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駕車駛上海灣大橋。現在我們正離開市區，汽車行駛在大橋底層，此時，從兩側的鋼筋支架問放眼望去，能看到的隻是左邊的伯克利和右邊的奧克蘭——那個格特魯德·斯泰因（美國先鋒派女作家(1874-1946)有作品《三個女人的一生》、《美國人的成長》、《布魯西和威利》等。）聲稱並不存在的地方。汽車進市區時要走大橋上層，那時你能看到舊金山的市區從右邊的金門大橋伸展開去。綿延在山脊之上，又輕盈地探人海灣，看著這一番景致，會讓你聯想到你見過的每一道伸向遠方的彩虹在天際消失，想到曾經有過的每一個翩翩起舞的夢境飄逝而去。這是舊金山又一個可以感到自負的地方：一旦你離開它，就會覺得再也沒有任何東西值得欣賞，也沒有任何彆的東西令你懷念。在這座藍灰色大橋的中段，我們的車穿過一條貫通耶巴布埃納島頂部的隧道。等我們從隧道的另一端出來時，俯瞰腳下，仍是顏色發灰的海水。“你還記得外祖父嗎？”鮑比問我，他的右手腕隨意地搭在方向盤頂部。我正在欣賞窗外的景色，陽光掠過遠處的水麵，水麵上泛起銀色的波光。“記得一點兒，”我搜尋著兒時的記憶回答道，“他過去常坐的椅子，他的膝蓋，還有他的手，他會伸出手來俯身拍拍我的頭，或是給我一枚閃亮的半美元硬幣。”我側過身來，看著坐在旁邊的表哥。“我一點兒也記不得外祖父長什麼樣了，除了他的那些照片留給我的印象之外，我自己一點兒記憶都沒有。”“有一次我們過橋時，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鮑比的眼神好像移到了遠方，“他的兩個朋友，是他從小一起長大的夥伴，就死在這兒，”他說著，用手指了指大橋。“那是1937年，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還有四年。他們在這兒修橋，負責給橋墩澆注水泥。這些橋墩是用來固定整座大橋的。你知道嗎？這是有史以來人類修建的最長的橋。每個需要工作的人都想來這兒打工。乾活的時候，監工叫你乾什麼，你就得乾什麼，而且一句抱怨的話也不敢說；隻要你還想乾下去，就得這麼做。有一天，他們正在灌水泥的時候出事了。他們站在上麵乾活的那個腳手架塌了；也可能是一個人不小心滑下去之後，另一個人想抓住他，結果兩個人一起掉了下去。沒有人知道，要不就是他們知道了但不說，總之，他們倆掉下去了。“接下來的情景，才是讓我沒法忘記的—一其他人繼續在乾著手裡的活兒，不斷地澆注著水泥。兩個人掉下去了，被濕乎乎的混凝土石塊鋪天蓋地地埋在下麵，竟沒有一個人想去阻止。似乎也沒去阻止的理由，因為他們一掉下去就死了。外祖父對我說起這些時，我一直在揣想：當他那兩個一起長大的朋友，清楚地意識到他們不可能再有得救的希望，意識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可能隻有兩三秒的時間、隻能再呼吸兩三下的時候，他們那時會有什麼樣的感受。”鮑比看看我，嘴角露出一絲苦笑。“我還記得外祖父講這個故事時的表情。那種表情，不是哀傷，也不是遺憾，肯定也不是恐懼，都不是！我想他並不感到恐懼。那更像是一種自豪的神情，為他的朋友感到驕傲，不是因為他們的死，而是因為他們敢於冒險，他們明明知道一步之差就意味著死亡，但他們有足夠的勇氣去承擔。”他沉默下來，眼睛一直凝視著前方。這時我們的車駛下大橋，行駛在一條接一條的高速公路上，就好像是在迷宮裡。他慢慢地搖搖頭，低聲笑了一下，聽起來有點兒勉強，然後，他看了我一眼，臉上帶著頑皮的表情。“想像一下，假設那種情況發生在今天，那會怎麼樣？準會成為所有電視台熱播的新聞，晨報的頭版也不會放過那麼好的素材。接著會有調查和一連串的訴訟，而且會持續幾年。可是那時候，人們隻是繼續灌水泥。重要的是有一座橋要建。我沒法肯定，那樣就不是一種更好的活法。”鮑比手打方向盤，穿過一個又一個交叉路口，到達加德考特隧道，出了隧道，我們在奧林達出口駛出高速路。鮑比在高速路下方調轉車頭，沿著一條雙向行駛的窄路，通過一個有三個街區大小的村子。汽車繞過鄉村俱樂部，又從一個小水庫前開過，拐過一個角落，又上了滿是橡樹的山路。開了一英裡之後，路突然變得崎嶇不平。汽車一會兒歪到左邊，一會兒又突然斜到右邊，剛過一個十字路口，這種顛簸又開始了。鮑比轉個彎兒，穿過兩扇敞開的大門，駛入私人車道。他把車泊進車庫，一條有鑲瓦屋頂的廊道把車庫和房子連接起來。我下了車，站到車道上。空氣非常新鮮，還飄著桉樹特有的氣味。院子四周砌著磚牆，牆外是一條延伸出去的路，桉樹就長在路邊。這是一座西班牙風格的兩層樓房，白色的水泥外牆上覆蓋著常春藤，那些植物看上去已經長了好些年了。主人故意改變了它們的長勢，把它們從高處拉回來，繞著那些做工精細的黑格子窗柵攀援生長。“你真該看看這房子以前是什麼樣子。好多年沒人住了，這地方簡直就像飛機失事後的遺跡，一半屋頂都不見了，牆上的裂紋大得能吞下你的手。我跟我太太說，這看起來倒挺像蒂華納（墨西哥一城市名。）監獄。我發誓我原本絕對不會買它，”他說著已經把我帶到門前。“不過，她從一開始就喜歡這兒，這房子能變成現在這樣，全是她的功勞。在這方麵她很有天賦。”我在客廳等鮑比去換衣服。墨西哥瓷磚鋪就的地麵上，隨意地散放著幾塊手工編織的地毯。對著窗戶的整麵牆擺放的是一排高高的書櫃，一直頂到黑色木條裝飾的天花板上，書櫃裡全都裝滿了書。“你的收藏真不少，”我對回到客廳的鮑比說。這時，他換了一件有牛津標誌的T恤，下麵穿了一條卡其布褲子。“勞倫斯·達雷爾、詹姆斯·喬伊斯、海明威、菲茨傑拉德，我還看到一本弗吉尼亞·沃爾夫的作品。”“那都是我太太的，”他揮揮手，比劃著上百冊擺放得整整齊齊的書，向我解釋道。“我讀過的可能不超過一半，那還是因為她幾乎是在求我，我才不得不看的。”他穿著一雙棉線短襪，不過沒穿鞋。他走路的方式沒變，還是跟我們小時候一樣靈活，好像他腳下踩著溜冰鞋的輪子。在地麵上滑行似的。我們走到室外，坐在一張玻璃台麵的圓桌邊。一把藍色的遮陽傘撐在我們頭頂，旁邊是一個腰果形狀的遊泳池。差不多是晚上七點了，可是空氣裡還有乾黃稻草被炙烤的焦味，讓人覺得在這個地方，夏天會這麼永遠持續下去，而秋天的自然更替則不會出現。過了遊泳池，在院子的另一側，越過底下狹窄的山穀，能看到墨綠色的橡樹叢，它們被曬彎了腰，用樹陰遮蔽著乾得可以燃燒的古銅色的山丘。一隻孤獨的鷹在空中緩緩地盤旋，它雙翅伸展，感應著無形的氣流，尋覓著獵物。鮑比手裡握著一瓶冰鎮啤酒，懶洋洋地靠在白色餐椅的後背上。他的腿伸得很長，二隻腳的腳踝搭在另一隻腳上。他仰起臉，臉上拂過血紅的太陽留下的灼熱的氣息，他閉上眼睛。臉上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我喜歡你用那種方式告訴阿爾伯特·克雷文要付你多少錢，”他說話時眼睛還閉著。“我總是想像咱們的外祖父一定就是那樣，你讓我想起了他。你的表情和他一樣，一種老謀深算的漫不經心；那種表情讓每個人都覺得你一無所求，沒有什麼是你一定要得到的；這讓每個人都明白，什麼都留不住你，你要麼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要麼就什麼都不做。”他突然睜開了眼睛，把頭湊近我。“我有他的一張照片，差不多是在你這個年齡時拍的。你長得真的很像他。黑頭發，黑眼睛，主要是眼神：超然，有點兒傲慢，”他笑了一下，“我想還是用‘自信’這個詞更恰當。”他喝了口酒，然後把瓶子放在桌上。他的目光越過遊泳池另一側剛修剪過的綠色草坪，凝視著遠處連綿起伏的山丘。“這不是一種諷刺嗎？你成了一位了不起的刑事訴訟律師，而他卻是一個大罪犯。”我記憶中的外祖父是一個老人，他穿著開襟羊毛衫，裡麵是一件法蘭絨襯衫。他坐在一把搖椅上，那把搖椅有棕色的皮座，扶手又寬又平。我再也記不得他在彆的什麼地方，甚至連他站立的印象都沒有，隻能記起他坐在那把搖椅上，緩緩地來回搖晃著，他看上去是那麼一位善良的老人，好像永遠不會傷害任何人。“他是個漁夫，”我回憶著。“他有一條漁船，是嗎？”我問鮑比的同時還在納悶，我最早從什麼地方聽說了這事兒，或者說，這也許隻是我以前的想像。“那是後來的事兒了。在他失去了其他一切，人衰老了很多的時候。那種日子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我知道的也不確切。我猜是在新奧爾良。他就是從那兒出來闖天下的。”鮑比注視了我一會兒。“這些事兒你都一無所知嗎？比如，他從什麼地方來？為什麼來這兒？他是乾什麼的？為此他又遇到了些什麼事？你了解嗎？”我並不了解這些，隻是這會兒，當鮑比向我提出一連串的問題時，我才對自己記憶的空白感到詫異。外祖父去世時我還是個小孩，我模模糊糊地記得母親曾去參加他的葬禮。我不記得她回到波特蘭時說過彆的什麼，除了那句常被用來安慰彆人的話——這樣是最好的結局。我從來沒想過要去問她有關https://這一切的來龍去脈，以及為什麼外祖父的死是最好的結局。我猜想，他一定是備受病痛折磨，或者是已經無藥可救；儘管沒人對我說起過他的病情，除了他心臟有病的一丁點兒暗示——我從未真正了解過他的死因。我還是個孩子，更確切地說，還是個小孩兒：我對灌輸給孩子們的一切都深信不疑。我相信上帝，相信有天堂。那天晚上，就是母親回來告訴我，外祖父死了、去了天堂的那個晚上，我仍在溫暖的床上做著和每天晚上一樣的祈禱。那些祈禱時的話語，曾被我遺忘多年，而當我重又想起時，它們帶給我一種彆樣的心靈撫慰；讓我知道自己曾經擁有過那樣一段時光：一個天真的男孩，擁有純真的心靈、潔淨的身體，隻想做好事。隻是那天晚上，我聽到牆那邊又傳來父母有意壓低的爭吵聲，每次當我母親外出的時間比她出門時答應的長一些的時候，那樣的爭吵都會發生。那晚他們在隔壁爭吵時，我改變了平時祈求的祝福，我祈求上帝向我的外祖父問好。“他被埋葬在哪裡了？”我問鮑比。他吃了一驚。“你想去那兒嗎？”“待在這兒的這段時間，有空我想去一趟。我從來沒去過。”太陽落到西邊的山下去了，天空被映成一片燦爛的橙紅色。樹叢下的陰影從山邊伸展過來，夜色慢慢地降臨了。“給我講講新奧爾良，還有你知道的有關外祖父的一切事情。”“外祖父在新奧爾良的情況，我也不太清楚，隻知道他在那裡待過，又不得不離開那裡。上個世紀末來這個國家的移民，不管是愛爾蘭人，還是意大利人，每個人都認為他們到了埃利斯島（美國紐約市附近的一個島嶼，曾經是移民檢查站。）。其中一半的人都被改了名字，因為他們原來的名字用英語發音太難。但是我們的外祖父，裡奧納多·卡拉巴喬，他的名字沒被改過。而且據我所知，他從沒到過距離紐約一千英裡遠的地方。“19世紀80年代末或是90年代初，在他五六歲的時候，他跟隨父母從西西裡的什麼地方來到了新奧爾良。奴隸製被廢除之後，南部的白人不得不另外尋找廉價的勞動力。我們碰巧生在美國，是因為我們的曾外祖父，我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答應來美國充當奴隸們的代用品，他那樣做隻是為了搭乘免費船離開西西裡，來賺取那點僅夠維持一家人生存下去的微薄報酬。他們的待遇和奴隸沒什麼兩樣。如果他們出了格，做了什麼不被允許的事情，處死一個意大利人被判謀殺罪的可能性不比吊死一個黑奴大。這就是外祖父離開新奧爾良的原因。他做了某件事，或者說被懷疑做了某件事，可究竟是什麼，我卻始終沒能弄清楚，不過那一定是件大事。有個人曾經對我說起，他們認為他殺過人，可是我不知道那是真是假。我了解的情況是，那天晚上他發現警察在跟蹤他，於是他就離開了新奧爾良，並且再也沒回去過。他明白，如果他不走。就會被抓；而一旦被抓住，他就得死。”鮑比往我這邊傾了傾身體，用惡作劇的眼神看著我：“突然發現你是一個逃亡的奴隸的後裔，被一群濫施私刑的家夥趕出了新奧爾良，你感覺如何？”“你覺得他會殺人嗎？”我問鮑比時，腦海裡同時出現了兩幅畫麵：一幅畫麵裡，是一位老人坐在椅子上；而另一幅，是一個身體強壯、精力充沛的年輕男子，他滿懷恐懼，疲於逃命。“當然，為什麼不能？”鮑比很快地用力點了點頭，“我聽過很多有關他年輕時的故事，他不是那種輕易讓步的人。”鮑比又點了點頭，他臉上的表情似乎在暗示我，他知道的那些關於外祖父的故事一定是真的，因為他能確定自己身上的那些東西是真的。鮑比對他自己的一些看法深信不疑，他料定自己的本性來自遺傳，至少是從上一代遺傳給他的。“假設有人跟在他身後，不等那人出手，他就能料到他們想乾什麼。你小時候打過架嗎？一開始爭吵，如果你能知道對手馬上就會衝你揮起拳頭，那你就比他早半秒，在他還沒意識到的時候先給他一拳，這是保護自己的最好方法。我想，外祖父就是那樣——先發製人。不管誰跟在他後麵，我想他們都沒有機會對他下手。他動作那麼迅速，那麼敏捷，根本不會給任何人下手的機會。是的，也許他殺了人，但那一定是有個人想先對他動手。”“我不怎麼會打架，”我承認這點。“你太機靈了，”鮑比的笑容有些冷淡，“遇事你能及時發現苗頭，並且完全避開。”“這得算是我聽過的對懦弱的最友善的定義，”我輕輕地笑著說。鮑比放下啤酒瓶，站起身來，伸展著手臂。“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到舊金山來的，也不知道他剛來這兒時乾些什麼。”鮑比低頭盯著自己的襪子，陷入了沉思。“不過禁酒時期，運到這個城市裡來的絕大部分酒，都被他控製在手裡，他是舊金山最富有的人之一，攢下了數百萬美元的財產。後來，有人向警察告了密。那些家夥可不是埃利奧特·奈斯。他們把他抓起來，但是給了他一個選擇的機會：要麼蹲監獄，要麼把錢都交出來換個自由之身。”鮑比又拿起酒瓶，喝了一口啤酒。“假如他去坐牢，他就能保住那筆錢，而我們生下來就會是富人。可是他還保持著老式的榮譽感。他認為監獄會令家族蒙羞，使他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們難以被社會接納。他需要在貧窮和恥辱之間作出抉擇。”鮑比看了我好一會兒，兩道淡淡的眉毛挑得老高。“你覺得有哪個人會對那筆錢的來曆耿耿於懷，或是介意他曾為此坐過牢嗎？如果能躋身子舊金山最富有的家庭之列，那生活該多麼有趣！”他帶著一臉苦笑，招呼我一起回屋去。“你就沒想過，如果你的照片每隔一周就被登在社會專欄上，那會是什麼情形？我們或許能像勞倫斯·戈德曼那樣離開這個世界，”他一邊說著，一邊替我打開了門。我對勞倫斯·戈德曼一無所知。不用再過多久，我就會發現，這意味著我對舊金山的辦事方式了解得太少了。因為這裡有那麼一批人，他們相信如果沒有勞倫斯·戈德曼，舊金山的地球就根本不能轉動了。“我想讓你看看這房子，”我們的車開出車道時，鮑比說。這時候，天幾乎全黑了。長長的一排桉樹，樹皮從樹乾上層層剝落，在深藍色的夜幕的映襯下，像一幅幅剪影。高處有一陣風吹過，把乾枯易碎的樹葉吹得瑟瑟作響。“我希望你能改變主意。為什麼不留下來住在我這兒？我也能有個伴兒。”我一告訴他我打算接手這個案子，他就邀請我與他同住；隻是當我立即謝絕他的好意時，他看上去很失望——我覺得最好還是住在市裡，至少一開始應該這樣。現在他再次發出邀請，這讓我有點意外，也有點兒感動。我們畢竟是表兄弟，雖然長大後不常見麵，但是比起那些我勉強能叫出名字的舅舅姨媽們，表哥鮑比讓我覺得格外親近，而那些人對我而言，隻能算是尚且認識的陌生人。鮑比和我共同保守著很多秘密，有時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那些秘密是什麼，直到多年以後我們才又記起。“謝謝，”我們進了高速路，汽車飛一般地從我們身邊駛過。“或許等我習慣了這兒的工作，我會住到你那裡的。不過，不管怎麼說，我最好先在市裡待上一段時間。”我們穿過來時經過的隧道，沿著通往山下的盤山公路盤旋而下。正前方，暗黑色的、波濤洶湧的海灣對岸，舊金山的燈火照亮了天空，如同午夜的太陽，奇異無比。鮑比知道我在想什麼。“我每天都這麼開車，已經二十多年了。可我從來沒覺得厭倦：海灣，大橋，還有市區。這一切每天都不一樣，但是又從未改變。這種感覺就像你在凝視一團火焰。”他繼續開車，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直到我們經過海灣大橋的中段，通過那條鑿穿耶巴布埃納島岩頂的白瓦隧道時，他才重又開口。“你還記得那時候它是這兒最大的建築嗎？”他問我，順手指了指港口大廈樓頂的鐘塔。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說起那件事。他的問題讓我完全記起了它。多年前的那個夏天，我們都還是小男孩時的事情，就像它剛發生的一樣，清晰地出現在我的腦海裡。“我記得那個晚上，我們溜出家門，跟在兩個水手和兩個他們在酒吧裡隨便找來的女人後麵，我們打算猛敲他們的車門，然後飛快地逃跑。”鮑比仍然直視著前方。“你什麼時候看出了他們的關係的？”“我一看你往車窗裡看的表情就猜到了。”“你後來說起過這事兒嗎？”他的視線仍停留在正前方。“沒有，”我回答，“從來沒有。”他的臉轉向我，臉上的笑意有些悲傷。“那件事讓你有什麼感覺？”他又問我。開始，我想表示對此無所謂，說幾旬油腔滑調的麵子話敷衍一下。但是，我很快改變了主意。“孤獨，”我把臉轉到一邊，說出了心裡話，“非常孤獨。”鮑比的眼睛裡浮現出一種暗淡而又憂鬱的神色。他眼角的魚尾紋已經爬進了鬢角，我第一次注意到，當他緊閉嘴唇、沉浸於某種隱秘的痛苦記憶時，他的嘴角上會有絲網般的紋路。沒有持續太久，最多幾秒鐘之後，他眨眨睫毛，就像剛從不愉快的夢裡醒來，急切地給我介紹起一家他覺得我會喜歡的餐館。那是一家位於哥倫布區的意大利餐館，麵積不大，客人卻很多，有些擁擠。在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大家好像都彼此熟悉，有時侍者說起你的一些親戚的情況，甚至比你知道的還多——那家餐館就是這麼一個地方。我們吃了一點東西之後，鮑比把座位往餐桌後移了一下，留出足夠的空間，把一條腿搭在另一條腿上，手臂隨意擱在椅子靠背上。他打量著我，嘴角掛著讓我捉摸不透的微笑。“你真的打算接這個案子嗎？”“酬金很可觀，”我本想表現得玩世不恭，希望給鮑比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我還是忍不住笑了起來。“你喜歡那種感覺，對吧？”他的話裡帶著奚落的意味，想讓我承認自己的妄自尊大。“一件價值百萬美元的案子。假設是九十九點五萬美元，那也會完全不一樣，是吧？一個七位數，就是它改變了一切，對不對？可我真不忍心讓你知道，在這個城市裡，如果你沒有八位數，就彆想賺大錢。”他像小時候那樣誘導我吐露真言，然後讓我明白，不管我做了什麼，都不必把那事兒看得太重。我總是設想，一位兄長就該是他那個樣子：隨時讓你保持自知之明，同時決不容忍彆的什麼人來教訓你。鮑比似乎覺得自己說得很好，他心滿意足地又拿起餐叉。突然，他的臉又變得嚴肅起來。他似乎有些猶豫，好像有什麼事一時還不能決定。過了一會兒，他慢慢放下手裡的叉子，抬起眼來看著我。“我說過你做事的方式很像咱們的外祖父，我是當真的。我知道你不會為錢而接手這個案子。如果是為錢，那反而會好些，”他臉上的表情有些高深莫測。“富勒頓被殺之後，幾乎每個人都屏住呼吸，想看看接下來會有什麼好戲。當警方宣布凶手已被收押在監，是一個試圖搶劫的黑小子時，你簡直能聽到每個人鬆了一口氣的聲音。沒人在乎那個小夥子是否有罪，他們惟一關心的是自己的名聲和秘密是否受到威脅。你開始四處搜尋，想找出誰是謀殺的幕後指使者，可是你惟一能確信的就是，任何人都不會告訴你真相或者任何接近謎底的線索。而且，如果你開始離真相太近的話，那麼，——好，這麼說吧，這兒有一些相當殘忍的家夥，如果他們被牽扯進來的話……”他不說了，從他凝神遐思的表情裡我能看出，他在思考彆的什麼事情。他下意識地左右搖晃著腦袋，嘴角的表情從悲哀轉而變為厭惡。“富勒頓的確與眾不同。像我們小時候唱的那首兒歌，關於一個小女孩的那酋——當她好的時候，她很好很好；可是，當她壞的時候，她很可怕很可怕。”提到兒童時代的東西，他似乎覺得有點兒尷尬。他看著我，好像在責怪自己，本該找到更好的表達方式。他還想再換個說法，給我描述一下，可是顯然不那麼容易，於是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不。他就像那樣。他被殺的那個晚上，我也在費爾蒙特大飯店。我對政治並沒有太大興趣，隻是因為克雷文訂了一張桌子，而且堅持要我一起去，我才去那兒的。那真是我聽過的最精彩的講演之一。“到場的得有一千人，他演講結束的時候，我覺得在場的每個人都會心甘情願地聽他調遣。即使他下令進軍白宮，他們也會毫不猶豫。不過，奇怪的是，”他話鋒一轉，似乎對自己那天的所見所聞仍然有些困惑。“他是一名州長候選人，可他在演講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攻擊總統。於是我就問身邊的克雷文。他永遠不會直接回答你的問題，至少在他耗儘了全部的幽默或是誇張之前，他是不會給你答案的。事實上，他不但沒回答我的問題，反而問我是否還記得富勒頓曾在演講中說過的那句話，他說現任政府讓他想起了19世紀一個著名的大不列顛政府。沒等我回答，阿爾伯特的眉毛挑了起來。他準確地引用了富勒頓的話——‘它不是所謂精英組合的政府部門，恰恰相反，堪稱庸人蕪雜的國家機器’。“阿爾伯特認為那是他聽過的最偉大的言論之一。他跟我說，他認為富勒頓根本就在地圖上找不出大不列顛，同時他敢斷定，富勒頓也叫不出哪個世紀哪位不列顛首相的名字，甚至連溫斯頓·丘吉爾恐怕也不知道，更不用說，他提到的那個獨特的不列顛政府的首相了。”“你見過阿爾伯特，”鮑比轉著眼睛說。“你該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站在那裡，就在我們的桌邊。晚餐結束的時候，他還在東拉西扯，不停地跟我兜圈子，直到我完全忘記了最初問他的問題。‘你知道誰給富勒頓寫演講稿？’他突然問我。‘阿莉婭·戈德曼，勞倫斯·戈德曼的女兒。她為富勒頓工作，替他起草大部分的演講稿。她真是棒極了。富勒頓相當幸運，不過他有成為幸運兒的訣竅。你看，他同時得到了女兒的智慧和父親的財富。勞倫斯在舊金山能籌集到的錢比誰都多，’他解釋著，‘他一直都是州長的主要財政後盾。換句話說，現在富勒頓每得到一美元的競選經費，就意味著奧古斯托·馬歇爾失去了可能屬於他的那一美元。今晚到場的人有一半，或許更多，是衝著戈德曼來的。他假裝做這一切都是為了他的女兒，其實那根本不是真正的原因。’”“阿爾伯特喜歡那麼做：不把他知道的事情直接告訴你，而是讓你費心去猜。他那麼做是為了讓你知道，他要告訴你的事情是其他人很難了解的。如果人們不再有秘密，我不知道他還能找到什麼話題。他是我認識的最能傳播閒話的人。”鮑比說著說著，停了下來，擔心自己剛才的話給我留下了錯誤的印象。“同時，如果說有一個人能讓我信任地說出自己的秘密，那麼這個人一定就是阿爾伯特。他永遠不會背叛你的信任，這點我敢肯定。不過，他的確喜歡說閒話，”鮑比繼續說著阿爾伯特的故事。“人們把一切都告訴他。他對每個人都了如指掌，以至於他能夠從那些不著邊際的評論或者漫不經心的對話中，梳理出其中的奧妙；而那些評論或是對話，在彆人聽來，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所以，當他告訴我為什麼勞倫斯·戈德曼決定拋棄某個在他幫助下起家的政客，而傾注全力扶持那人的對手時，我知道這並不是因為勞倫斯·戈德曼，或者彆的什麼人親自給他作了某種解釋；而是因為阿爾伯特能把所有的蛛絲馬跡放到一起，而後得出自己的見解。”鮑比顯然對阿爾伯特驚人的推理能力欽佩不已，他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對阿爾伯特的結論還一無所知。“真正的原因是什麼？”我也很想知道。他看著我，一臉茫然，好像還沒從剛才的思緒裡回過神來。過了一會兒，他眨了眨眼，臉上有了生氣。“真正的原因是勞倫斯·戈德曼不在乎誰是州長，這樣的人他不缺；他需要的是一位總統，而利用富勒頓，他就得到了實現願望的最好機會。阿爾伯特把這一切都看明白了。“‘如果戈德曼掌握著富勒頓成為總統和保住總統職位的金錢，而他的天資聰敏的女兒阿莉婭控製著富勒頓的話語，那麼到那時，究竟是誰在操縱富勒頓任期內的權力？’“說到這裡時阿爾伯特的臉色有些變化，看上去嚴肅多了，甚至有點兒痛苦，似乎他認為戈德曼有點兒太為自己的利益盤算了。他搖搖頭，笑了起來。“‘聽起來太像開父女店了是吧？當然，’他接著往下講，因為興奮而有點兒結巴。‘勞倫斯也給自己留了一條後路，當然他總是那麼乾；也就是說，如果事情的結局沒有如他所願，如果富勒頓競選總統失敗的話，他會調轉頭去對他的老朋友奧古斯托·馬歇爾說，他的行為隻是出於一位父親的職責。’”鮑比看著我。“你看看，阿爾伯特又來那一招了——他又迫使我提問，這樣就能向我炫耀，他對整個事情的前因後果理解得多麼透徹。於是我問他：‘那麼馬歇爾會接受他的說法嗎？’“‘是的，當然會接受，’阿爾伯特向我保證。‘而且，他還會向戈德曼表示，他是多麼高興他們能重新聯手。接下來，這位政客會請求戈德曼捐出一大筆錢，來替他償付這場戰役中的債務。是不是很不可思議？’”鮑比攤開雙手聳了聳肩。“也許阿爾伯特的推論是錯的，可能戈德曼真是為了女兒才那麼做的。有一件事在那天晚上變得很清楚了，他女兒對參議員的興趣並不限於政治。一個多大的醜聞！那簡直是我見過的最尷尬的場麵之一！”“晚餐時發生什麼事了嗎？”“沒有，是在那之後，在戈德曼府上舉行的一個私人招待會上；阿爾伯特把它稱為‘兩三百位勞倫斯至交的親密聚會’。”“戈德曼的公寓就在費爾蒙特大飯店對麵的街上，占據了一座建築的整個頂層，而且房子是在金門大橋一側的諾伯山上。他、他女兒，還有參議員一起在門口迎接客人。我們剛到那兒，阿爾伯特取笑戈德曼女兒的話音剛落下，幾乎就在那一瞬間，一切都發生得很突然，富勒頓的妻子走到阿莉婭麵前，對她說：‘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上床隻是為了得到他父親的財產，或者說，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上床隻是為了接近她夢寐以求的權力，你認為有沒有比這更糟的呢？’”“她真的說了這些話？”我禁不住問道，我懷疑是不是鮑比有意添油加醋，來製造某種可怕的效果。“就在阿莉婭的父親麵前？”“對，還當著她丈夫的麵，”鮑比回答我，“還有站在他們周圍的近百人，都聽到了。”“她是怎麼應付的？我是說，戈德曼的女兒？”鮑比抬了抬下巴，眯起了眼睛。他似乎微微地戰栗了一下。“她好像並沒感到狼狽。她看著富勒頓的妻子，那神情就像在看某個在街邊向她乞討的人。然後，她開口了。她的話那麼冷酷，那麼傷人，簡直讓人不敢相信出自她的口中，我聽了之後都不得不轉過臉去。她說，‘比那更糟的是，一個女人死死纏住一個不再想要她的男人’。“一陣死一般的靜默。我回過頭來，恰好看到梅雷迪思·富勒頓正盯著她的丈夫，而他卻不願和她對視。她隻是搖了搖頭，沒有再說一句話，轉身走出門去。“傑裡米·富勒頓居然什麼表示也沒有。他開始和身邊的人交談，仿佛什麼事兒也沒發生過，而他妻子剛才憤怒的指責，似乎隻不過是一個舉止不當的陌生人作出的無知評論。”“富勒頓和戈德曼的女兒有私情，他妻子發現了，是嗎？”我急切地問。鮑比還在回想富勒頓當時的舉動，更確切地說，回想他當時沒做出的舉動。“他就那麼讓她走了，讓她從自己眼前離去了。他不在乎她的感受，他擔心的是如何不著痕跡地把這事兒完全抹平，就把它當成某個微不足道的不愉快，最好快點兒忘記。”他停頓了一下，帶著一個意味深長的表情又補充了幾句。“是的。她知道丈夫有情人。如果你看看她臉上的表情，交織著痛苦和憤怒。你就會明白，她早就知道這事兒了。”有那麼一會兒，我們倆隻是互相看著對方。“你在想富勒頓的妻子可能是殺死他的凶手嗎？”鮑比問我。“他和彆的女人上床，前一刻又使她在數百人麵前蒙羞。是的，我可以設想，那也許能成為殺人的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