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是“士之夢想”嗎?是。實際上,所謂“俠”,原本就是“士”,是士的一種—— 俠士。俠士是怎麼產生的呢?是從武士演變而來的。我們知道,最早的士都是武士。周代戰爭,領兵的是大夫,作戰的是士,庶人和奴隸是搞後勤的。現在我們說的“戰士”、“將士”,就從這個傳統而來。那時當一個“戰士”是很光榮的事情,庶人和奴隸還沒有資格。士的使命既然主要是戰鬥,則其修身習武,便是理所當然;後來轉變為武俠,也是順理成章。士的使命發生變化,是在孔子以後。這時,士開始向文職轉變,這就是文士。武士和文士都依附於大夫、諸侯,甚至天子。武士的任務,主要是出生入死兼做刺客,所以也叫死士;文士的任務,則是出謀劃策兼做文秘,所以也叫謀士。如果出入朝堂,就是紳士(有資格係紳帶插笏的人)。如果閒居鄉野,就是隱士。如果四處遊走,就是遊士。如果行俠仗義,就是俠士。所謂“遊俠”,其實就是既遊走四方又行俠仗義的人,是遊士加俠士。原本依附於高級貴族(大夫、諸侯、天子)的武士和文士,為什麼會變成遊走四方行俠仗義的遊士和俠士?當然是因為王綱解紐、禮壞樂崩、天下大亂,西周創立的封建秩序麵臨徹底崩潰。這個時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為了生存,也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士們必須浪跡天涯尋找機會。高級一點如孔子,周遊列國是要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低級一點的,就不過是找碗飯吃罷了。要知道,士作為最低一級的貴族,是沒有封邑領地和世襲官職的,隻有貴族身份和一技之長。也就是說,有地位,無產業;有能力,無定職。因此他們是“毛”,必須附在一張“皮”上,而這個時候的“皮”又很多,還都在招兵買馬。這樣一來,士的“遊”(遊走四方)也就不足為奇了。與此同時,一種理想信念和行業規矩也開始形成。遊走四方的士們不約而同地意識到,為了確保自己的生存和集體的榮譽,必須恪守職業道德。其中第一條,就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信守然諾),此外還包括“救人之危,急人之難”(舍己為人)和“避人之譽,成人之美”(功成身退)。這是所有的遊士都應該遵守的信條。也就是說,作為“遊士”,他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服務對象和服務內容,但不能因此而沒有做人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義”。義當然不是士的專利,它的內涵也遠比前述職業道德豐富。不過,比起其他階級和階層來,士確實更看重“義”。義的產生,也無疑與這個階層的特定性質有關。我們知道,士是沒有封邑領地也沒有世襲官職的,因此隻能從事“自由職業”。所謂“自由職業”,說得好聽,是可以朝秦暮楚,擇木而棲;說得不好聽,則是沒有著落,沒有擔保。能夠做擔保的也就是自己的德行。也就是說,士作為“自由職業者”,必須讓雇主認為自己是可信任的,也必須讓同行認為自己是可尊重的。這就必須講“義”。有了“義”,也就有了“俠”。俠就是義的實現。所謂“行俠仗義”,就再清楚不過地告訴我們:行俠依仗的是義,實現的也是義,所以有俠肝者必有義膽。什麼是“義”?義者宜也,也就是“理所應當”。什麼是“俠”?俠者使也,也就是“見義勇為”。也就是說,俠,就是使“義務”(正義的擔當)變成“義舉”(正義的行為)的精神,以及具有這種精神的人。這種精神在理論上講,當然最好是人人都有,但這並不可能。任何一個社會,都做不到人人俠肝義膽,人人見義勇為,人人舍生取義,人人義無反顧。這就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以為典型、楷模、帶頭人和示範者,所謂“俠”(俠士、俠客、遊俠)也就應運而生。顯然,俠,就是以“義”為責任擔當的人,因此也叫“義士”。不過,俠士雖然是廣義的義士,和狹義的義士還是略有區彆。一般來說,義士講忠義,俠士講情義;義士赴國難,俠士結私交;義士舉大業,俠士管閒事;義士赴義多為集體行動,俠士行俠多是個人行為。比方說,齊國的田橫自殺後,跟著他一起赴死的那五百人,就是“義士”;而“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隻身挑戰黑惡勢力,完全不顧個人安危的,則必為“俠士”。俠士幾乎是一定要管閒事的,包括為民請命、替人消災,也包括“清理門戶”、翦除士人中的敗類。如果他居然“專打人間不平”,“專一急人之難”,那他就不但是“俠士”,而且是“俠客”了。這也無妨看作“士”的一種分工:有的出謀劃策(謀士),有的行軍作戰(戰士),有的舞文弄墨(文士),有的舞刀弄槍(武士),有的行俠仗義(俠士)。行俠仗義成為一種有人專司,或者被某些人放在首位的事情,說明士的職業道德已升華為一種道義精神,這就是“俠義”。因此,代表了這一精神的俠,就是“士中之士”,是最能代表“士之精神”的人。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也就明白武俠和武俠為什麼是文人的千古之夢了。道理也很簡單:文人原本也是“士”,而且也代表著“士之精神”。什麼是“士之精神”?用曾子的話說,就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裡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所謂“托六尺之孤,寄百裡之命”,就是說,無論是孤兒寡母,還是國家命運,都可以放心地托付給他。這當然並不容易,因此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就要“自強”,即《周易》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為什麼要“自強不息”呢?就因為他是“士”。士,首先是成年男子,也叫“丈夫”(身高一丈的男子)。如果這個“丈夫”能夠“以天下為己任”,那就是“大丈夫”。所謂“以天下為己任”,也就是有使命感。有使命感,就會意識到“任重道遠”;意識到“任重道遠”,就不能不弘毅;而要弘毅,就必須自強。因此,自強、弘毅、使命感,就是“士之精神”。具有這種精神並能付諸實踐的就叫“國士”。成為“國士”,曾經是許多士人尤其是文士的理想,後來卻變成“俠客夢”了。於是我們便很想弄清楚:第一,它為什麼是士的理想;第二,這個理想為什麼會變成夢想;第三,這個夢想又為什麼要寄托在俠客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