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們不能“忘卻營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報國情結”。前麵講過，中國傳統社會的讀書人是由士演變而來的，而士原本就有參與國家大事的資格和義務，其中不少甚至是文武雙全的。秦始皇一統天下以後，士變成了讀書人，讀書成了他們主要的生存方式，但“修齊治平”的理想卻沒有變，“憂國憂民”的傳統也沒有丟，滿腦子還是“內聖外王”，想做的還是“出將入相”。這是他們不能不入世的原因。這裡麵有理想，有抱負，有責任，有義務，並不是一個“俗”字就可以打發或了斷的。相反，出世和清高反倒有些可疑。資中筠先生說中國傳統讀書人的清高“大多是逼出來的”，我想補充一句：還有不少是“裝出來”的。所謂“養望”是，“終南捷徑”是，甚至故意唱反調也是——“要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由“持不同政見者”變成“最堅決的擁護者”，有時竟隻要一夜工夫。總之，條條道路通羅馬，無論“康莊大道”，還是“羊腸小道”，都通向仕途，隻不過有的“青雲直上”，有的“曲線救國”而已。所以我們讀古人書，千萬不要太過天真。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幾乎沒有不以清高自詡或相推許的，但“假冒偽劣”也很不少。比如潘嶽（安仁），是美男子，也是大詩人，寫過有名的《閒居賦》，很清高的，卻其實是官迷。為了討好權臣賈謐，竟然每天守在賈府大門口，看見官車揚起的塵土立馬倒頭便拜，正所謂“高情千古閒居賦，爭（怎）信安仁拜路塵”（元好問詩）。實際上，除少數幾個如陶淵明外，大多數人的“清高”，不是因為走投無路，就是因為裝模作樣，當不得真的。其實想做官本身並沒有什麼錯。自秦漢實行郡縣製，尤其是隋唐實行科舉製以後，從政已逐漸變成一種職業，做官和做工、種田、做生意一樣，不過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也無所謂光榮或可恥。可惜大家認識不到這一點，或認識到了又不肯承認，這才有了“假清高”和“真勢利”，嘴巴上恥言利祿，骨子裡鄙視貧寒。難怪李贄要痛斥那些虛偽的讀書人，說他們“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因此“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做生意者但說生意，力田作者但說力田，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做官本身雖無所謂清濁既非蔡京、嚴嵩，更不是陶淵明，也不想在和平時期沒來由地獻出生命。也就是說，他們隻想“以身報國”，不想“以身殉國”，除非萬不得已。或者說，他們是既想報國又想全身的。稀裡糊塗搭上小命的事，他們多半不乾。更重要的是，這裡說的“身”，既包括“身家性命”（肉體），也包括“意誌情感”（精神）。讀書人與一般人的不同之處，就在於“知書達理”。知書，就難免書生氣；達理，則難免認死理。再加上恃才傲物，自命清高，更難免“有九*九*藏*書*網點傲骨，有點傻氣，甚至有幾分狂”。這都是和官場遊戲規則格格不入的。當然，如果當真要做官，這些毛病都可以改，或者暫時把尾巴夾起來（即所謂“王莽謙恭未篡時”）。難辦的是，真正的讀書人還都追求心靈的自由，希望保持人格的獨立，至少在精神領域和心靈世界裡擁有一片個人的空間；而所謂“精忠報國”，則要求你把全身心都交出去。於是他們就總是處於矛盾和痛苦之中。處，則“身在江湖，心存魏闕”；出，又“身在廟堂，心存山林”。出，則“常恨此身非我有”；處，又不能“忘卻營營”。這種矛盾和痛苦，豈是一句“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就可以解決的？何況麻煩還不止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