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很友善，非常友善。因為他不再是盧卡斯·安森中尉，而變回了一個大學教授，他所想要的就隻是悄悄地回歸平凡的生活。然而即使他不穿製服，穿著淩亂的燈芯絨套裝，拎著破舊的公文包，他在人群中也惹人注目。怎麼可能不惹人注目呢？左眼戴著的眼罩、一小塊彈片在前額留下的傷疤，都明確地昭示著他是一個儘到了國家責任並且已經光榮退伍的士兵。每個遇到他的人都想對他所做出的犧牲表示尊重。在餐館，大家都樂意為他結賬；在公交車上，年輕人都為他讓座；有一次在中央公園，一個帶著小禮帽的男人握著他的手說，他讓他想到了自己在奧馬哈海灘（奧馬哈海灘：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諾曼底戰役中，盟軍四個主要登陸地點之一的代號；位於法國北部海岸，直接麵對著英吉利海峽的灘頭；全長有8公裡，東起聖奧諾裡訥-德佩爾泰，西至濱海維耶維爾。）犧牲的兒子，並表示如果盧卡斯想要看百老彙的演出，一定要找他。“無論是什麼演出，隻要你告訴我名字，預定窗口就一定會為你留兩張票。”那個男人邊說，邊把他的名片塞進了盧卡斯的上衣口袋。後來盧卡斯拿出名片看了一眼，發現那個男人竟是一家著名的電影院老總。但他從未接受過他們的饋贈。在紐約醫院做完手術後的幾周裡，他都和父母住在一起，就在皇後區奧林匹斯市他家開的小餐館上麵。這是一座典型的希臘餐館，是由他的父親——絲塔夫羅斯·阿塔納西亞迪斯，一點一點從頭張羅起來的。和所有的移民一樣，他的父親將家族的名字縮減了。“我們是美國人，”在盧卡斯小時候父親經常這麼說，“現在我們要用一個新的美國名字重新開始了。”但是盧卡斯不用為獲得博士學位而費儘周折，因此他住在餐館裡就好。他甚至可以明確地感覺到——在他近乎完整地回到家後，他父親最強烈的願望就是讓他接管這個餐館。而且說實話，還有什麼比一個受傷的士兵站在收銀機前做生意更可靠的呢？隻是這不是盧卡斯想要的生活。就在他剛剛開始思考下一步該做什麼時，他突然收到一封普林斯頓大學的來信，信中表示如果他願意在秋季開學伊始繼續任教的話，他們將非常歡迎他回來執教——“正如你所知道的，學校的校訓是“服務國家”。所以隻要為國效力的人，全體教職員工和理事都將非常驕傲地為他們提供機會。”院長還熱心地提及他在城裡的老房子，歡迎他來住。這封信的到來，就像是他的祈禱獲得了回應一般。在位於學校腳下的一座小火車站中，他下了火車。將行李裝進一輛出租車的後備箱後，車子駛向莫色爾大街上的一處維多利亞風格的公寓，在入伍前他一直住在那裡。一輛黑色豪華轎車停在路邊，在這片綠樹成陰的靜謐街區裡，這種車並不常見。但在他對這輛車產生一些疑問前，卡普托太太已經匆匆穿過前廊，在圍裙上擦了擦手便衝下了樓梯來擁抱他。托尼·卡普托還在太平洋中的什麼地方當兵，盧卡斯知道，這個擁抱和泛濫的眼淚不僅是給他的，也是給她丈夫的。儘管她隻比盧卡斯大幾歲，可能是三十三歲，也可能是三十四歲，她依舊像母親一樣對待他，為他的晚歸而擔心，為他年紀這麼大仍然單身而著急。偶爾他們公寓餐桌邊會出現一些單身女性，盧卡斯猜測她們是被邀請來和他相親的。“你的屋子已經收拾好了，”她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說，“我要去烤隻全雞。艾米已經滿九歲了，她從學校裡回來一定會跟你說這件事的。”他們倆都笑了起來，卡普托太太幫忙把他的行李沿著嘎吱作響的木頭樓梯搬上了頂層，那裡的門已經打開了。時間就像停止了一樣，他在國外的那些恐怖經曆就像未曾發生過一樣。單人床支在角落裡，上麵依舊鋪著那張他記憶中的拚布床單，電爐和收音機在書架上，桌子依舊擺在天窗前。窗外，老橡樹枝乾上的樹葉剛剛開始變色，他甚至可以聽見淋浴頭的滴水聲，那是托尼·卡普托在屋簷下的小浴室裡臨時裝的，如果盧卡斯想要洗頭的話必須要把身體彎成一個難以想象的角度才行。“你自己收拾一下，”卡普托太太說，“五點半吃晚餐。你回家了可真好！”她補充了一句，就像這些天他遇到的人說的一樣，這個“家”並不是指一個特定的地方，而是美國。“希望托尼也能很快回來。”“希望他們都能早點回來。”關上門，盧卡斯站在窗邊，凝視著樹木和臟亂的庭院，還有庭院中搖晃的秋千和防風柵欄，在他去進行基礎訓練前，也曾站在這裡。也許就像最新的科學理論提出的那樣，時間不過是一場錯覺，可能他從未離開過這間屋子，可能他會重新變得健康無恙。但當他瞥見玻璃中自己的映像時，那塊黑色的眼罩將他拉回到了現實中。他打開自己的行李包，把多餘的褲子和夾克掛進壁櫥，並將一瓶蘇格蘭酒藏在了衣櫥最下麵的抽屜中，接著吞了兩片阿司匹林，然後躺上了床。因為背行李的緣故，他的肩膀開始疼了起來。他的前額也受傷了，醫生說疼痛可能會隨著時間逐漸減輕，但也有可能會變得更糟糕，他們還告訴他要適應獨眼視角，但他發現自己還是會撞到他盲區一側的東西。他的眼罩下其實裝了一隻玻璃眼珠，但人們總被假眼球弄得心神不寧，而且人們在和他說話時也不知道該看向哪裡，因此，對這些人而言，戴個眼罩，事情就簡單多了。他逐漸有了一些睡意，周圍隻剩下撫慰人心的聲音——窗外樹葉的瑟瑟聲、水管發出的嘎嘎聲和所有木屋、尤其是這種老舊的木屋都會發出的嘎吱嘎吱的聲響——它們混合在一起就變成了強效催眠曲，熟悉而柔軟的床和初秋昏暗的光線也同樣催眠。當他睡了幾小時後，剛醒來的一刻並不確定是什麼叫醒了他，樓下飄來了烤雞的香味，暖氣片發出劈啪聲，還有樓梯上不一會兒傳來的砰砰作響的腳步聲。他剛從羽毛枕頭中抬起頭來，房間門就砰的打開了，一個穿著紅色外套的小女孩，叫著他的名字跳上了床。“艾米，我告訴過你不要吵醒他！”卡普托太太在樓下喊道，但已經來不及了。艾米像一隻小狗一樣扭動著身體，用儘全身力氣去擁抱他。“噢！”他說道，“你可得悠著點，我現在可是個老人了。”“你才不老呢！但我已經——已經九歲啦！”她說道，轉過頭看著他又問：“你的眼睛怎麼了？”“我在那裡發生了一點小意外。”“什麼樣的意外？”他可以想象她的內心有兩種想法正在打架——她想要知道他怎麼了，同時又擔心她的父親會發生同樣的意外，不論她的父親現在身在何處。“不知道什麼東西飛進了我的眼睛裡，”他安慰道，“所以現在我需要帶著這塊眼罩，就像海盜一樣。”“它會疼嗎？”“一點都不疼。”沒有必要告訴她這個空空的凹穴有時就像埋在他腦袋深處的雪球一樣刺痛。“晚餐準備好了，”卡普托太太對他們喊道，“快來趁熱吃。”“媽媽做了你最愛的甜點，”艾米透露道，“冰淇淋蛋糕。”“真是太麻煩她了，”說著，他把腿甩下來，用腳試探著尋找剛才被踢飛的鞋子。“我讓她做的，我喜歡冰淇淋蛋糕。”還是那個用儘一切辦法達到目的的樣子。“告訴你媽媽我一會兒就下去。”“他來了！”艾米跳著離開了房間並大叫道。“而且我告訴你噢，我今天還在拚字比賽中獲勝了！”噔噔跑下樓時她補充道，聲音大到所有人都能聽見。儘管隻有他們三個人一起吃晚餐，卡普托太太還是做了十個人的分量。不知道在配給券不多的情況下，她是如何做到的，真是個奇跡。她一定為了某種原因在積攢這些券，盧卡斯有些愧疚地想道。他並不是很餓，但他儘全力去假裝自己很餓。這個房間也完全是他記憶中的樣子，有著許多刮痕的木椅，餐桌中央的塑料花，餐櫃上褪色的莊嚴聖母的畫像：這是一張經過裝裱的仿製品，模仿的是掛在佛羅倫薩皮蒂宮（皮蒂宮：佛羅倫薩最宏偉的建築之一，原為美弟奇家族的住家。）的拉斐爾（拉斐爾：意大利著名畫家，也是“文藝複興後三傑”中最年輕的一位，代表了文藝複興時期藝術家從事理想美的事業所能達到的巔峰，代表作《西斯廷聖母》。）畫作。也許那也不是真品？就他所知，拉斐爾的作品也被藏在某處的倉庫裡，等待著第三帝國的勝利。盧卡斯指向另一把椅子，那裡曾經是另一位二樓房客的座位，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寡婦，問道：“休伊特夫人怎麼樣了？”“二樓對她來說太高了，”卡普托太太說，推了推艾米讓她把土豆泥遞給盧卡斯，“她現在和她姐姐一起住在帕塞伊克（帕塞伊克：美國新澤西州東北部，臨帕塞伊克河，距紐約市曼哈頓區16公裡。），那座房子裡有電梯。”盧卡斯舀了一勺土豆，看見卡普托太太露出了會心的微笑。“抹些黃油吧，”她說道，“你太瘦了。”“你真是個好廚師。”他知道他得為秘密的冰淇淋蛋糕留些胃口。“你有重新把房間租出去嗎？”“是的，”艾米接過話，“新房客叫泰勒，但他從不住在這裡。”盧卡斯可以感覺到她並不喜歡泰勒先生。“他不住這裡？”盧卡斯問道，“那他住在哪裡？”卡普托太太聳了聳肩說：“他說他在特倫頓（特倫頓：美國新澤西州首府、工業城市、州的文化中心。）得到了一份工作，和造飛機有關。”那些從事關係到戰勢關鍵工作的人可以延期入伍。“但他安靜得像隻耗子，從不麻煩人，”她補充道。看上去卡普托太太真的不大喜歡他，“租金交得倒很準時。”這些天大家都在努力地做著各類修複工作——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情感上。盧卡斯知道卡普托太太的希望，那就是她的托尼能夠毫發無損地回來，然後他們一起把房子改造下，過過自己的小日子。然而大家每天都隻能勉強維持生計，做不得不做的事情，甚至許多人都入不敷出。卡普托太太端出了冰淇淋蛋糕，儘管艾米抱怨蛋糕上沒有加打發的奶油，但無論如何，他還是禁不住表現出一副驚喜和勢要飽餐一頓的樣子。“奶油怎麼也弄不到，”卡普托太太說道，“現在去雜貨店完全是碰運氣。”吃罷晚餐收拾好後，艾米上樓做她的家庭作業了，盧卡斯踱步到走廊裡，點上一支“駱駝”牌香煙。停在路邊的豪華轎車不見了，但那座帶整潔前院的精致兩層洋房卻亮著燈，弦樂四重奏的旋律透過開著的那扇窗戶傳到盧卡斯的耳朵裡。有那麼一秒鐘，他以為是留聲機的聲音，但當他下台階走到人行道上時，他才意識到那是有人在那所房子的客廳裡練習演奏。在普林斯頓這樣的大學城，這種事倒見怪不怪。接著他聽見了笑聲和推杯碰盞聲，還有某個人故意撥弄大提琴發出的刺耳聲音，隨後傳來一位老者的聲音，帶著些許德國口音說了一些類似於開始之類的話，隨後演奏聲響起，和諧一致。傳來了更多的笑聲，還有刺耳的口音。他聽了一下音樂——如果他沒記錯的話，是莫紮特的曲子——這也讓他想起那個老市長讓自己不要傷害藏在礦井中的村民。儘管悲劇還是發生了，但他並不是埋下那顆將小男孩炸死、讓圖森特隻剩下一條腿、讓他自己也隻剩下一隻眼睛的地雷的罪魁禍首。當香煙快要燃到濾嘴時，他在人行道上把煙踩滅，轉身回了公寓。卡普托太太在廚房裡邊哼著曲子邊洗著碗碟。“需要我幫你洗那些嗎？”“噢，不用了，”她回頭說，“我已經快要洗完了。”“聽聲音，難道現在你公寓對麵住了一個弦樂四重奏的演奏團嗎？”“什麼？”她關掉水龍頭，用抹布擦了擦手，問道。“我聽見了街對麵的音樂聲，是一群音樂家嗎？”“噢，天呐！當然不是了，”她回答道，“就是那個教授，我記得好像是在你參軍後不久他才搬來的。”“什麼教授？”“愛因斯坦。”和所有人一樣，盧卡斯突然手足無措起來，他知道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從納粹手中逃了出來，並在1933年從柏林移居到普林斯頓，還擔任了理論物理學的教授。盧卡斯也在校園裡見過他幾次，但當時他還沒有住到莫色爾街道，住到卡普托太太家對麵。“他人很好，”她說道，“有一次，他看見艾米背著小提琴包從學校回來，他們非常愉快地討論了音樂。”所以那個指揮音樂家演奏的愉快的聲音就是愛因斯坦的聲音。為什麼外麵總停了一輛加長的黑色轎車也有了答案。盧卡斯開始好奇到底是哪位要人、或政府高官過來拜訪這位大人物呢。“夏天的時候，我有時會坐在前廊聽他們演奏。如果托尼回來，”她的聲音中透著一些堅定說道，“他一定會喜歡的。”“是的，一定會的。”盧卡斯欣然讚同。他們都知道剛剛的對話是一種無言的祈禱。“晚安了！”盧卡斯走向樓梯，“還有，謝謝你的冰淇淋蛋糕。”“你想睡到什麼時候都可以，現在是勞動節的周末。”樓上，他的房間裡又熱又悶，他把窗戶完全打開，探身出去，他還可以聽見弦樂演奏的旋律。等等，他想，有機會還得告訴他的家人。當他回到普林斯頓的工作時，他們就很激動——那麼如果他們知道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愛因斯坦，是他的鄰居時，他們又會激動成什麼樣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