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俠的鎮壓始於何時，現在是不可考的了，正如我們無法確知最早的俠客是誰，但可以肯定不晚於韓非子的時代。韓非子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建議君主們將其趕儘殺絕。其實就算韓非子不說，坐穩了江山的帝王也會下手，因為他們是既不喜歡刺客也不喜歡俠客的。道理很簡單，刺客作為職業殺手，一般並無是非觀念。他們隻忠於雇主，卻不管該殺不該殺。雇主則隻考慮能殺不能殺，也不管該殺不該殺。如果他能買到武林高手，自己又正好覬覦皇位，或者與“當今聖上”有仇，便會把國王和皇帝也列入黑名單；而隻要世界上有刺客，所有的皇帝在理論上便都有被殺的可能。秦始皇豈非就差一點被荊軻所殺？其實就算他們不殺皇帝，王朝也不能容忍這些人的存在。你想啊，如果滿街都是刺客，天天都有謀殺，則如王法何？生殺予奪之權是必須牢牢掌握在國家手裡的，豈能由著一幫亡命之徒自作主張？所以皇帝不喜歡刺客。便是現代民主國家，也容不得他們。那麼俠客呢？俠客追求道德境界和人格完善，難道也不好？中國曆朝曆代的統治者不是都主張“以德治國”嗎？這當然不錯，但你得弄清楚治國的主體是誰。王朝時代的國家是由誰來治理的？顯然不是俠客。俠客是民不是官，他們是被統治者，不是統治者。因此他們再有道德，也不能治國。如果他們居然治起國來，那就是僭越，甚至不能算是有德。中國傳統道德十分講究名分，因此也叫倫理。倫理就是尊卑有序，官民有等，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德目，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俠客作為民，其道德要求主要是臣服，是安分守己效忠王朝，誰讓你多管閒事打抱不平呢？可見，自以為有道德的人，也未必討人喜歡。其實，俠客不討皇帝喜歡，恰恰就因為他們講道德，有人格。我們知道，道德和人格是有凝聚力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政治就最講道德人格的凝聚力，比如“以德服人”“以柔懷遠”。但我們也要記住，在帝國時代，這種凝聚力隻能屬於王朝，屬於皇上，不能屬於其他任何人、任何集團。然而在西漢初年，俠客的號召力和凝聚力，卻大有超過皇家和朝廷之勢。比如朱家，聲望極高。京師以東各路英雄豪傑，幾乎無不盼望與之相識（莫不延頸願交）。劇孟，名氣極大。周亞夫平叛時得到他的支持，就像得到了一個勢均力敵的國家（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雲）。郭解，交遊極廣。公卿郡縣，都爭著為他奔走效勞（爭為用）。季心，人緣極好。千裡之內，俠客壯士都願意為他而死（士皆爭為之死）。這就無疑犯了帝國的大忌。我們知道，一個開國元勳或朝廷重臣，如果“功高蓋主”，尚且難免殺身之禍，一介草民如果“橫行州域，力折公侯”，那還了得？俠客們獲得如此威望，當然是因為他們講義氣，重然諾，輕生死，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行俠仗義，救苦救難，而且不避艱險，不計報酬。所以司馬遷認為，像朱家、劇孟、郭解這樣的人，雖然其行為不符合正統觀念（其行雖不軌於正義），也常常觸犯王法（時扞當世之文罔），但個人品質無可挑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享有盛譽是名副其實（名不虛立），受人擁戴也是理所當然（士不虛附）。問題是，並非所有號稱俠客的人都這樣，也有恃強淩弱、橫行霸道、仗勢欺人的。王朝要鎮壓這些惡霸，也不能說沒有道理。更為嚴重的是，在西漢初年，俠客們不但良莠不齊，魚龍混雜，與黑社會無異，還往往與權貴合流。《漢書·遊俠傳》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遊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吳濞就是吳王劉濞，淮南就是淮南王劉安。他們和代國丞相陳豨一樣，都是造過反的。魏其侯竇嬰和武安侯田蚡雖沒造反，卻也是危險分子，因為他們都養士，都結交豪俠。這同樣犯了王朝的大忌。因為身為朝廷重臣，隻能“存公誼”，不能“結私交”，更何況其所結交的，還是原本就有暴力傾向，甚至形成暴力團夥的俠？這就必須鎮壓。即便寬容如文景（漢文帝、漢景帝），也不能任由他們星火燎原。事實上漢文帝即已開始打擊俠客，郭解的父親就是被文帝所殺（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景帝也對遊俠大開殺戒（儘誅此屬）。漢武帝當然更不會手軟，郭解就是被他殺的。漢武帝早就想殺郭解了，隻是逮不著機會，隻好將他遷居茂陵。當時的政策，是家財三百萬錢以上的豪強，都必須遷往茂陵，以便“內實京師，外銷奸猾”。郭解的家財不足三百萬錢，卻榜上有名，大將軍衛青便幫他說情。誰知這下子卻幫了倒忙。漢武帝說，好嘛！一介平民，居然能讓大將軍來做他的代言人，“此其家不貧”！於是郭解隻好走人。這時，他的好人緣再次幫了他的倒忙。郭解動身時，前來送行的不計其數，贈送的路費竟多達一千多萬。入關以後，關中的賢達豪傑，不管認不認識他的，都爭先恐後搶著前來結交。這個風頭出得實在是太大了，足以讓高層震怒。我們知道，漢武帝采納主父偃的建議，徙豪強居茂陵，目的之一就是要削弱地方上的非政府力量。如果越是打擊，他們的勢力越是強大，擁護的人反倒越多，那還得了？因此我相信，漢武帝這時一定恨得咬牙切齒，而誅滅郭解的機會也很快就到來。有個儒生，因為背後對郭解出言不遜，竟然被人殺死，還被割了舌頭。這事當然不是郭解乾的。案發以後，凶手不知去向，郭解也確實不知何人所為。然而禦史大夫公孫弘卻說，郭解不知情，比親自去殺的罪還大。這話看起來是混賬邏輯，其實未嘗沒有道理。因為此案意味著郭解的聲望、權勢、影響已經大得嚇人，什麼事情都不必他親自出馬，甚至不必讓他知道了。那麼，普天之下誰能有如此權威呢？皇帝。皇帝能有兩個嗎？不能。結果，郭解被滿門抄斬（族滅），罪名是“大逆無道”。郭解大約是最後一個真實的俠（梁啟超就認為中國的武士道起於孔子終於郭解）。此後雖然“為俠者極眾”，但按照司馬遷的說法，都是些傲慢無禮不足稱道的人（敖而無足數者），甚至是當年朱家他們羞與為伍的流氓［鄉（向）者朱家之羞也］，要不就變得文質彬彬起來（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古之俠道，一蹶不振。班固以後，正史甚至不再為俠客作傳，俠的時代從此一去不複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