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也是有的，但要有條件。條件也隻有三個字：可選擇。或者“當局”可選擇，或者“途徑”可選擇。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前，存在著第一種可能性。那時，士人或出（如張儀、蘇秦），或處（如老子、莊子），都相對自由。入世的，也用不著時時以出世為退路，反正“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不妨“朝秦暮楚”。何況那時士的分量也重，幾乎決定著諸侯各國的生死存亡，“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叛）魏魏傷”，因此“賣價”也不錯。秦以後，第一種可能性不複存在，我們也不希望它存在，因為這意味著國家的分裂。於是可以爭取的就是第二種可能，即途徑的可選擇。這又包括兩個方麵，一是介入、參與、過問社會政治公共事務途徑的多樣性（官方渠道或民間渠道），二是選擇的多樣性，即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可以參與也可以不參與，可以過問也可以不過問，當然還包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如果有了這兩種多樣性，出處就不再成為問題。其實出處原本就不該成為問題。《周易·係辭上》雲：“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三國誌·魏誌·王昶傳》也說：“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可見並沒有誰規定你隻能“出”，不能“處”；隻能入世，不能出世；隻能做官，不能不做官。入世和出世成為矛盾，是因為讀書人希望介入、參與、過問社會政治公共事務，卻又隻有做官這唯一途徑。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隻有讓仕途不再是畏途，或者除了做官以外還有彆的路可走。這就要靠社會的變革。中國曆史上與知識階層之命運密切相關的重大社會變革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西周封建，部落製滅，邦國製立，知識者由巫變成士。第二次是秦滅六國，邦國製滅，帝國製立，知識者由士變成讀書人。第三次是辛亥革命，帝國製滅，共和製立，知識者由讀書人變成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概念我們前麵已經說了，就其廣義而言是依靠知識和智力來謀生的人。他們可以是科學家、工程師，可以是教員、醫生，可以是編輯、記者，還可以是文學家、藝術家，並不是隻有做官一條路。介入、參與、過問社會政治公共事務的途徑也多樣化了。這是因為引進了現代新聞出版製度，包括印刷製度、傳媒製度、稿酬（版稅）製度，還有保護言論自由和著作權益的法律製度（憲法和著作權法）。有此製度，知識分子（也包括其他公民）就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對社會政治問題的看法，以此方式參與和介入公共事務，不但能儘到“社會良知與良心”的職責，一展憂國憂民的情懷，還可因此而獲得相應的報酬（收入高的可以購房買車，收入低的也能養家糊口），政治和經濟兩方麵均無後顧之憂。何況你還可以不介入、不參與、不過問，豈非“進退自如”？想當年，魯迅、胡適他們就是這樣的。在此前提下，入世和出世，便理應不再成為問題。如果說仍是問題，那麼，問題就很可能出在知識分子自己身上，即不再“以天下為己任”，不再有“事事關心”的熱情，也不再有“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激情。傳統士大夫和讀書人的“書生意氣”沒有了，而這種“意氣”其實是很重要的。沒有了這種“意氣”，讀書人也好，士大夫也好，知識分子也好，就不再是“社會的良知與良心”，而隻是“腦力勞動者”或“文字操作工”，甚至是“字紙簍”和“傳聲筒”。誠然，由於社會分工的專業化和社會生活的多樣化，我們不應該再像傳統社會那樣，要求知識分子都去介入、參與、過問社會政治公共事務，更不能規定他們隻讀隻寫政治倫理方麵的書。他們完全可以在各自不同的學科領域為國家民族做出貢獻。但我以為，儘管身份變了，工作變了，現在的知識分子已不再是過去的讀書人，更不是過去的士大夫，過去讀書人的“意氣”和過去士大夫的“氣節”，卻仍應該繼承和保留。資中筠先生的這本書中就講到了“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氣節，並認為這是有著許多缺點的士大夫“一個極寶貴的優良傳統”。資先生這篇文章是說大專辯論賽的。她指出：“雄辯的力量在於堅定的信仰，大至哲學思想，小至解決一個具體問題的方案，總是認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對的，才值得竭儘全力為它鼓與呼；抽掉了這點‘自以為是’，等於抽掉了辯論的靈魂。”我也想跟著說一句：知識分子的力量（包括人格魅力）不在知識，而在信念。知識本身並不是力量，加上信念才是力量。這種“有知識的信念”表現於為人處世，就是“書生意氣”。抽掉了這點“意氣”，等於抽掉了知識分子的靈魂，而這種“意氣”本是源於讀書人之入世情結的。我想，這或許是入世和出世“理應不成問題”時資先生還要思考這一問題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