量；而現在，當他又開始講話時，他的聲音和耳語差不多，也不像剛才那樣揮動著手做出大幅度的手勢，臉上充滿生動的表情，而是帶著一種厭倦的冷淡聳聳肩，把兩手交疊在大腿上。“但是你們贏得了什麼？五十年來雙方都認為他們在忙著做某些重要事情。我們之間的競爭在雙方所做的每件事上都強加上了一個教條，對兩國來說都是如此。當然這隻是我個人的看法，不過我在兩個國家都生活過，我相信美國和蘇聯都有一種感覺：一方相對另一方而言，都是必需的；他們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對方的鏡子，任何一方的毀滅都會導致另一方的毀滅。是的，桑德斯先生，冷戰已經結束；可是冷戰持續期，我們大家都忙於鬥爭，去爭取我們認為重要的東西，甚至認為那些比我們本身還重要。現在我們有什麼？當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總是否認靈魂存在的時候，你們美國人似乎還沒意識到你們失去了曾經擁有過的靈魂——我說這話，桑德斯先生，並不完全是在諷刺什麼。”沒有人很清楚這時該說些什麼。阿爾伯特·克雷文抓住時機宣布，我們在座的諸位都將榮幸地見到為我們準備晚餐的著名廚師。餐桌上的氣氛旋即緩和了下來。每個人都立刻開始說話，能夠談論他們理解的事情，或是某些對他們來說真正重要的事情，這讓每個人都很滿足。廚師是一位三十出頭的年輕人，嘴唇上留著一撇小胡子，臉上的微笑看上去沒什麼誠意，很顯然他的名字也是精心設計過的，做作得讓你禁不住懷疑他是個騙子，他出現在我們麵前時，派頭活像一個巡訪的高官，來聽取下層民眾的意見。我看了一跟對麵的伯格多諾維奇。他在對自己微笑，我覺得那笑容非常傷感，他就那樣苦笑著，慢慢地喝下杯裡剩下的咖啡。我還沒來得及移開視線，他的眼睛就捕捉到了我。我們相互打量了好一會兒，就像兩個來自同一國家的陌生人，發現他們同時站在異國的土地上。“那麼你在俄羅斯還有家人嗎？”我問他，想知道遠離家人的滋味是否就像被放逐一樣。“沒有，”伯格多諾維奇說話的語氣很輕。“我是父母惟一的孩子，他們在我年輕時就死了。現在我沒有親人。”當晚宴結束，大家相互告彆時，瑪麗薩·凱恩問我，我在城裡是否和朋友們住在一起。“我住在聖弗朗西斯飯店。”她稍稍把頭側向一邊，臉上帶著古怪的表情。“你有車嗎？”“沒有，”我回答道，“你需要車嗎？”我的回答似乎讓她更開心了。“不，我不需要車，我有車。可是你怎麼去飯店呢？”我終於明白了。“坐出租車。”“我開車送你吧，”她輕鬆地說，眼睛裡滿是打趣我的笑意。“順路嗎？”我覺得她快要笑出聲來了。“繞得不遠。”她告訴我，我們要走的這條路是景觀路，而從她說話的口氣中，我預感到那將會是不同尋常的。我們開上一條狹長的街道，路兩邊是一些三層的木質結構的建築，車庫的門都對著路邊，房頂探出一扇扇三麵有玻璃的窗戶，既可以采光，又能遠眺夜色中海灣燈火閃亮的風景。每過一個街區，路麵似乎就更陡一些；好像要踩足油門，車才能往前開。當我們到達最高點，在信號燈前停車時，我儘量不讓自己去考慮，如果這時不踩刹車，我們的車會以多快的速度往後倒滑。“這是在舊金山我最喜歡做的事情之一——在這些山上開車，”她說著，一邊轉彎，一邊匆匆看了我一眼。我們開了不到一個街區，她問我：“你知道這是哪兒嗎？”“我們在諾伯山，”我看著窗外回答她。“這不是我第一次來舊金山。我小時候常常來這兒過夏天。”我們從費爾蒙特大飯店的前麵開過。閃亮的黑色加長轎車排成長長的—列，而此刻，一位身穿綴有金黃流蘇的猩紅色上衣的領班，正揮手招呼著下一輛車泊進停車位置。“你和阿爾伯特·克雷文很熟嗎？”我問她。她拐上加利福尼亞大道，車開始急速下行。車下的道路在顫抖，因為兩條馬路之外，一輛有軌電車正沿著鐵軌，傾斜著向最高處爬行。“‘去往星星的路，爬到中途’，”她哼著歌。把有軌電車和這首有名的歌聯係在一起，她的眼睛因此而閃爍著光彩。“有些人喜歡托尼·貝奈特和他那首《我把心留在舊金山》。彆誤解我的意思，那首歌也很棒，真的。不過我更喜歡這首《舊金山》，可能因為我總是喜歡朱迪·戈蘭特。他們倆當中你喜歡哪一個？”“朱迪·戈蘭特。你會不會以為那隻是我嘴上說說而已？”“你會嗎？”她問我時，用那雙愉快的撲閃著長睫毛的眼睛飛快地掃了我一下。“如果你認為那是我想聽到的，你會因此而撒謊嗎？”我願意對她說出每一個她想聽到的謊言。“決不會，”我大笑著發誓說。“不過，如果我對某一點還沒有固定的看法，我倒可能附和你的意見。”“那麼，你對很多事情都有固定的看法噦？”“隻對朱迪·戈蘭特。好，現在請告訴我，你真正認識阿爾伯特·克雷文有多久了？”“我認識阿爾伯特已經好多年了，”她回答我的時候，聲音突然變得溫柔而深情。“我開第一家商店時，他幫我處理法律事務。”“第一家商店？”我一臉茫然地問。“我不知道他為什麼答應幫我，”她接著說下去。“我除了一個開店的主意什麼都沒有，沒有經驗，也沒有多少資金。我去找他是因為彆人告訴我，在處理這類事務上，阿爾伯特·克雷文是城裡最好的律師。我想要最好的，”她燦爛地露齒一笑，有點兒自嘲。“我從來沒認真考慮過，那可能要花很多錢。當他對我說出傭金的數目時，我看上去一定像是剛吞下什麼可怕的東西。可憐的阿爾伯特！他沒法控製自己的感情：他同情我。他不承認這一點，但那的確發生了：他同情我，並且決定幫助我。他做了我的律師，惟一的報酬隻是商店少量的股份。”“是哪一類商店——我是說，你開的第一家店？”“女裝店。我把它命名為‘肉體之路’，”她說話的時候眼睛分外明亮。“你喜歡這個名字嗎？”“我喜歡那本書，但是我從來沒見過你的商店。不過，這個店名很不錯。”“你讀過薩繆·巴特勒的作品？”“很久以前看過。不過，如果你認識阿爾伯特那麼久了，你一定也認識我的表兄，克雷文的搭檔。”她迷惑不解地看著我。“阿爾伯特的搭檔？”“鮑比，我是指羅伯特·麥德林。”起初，她似乎不敢相信。“你是鮑比的表弟？”她瞥了我一眼，然後又轉回去，看著前方的車道。“鮑比的妻子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們駛過了那條不尋常的道路，一路開往加利福尼亞大道的儘頭，有軌電車的車軌在那裡中止，然後從市場大街掉頭開到鮑威爾街，又在聯合廣場附近跑了不多的幾個街區。她把車停在飯店門前。“哦，我想起來了，明天一早我要開車去納巴山穀，”我剛要打開車門時，聽到她對我說話。“你想一起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