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我們前麵說到的（也是資先生文章中說到的）那些典型，有兩個人是不可學的。一個是謝安（謝安石），一個是陶潛（陶淵明）。謝安不可學，是學不來；陶潛不可學，是學不得。為什麼學不得呢？因為當真一學，就把讀書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丟掉了。為此，我們還得把“讀書人”的來龍去脈再說一遍。中國傳統社會的讀書人，是由“士”演變而來的，而“士”的前身則是“巫”。巫，是原始社會的“高級知識分子”，是那個時代最有文化的人，也是很管事的人，是社會的棟梁，要參與部落大事之決策的。因此，如果說原始社會也有“官”的話，巫就是最早的官之一（範文瀾先生就說中國文化有兩個傳統，一個是史官文化，一個是巫官文化）。可見讀書人之與官，從祖上起就有“血緣關係”。進入國家時代（也就是階級社會）以後，巫就變成了士。士在這個時代，是屬於貴族階級的。西周封建（封土建國之封建）時期，貴族有四等。第一等是天子，他有“天下”。第二等是諸侯，他們有“國”。第三等是卿和大夫，他們有“家”。第四等就是士，他們沒有“家國”隻有“身”，但畢竟不像庶人那樣“身不由己”，所以仍是貴族。士包括文士和武士。大約文士由原始社會的巫祝演變而來，武士由原始社會的戰士演變而來，但不論文士、武士，都是貴族。因為是貴族，所以，他們成年時和天子、諸侯、大夫一樣，也要舉行成人禮，戴上象征治權的“緇冠”、象征兵權的“皮弁”和象征祀權的“爵弁”（爵讀如雀，爵弁也叫雀弁）。“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可見士是有資格也有義務參與國家大事的，隻不過這種參與之於天子、諸侯、大夫，主要意味著權利，對於士而言則主要意味著義務。但有此義務也很榮耀，所以“冠”之於“士”，便有非同小可的意義，應視為生命的一部分（君子死，冠不免）。孔子的忠實信徒子路在公元前480年的衛國內亂中，寧肯被人砍成肉泥，也要雙手係著冠纓，就因為珍惜參與國家大事的資格和義務。子路是典型的“士”。他的理念，也是後來許多讀書人的情結。不過，士雖然也是貴族，但他們和天子、諸侯、大夫有一個重要的區彆，就是沒有或很少有土地這個“不動產”，不像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封國，大夫有采邑。也就是說，隻有知識或武藝、智力或體力的士，是“以身報國”的。所以對於士來說，第一重要的是“修身”。一個士，如果既有高尚的品德，又有一肚子好學問或者一身好武藝，就可以幫助大夫打理采邑，這就是“齊家”；協助諸侯管理領地，這就是“治國”；輔助天子征服世界，這就是“平天下”。之所以如此，就因為士不為土地所束縛，又是貴族，人身相對自由，施展抱負和身手的空間也就比較大。可以這麼說，同為貴族，諸侯和大夫的任務主要是“保家衛國”，士的任務卻是“修齊治平”。結果，品級較低的士，反倒比諸侯、大夫“理想遠大”（諸侯和大夫如果動不動就要“平治天下”，是會有“圖謀不軌”之嫌疑的）。後世以“國士”自居的讀書人無不“以天下為己任”，“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其根源就在於此。秦滅六國，天下一統，四海一家，郡縣製取代了封建製，任命製取代了世襲製，以後科舉製又取代了門閥製。原來那個國（封國）和家（采邑）的概念變了，合並為“國家”且與“天下”相等同。諸侯沒有了，大夫由“世襲家臣”變成了“朝廷命官”，而且在實行科舉製以後，還可以由“寒士”充任。於是，正如國和家合並為國家，士和大夫也合並為士大夫。當然，士的“身”與大夫的“家”也合並為“身家”，而與“天下”相對應。這樣一來，幾乎每個相當於上古之士的人便都會麵臨一個選擇：是把“身家”放在首位呢，還是把“天下”放在首位？以天下為己任者“出”，也叫“入世”，即“兼濟天下”。明哲保身者“處”，也叫“出世”，即“獨善其身”。可見所謂“出處問題”，其實就是“天下”與“身家”孰先孰後、孰重孰輕的問題。這是士大夫的問題，也是幾乎所有讀書人的問題。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還必須把讀書人和士大夫的關係講講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