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說來，士大夫和讀書人並不是一個概念。士大夫本指官僚階層。《考工記》說：“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鄭玄注曰：“親受其職，居其官也。”可見隻有做官或做過官的讀書人才是士大夫，沒做過的就不算。同樣，做官而不讀書的也不算。比如因軍功而封侯賜爵的武夫，雖然也是官，卻沒人承認他們是士大夫，他們自己也不以士大夫自居。這樣一說就清楚了。讀書而不做官隻是士，做官而不讀書隻是大夫，隻有既讀書又做官的才是士大夫。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官為本位的，叫做“官本位”。一個人一旦做了官，就有地位、有名聲。官位高則地位高，官職大則名氣大。所以，士大夫一詞，有時也指那些有地位有聲望的讀書人；而這樣的讀書人，又幾乎都與官和官場有聯係、有瓜葛。所以，在傳統社會，士大夫的地位要比讀書人高。一個村野窮儒、鄉間學究，隻要當真讀了些書，馬馬虎虎也可以稱為讀書人，但要被稱為士大夫，卻非得有些“政治資本”不可。不過，這已是比較晚近的觀念。在上古時期，士與官，還是互不相乾。士們雖然也參與、介入、過問社會公共事務，但並非隻有做官這唯一的途徑。比如曹劌，就沒有做官，否一棵樹上吊死不可。秦以後則不同。除了“當今聖上”，他們再無彆的“皮”可以依附。除了“出仕做官”，也再無彆的方式可以顯示“毛”的價值。也就是說，此“士”已非彼“士”，不可同日而語。官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實行世襲製（西周封建製是世襲製，魏晉門閥製是準世襲製）時，做官和讀書沒有太大關係，至少學習成績與官位大小不成比例。大夫的兒子肯定是大夫，雖然他們也讀書。但他們能夠做官，卻不因為讀書。實行科舉製以後就不一樣了。雖然做官的途徑仍然很多，包括襲爵和蔭子，但畢竟科班出身是“正途”，更何況身為平民的寒士除此以外也彆無選擇。這個時候，讀書和做官就統一起來了。同樣，也隻有在這個時候，所謂“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才可能從理想變成現實。這裡說的“優”，是優裕的優，不是優秀的優。也就是說，做學問而時間精力有餘，就去做官；做官而時間精力有餘，就去做學問。在這一點上，做得最漂亮最出色的是宋代文人。你看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哪一個不是做官、治學兩不誤？蘇東坡雖然仕途坎坷，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極好的，文章就更不用說了。這就是典型的士大夫。相比較而言，達不到這個境界的，就隻好算是讀書人，或官老爺。官老爺就是隻有官位沒有學問的，讀書人就是隻有學問沒有官位的。這兩種人，都不是士人的理想。沒有學問的官老爺固然為士所不齒，隻有學問沒有官位，不能在官學之間遊刃有餘，難道就甘心？當然不甘心的。所以蘇東坡才一方麵感慨“常恨此身非我有”，另一方麵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退出官場那個是非之地，正所謂“何時忘卻營營”。為什麼不能“忘卻營營”呢？就因為成為士大夫是讀書人的最高理想，隻當一個讀書人則是等而下之的不得已的選擇。所以即便在官場上碰得頭破血流，最後也隻好順其自然，不了了之。我們知道，雖然蘇某人曾揚言“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但他終其一生，是並沒有辭官歸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