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在《從“出入兩難”到“進退自如”》一文中已經部分地給出。簡單來說，就是士作為既沒有產業又沒有定職的低級貴族，所有的隻是“自由之身”。因此他們必須先培養出高尚的品德，學得滿腹經綸，練就一身武藝（修身），然後去幫助大夫打理采邑（齊家），協助諸侯管理領地（治國），輔助天子征服世界（平天下）。所以，士人當中但凡理想遠大一點的，都會“以天下為己任”。文士就尤其如此。因為武士的功夫再好，一個人也打不了天下。文士則不同。他可以“一言興邦，片言折獄”，可以“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裡之外”，可以“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從而成為“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裡之命”的“國士”。總之，文人較之武士，“性價比”要高一些。他們的自我感覺和自我評估，也要好一些。所以文士更可能具有“自強、弘毅、使命感”這三大精神。但這有一個前提，就是他們的“身”必須自由。自由，才出入兩便，進退自如；才能擇主而事，功成身退；也才能真正把天下事當作自己的事情。如果“身不由己”，又哪來的“己任”？更不用說平什麼天下了。這種自由在孔子的時代（春秋）是有的，在孟子的時代（戰國）也是有的。那時的“無雙國士”，可以自由地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甚至像墨子那樣身體力行，這就是“仗劍行俠”；可以根據自己的意誌和情感，自由地選擇服務對象，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甚至引敵國之兵以報己怨，這就是“快意恩仇”；可以憑著自己“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叛）魏魏傷”的優勢，不把諸侯卿相放在眼裡，也不把其他競爭對手放在眼裡，這就是“笑傲江湖”；當然也可以朝秦暮楚，出將入相，從這個邦國走到那個邦國，拋棄舊的國君有如拋棄破掃帚，這就是“浪跡天涯”。顯然，後世俠客的夢，在他們那裡卻是現實。秦始皇一統天下，士的好日子也就到頭。漢武帝罷黜百家，更不複當年氣象。等到隋唐以科舉取士，讀書人都到科場討生活以後，士們便連“非分之想”也沒有了。因為天下歸於一統，就不必“浪跡天涯”；思想定於一尊，又豈能“笑傲江湖”？金榜題名既然成為人生目標，自然更沒有“仗劍行俠”和“快意恩仇”。所能有的，大約也就是“皓首窮經”和“咬文嚼字”。實際上，當漢武帝把所有的思想都歸到儒學一家時，也就沒有了思想；而沒有了思想，也就不會有風骨。沒有了風骨，又哪有“國士”可言？因此於右任先生這樣評價漢武帝：“絕大經綸絕大才，罪功不在悔輪台。百家罷後無奇士，永為神州種禍胎。”（《漢武帝陵》）當然也不會再有“奇士”了，因為士們都已“脫胎換骨”。然而自由畢竟是人的天性，過去的日子也令人神往。這就需要一個夢。這個夢既然無法在生活中實現，就隻好在文學作品中去圓。武俠就是其中之一。武俠塑造的俠客，尤其是那些大俠，都有以下特點：一是身懷絕技，二是特立獨行，三是任重道遠，四是義無反顧。他們或者建功立業，“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或者鋤奸除霸，“手提三尺龍泉劍，不斬奸邪誓不休”；或者扶貧振弱，“濟人然後拂衣去，肯作徒爾一男兒”；或者赴義報恩，“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但無不出生入死，叱吒風雲。這不正是當年那些“無雙國士”的寫照嗎？事實上，俠的精神正是士的精神。一個俠客，尤其是一個大俠，是應該和士一樣，“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裡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的。這甚至是一種“起碼”的要求。你想啊，如果連俠客都不可以托付，世界還有什麼希望？同樣，自強、弘毅、使命感，也為一切真俠、大俠所必需。如果連俠客都沒有這些精神，社會還有什麼希望？俠客當然也是大丈夫。如果連俠客都不是，人類又有什麼希望？顯然，在俠客的身上，是寄托著希望的。他們所圓的，是世人的“救星夢”、“英雄夢”，也是文人的“國士夢”。何況還有俠客們生活的那個世界，或者說，武俠創造的那個夢境—— 江湖，它簡直就是春秋戰國時代天下的翻版。江湖中林立的幫派，就是那時林立的邦國；山頭中稱雄的幫主，就是那時稱雄的諸侯；而那些仗劍走四方，誰的賬都不買的獨行俠，豈非正是那時的遊士？看來，人們確實不能隨心所欲地進行創造，曆史也總是讓人惦記。即便武俠，也不完全是“空中樓閣”。這大約就是所謂“千古文人俠客夢”了。夢，當然也沒什麼不好。人生在世，多少總要做點夢。“至少我們還有夢”，不也是一種希望嗎？但你得明白那是什麼。古人雲：“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我們也可以套用一句：“世無英雄，遂使武俠流行。”所以，一個民族沉溺於武俠並非好兆頭：“要不就是時代過於混亂，秩序沒有真正建立；要不就是個人願望無法得到實現，隻能靠心理補償；要不就是公眾的獨立人格沒有很好健全，存在著過多的依賴心理。”我還想狗尾續貂一句：要不就是產生國士的條件不複存在，民族缺少強勁的精神。因此，這個夢也該醒醒了。當今之世，原該是夢醒時分啊！莫道海棠依舊，應是綠肥紅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