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資中筠先生使用“讀書人”這個概念而不是將其稱為“知識分子”，同樣也是有深意的。因為傳統意義上的“讀書人”，和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確乎是不同的概念，也根本不能互換。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知識分子指有較高文化水平（通常以學曆和職稱為標準）並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如科學家、工程師、教員、醫生、編輯、記者。狹義的知識分子則特指代表社會良知與良心的人。不符合這一標準的，學曆和職稱再高，也隻能看作“腦力勞動者”。顯然，廣義知識分子的範圍比“讀書人”的概念大。在中國傳統社會，諸如郎中（醫生）、巧匠（工程師）之類是不大好算作“讀書人”的，除非他們是“儒醫”、“儒匠”，或主要讀書，業餘行醫。至於編輯、記者、科學家等等，則聞所未聞。狹義知識分子的範圍則比“讀書人”的概念小。你想，中國古代社會上下五千年，堪稱“代表社會良知與良心”的讀書人又有幾何？鳳毛麟角吧！讀書人不等於知識分子，還因為這兩個概念的界定標準是不一樣的。廣義知識分子的界定標準是謀生手段，即隻要是以知識和智力謀生（當然要有一定水平），就算廣義知識分子。讀書人的界定標準卻是生存狀態，即隻有以讀書為生存方式的才是讀書人。也就是說，是否以知識和智力為謀生手段（比如由科舉而入仕途）並不要緊，要緊的是讀不讀書。而且，也不是隨便讀什麼書都算，必須是讀經，兼讀史、子、集，隻讀閒書是不算的。當然，博覽群書最好，曉天文地理、通岐黃之術也不錯，但首要的還是熟讀經典著作。一個人，隻有“飽讀詩書”、“滿腹經綸”，才會被承認為“讀書人”。讀書人雖然以讀書為生存方式，卻同樣有一個“學以致用”的問題。這倒也沒有什麼不對。知識總是要派用場的，否則就不是“力量”。但傳統讀書人的領域既然被鎖定在社會政治倫理的範圍，那麼，要想“學以致用”，就隻有參與和介入公共政治事務。這就是“入世”。這同樣也沒什麼不對。西方社會也有這樣的讀書人。問題是西方的“知識分子”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入世”，中國傳統社會的讀書人卻隻有“死路一條”，即“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也就是說，通過“入仕”而“入世”。由“入仕”而“入世”也沒有什麼不妥，政治倫理的知識和理想畢竟隻能實現於政治倫理領域。這就要做官。問題是哪怕你學富五車才高八鬥滿腹經綸，一肚子安邦治國之策，也得有人認賬才行。沒人認，也就白搭。然而認不認卻由不得你，烏紗帽當然也不由你自己戴，得由曆朝曆代的“當局”，即“朝廷”，而“當局”是不由你選擇的。結果呢？說句不好聽的話，盼望入世的讀書人就像那些濃妝豔抹準備出台的“小姐”，成群結隊地由“媽咪”領來讓客人挑，她們自己卻不能挑客人。但“小姐”雖然不能挑客人，來挑“小姐”的客人卻多，總歸還有點希望。傳統社會的讀書人可就慘了。急於出售知識智力者成千上萬，“買主”卻隻有一個，就是“萬歲爺”。那麼，這些讀書人豈能不像深宮裡的嬪妃，盼君恩如大旱之望雲霓？難怪資中筠先生要說屈原被逐，心如失戀；賈誼見疏，情同棄婦了。因此，儘管韓非子說“主鬻官爵，臣賣智力”，好像是公平買賣，其實注定隻能是不平等交易，而且是否能夠成交還要看運氣。先要看時世。如果是兵荒馬亂烽煙四起，多半便隻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二要看政局。如果是“城頭變換大王旗”，“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也以裝瘋賣傻為宜。因為一不小心“站錯隊”，便有性命之虞。所以孔子說“邦有道則知，邦無道“高級戲子”，氣得李白瘋瘋癲癲，“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最後“賜金還山”了事。這兩個，還算運氣好的，尚且如此，遑論其他？看來，讀書人的“出處”，還當真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