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的事要由文人來說，這多少有點滑稽。文人和武俠，至少看起來是一對矛盾。習武的少有文化，學文的難免孱弱。文人當中有沒有習武的？有，但不多。多數是手無縛雞之力。就算有那麼兩下子，大約也不能飛簷走壁，使刀弄槍，百尺之外取人首級。1990年初，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的一隻皮箱在廣州火車站被人當麵搶走。平原兄目瞪口呆之餘，竟是徒喚奈何。更有戲劇性的是，這隻皮箱裡裝的，恰恰是他研究武俠的資料和草稿。可見平原兄雖然熟讀武俠，眉宇間也因此有了些英武之氣，卻是連一個小毛賊也鎮不住的，以至於有好事者替他撰得半聯：“車站遭劫平原君恨不早養士。”這才是讓人啼笑皆非！看來，陳平原先生將自己研究武俠類型的著作名之曰《千古文人俠客夢》，確實精當而又有深意。近年來，北大同人好言武俠者甚眾。袞袞諸公，或執判官筆，或發綠林柬，或登壇說法，或華山論劍，很是弄出了些動靜。這或許也可以看作一種“與時俱進”。但若論頭腦之清醒，治學之嚴謹，持論之公允，愚意以為或當首推陳平原。中國人做學問是很用心很投入的，結果不是愛屋及烏，便是日久生情。於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研究什麼，便認為什麼最好。比如研究金聖歎的，便認為金聖歎天下第一；研究王夫之的，便認為王夫之舉世無雙；研究武俠的，則往往把自己也封了“大俠”。其實，平原兄要封俠，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因為他的老老前輩—— 平原君，便與“俠”頗有些瓜葛。然而平原兄卻並不因這瓜葛而以平原君自居，反倒告訴我們，所謂“武俠”，其實是一個夢。而且，這個夢還是文人編造的，雖然武俠常常被看作“通俗文學”和“大眾文化”。所謂“千古文人俠客夢”，我以為便當作如是解。這就帶來了三個問題：第一，武俠是夢嗎？第二，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夢？第三，這個原本要靠武力來圓的夢，為什麼竟是文人編造的？先說第一個問題。武俠是夢嗎？是。這話的意思，不是說曆史上不曾有過俠或俠客。俠或俠客這種人，大約是有的，司馬遷和班固都給他們立過傳。不過司馬遷和班固並不管他們叫“武俠”，而叫“遊俠”。因為這些人並無蓋世武功，行俠亦不仗劍。仗劍的是刺客。刺客是要殺人的，因此要有武藝。如果武功不過硬（比如荊軻），還會讓人遺憾。不過刺客雖有武藝，卻不一定行俠。比如春秋時吳國的刺客專諸，為公子光篡位而刺殺王僚，就很難說有什麼俠義可言。俠客則相反。俠客一定要行俠，卻不一定殺人。漢初大俠朱家就不殺。另一個大俠郭解，雖然年輕時“所殺甚眾”，後來卻“折節為儉（克製約束自己），以德報怨（以恩惠回報怨恨），厚施而薄望（奉獻多，要求少）”。直到這時，他才被人們視為大俠，也才有了威望。胡亂殺人那會兒，是隻能被看作“愣頭青”的。由此可見，俠客和刺客有著本質的區彆。俠客行俠，但不必仗劍；刺客仗劍，卻未必行俠。俠客可以“俠而武”（如郭解），也可以“俠而不武”（如朱家）；刺客可以“武而俠”（如荊軻），也可以“武而不俠”（如專諸）。對於俠客來說，俠（俠義、俠膽、俠骨）遠比武（武功、武藝、武力）重要。同樣，俠客和流氓也有本質區彆。簡單來說，俠客行善，流氓作惡；俠客行俠仗義，流氓為非作歹。因此，儘管他們都是“江湖中人”，卻不可同日而語。俠客因為以俠義為己任，故而都有些霸氣。流氓則未必。低級流氓是一點霸氣也沒有的。比如地痞、無賴、潑皮、光棍之類，就隻有“賴”和“痞”，沒有“霸”。高級流氓雖然“霸”，卻隻能算是“霸道”，不能算是“霸氣”。可見即便同為“霸”，流氓和俠客也不相同。流氓是“惡霸”，俠客則是“善霸”。總之，真正的俠，崇尚、依靠的是道德力量和人格力量，不是武力和暴力。他們追求的，也是道德理想和人格完善，不是功名利祿、富貴榮華。事實上，俠是一種身份（一些大臣（如周亞夫）或社會上的一些名士（如袁盎），便都和劇孟結為“生死之交”。袁盎也是做過大官的。他和竇嬰一樣，都是朝中之俠。他們的故事，我在《明月何曾照溝渠》一文中講過。這就是本來意義上的俠了。這樣一種俠，我們是曾經擁有的。他們或在朝為俠士（如袁盎、竇嬰），或在野為俠客（如劇孟、郭解），但都講俠義。實際上當時朝野的界限並不那麼分明，俠士和俠客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比如魯國的俠客朱家，就幫過楚國的俠士季布。季布這個人，也是“為氣任俠”的。他原本是項羽手下的將軍，曾多次痛擊劉邦，打得劉邦狼狽不堪。所以項羽兵敗後，劉邦就懸賞千金購買季布的人頭。而且下令，有膽敢隱匿季布者，滅三族。季布沒有辦法，隻好聽從朋友的建議，剃去頭發，戴上鐵箍，扮作囚徒，作為奴隸賣給朱家。朱家知道此人就是季布，卻不說穿。妥善安頓以後，驅車前往洛陽，遊說劉邦的近臣夏侯嬰，終於救得季布性命。獲救的季布被劉邦任命為郎中，後來還當了河東郡守，朱家卻從此不再和他見麵，因為一個真正的俠，是必須功成身退羞言報答的。這樣一種俠義和俠情真讓人神往，可惜並不討皇帝喜歡。事實上，正是由於王朝和官方的一再嚴厲打擊，俠才終於由現實變成了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