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藏書網筠先生的文章在說到這個問題時，是用許多範例來說話的。根據這些範例，我們不妨把中國傳統讀書人的“出處”，依照“時世”和“際遇”兩個坐標分為各種類型。先按時世分。處於“治世”的，可以賈誼、李白為例，前麵已經說過。處於“亂世”的，則又有兩種。一種以嵇康、阮籍為代表，一種以諸葛亮、謝安為典型。嵇康和阮籍，可以算是“不合作主義者”。嵇康是寧肯打鐵（其實這在當時是一件雅事，就像現在穿乞丐裝吃農家飯一樣“酷”）也不仕晉的，還寫了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阮籍則是整天泡在酒裡，常常一醉就是一兩個月，弄得司馬昭想和他做親家也沒做成。但嵇康為此付出了極高代價（資先生謂之“以生命殉其高傲”），阮籍則可謂“醉生夢死”，而且晚年時脾氣變得很好，竟然能夠“口不臧否人物”，其實同樣付出沉重代價。所以這兩個，不能算是成功。成功的就是諸葛亮和謝安了。他們應該算是“身居亂世，待機而出，功成名就，出處自如”的典型，因此最為後世仰慕。諸葛亮在隆中待價而沽（也可以說是“待價隆中”，頗有些名門淑女“待字閨中”的味道），硬是弄得劉先主“凡三往，乃見”。謝安的譜更大，曾辭官隱居東山二十年，直到天下沸沸揚揚，都說“安石不出，如蒼生何”時才出山。於是各自留下一段佳話。諸葛亮留下的是“三顧茅廬”，謝安留下的則是“東山再起”。出山以後，兩個人的表現也都不俗。諸葛亮的“豐功偉績”就不用說了，“地球人都知道”。謝安的故事，至少大家也知道一個“淝水之戰”。實際上，諸葛亮名氣雖大，成功的程度卻不如謝安。我們現在心目中的諸葛亮，其實是《三國演義》塑造的，與曆史的真實頗有些距離。謝安的形象沒有經過演繹，因此反倒真實些。說起來這兩個人其實並非同一類型，謝安顯然比諸葛亮更圓滑也更沉著。有兩個故事頗能說明問題。據《魏氏春秋》，五丈原大戰時，司馬懿曾問蜀使“你家丞相工作忙嗎”。蜀使答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攬焉（也就是罰二十軍棍的事都要親自主持）”，所以司馬懿說“亮將死矣”。謝安的風格卻完全兩樣。“淝水之戰”那麼重要的戰役，他並不親臨指揮，讓子侄們去打。捷報傳來時，他老先生不動聲色，照樣下棋。直到棋友沉不住氣，問他有什麼情況時，才輕描淡寫地說了句“小孩子們已破賊軍”之類的話。倘若是諸葛亮，決不會如此。實際上謝安的為人處世是極其老練老辣的，已達到幾乎無人可以效法的程度。他隱居東山時想到的是“出”（出將入相），大顯身手時想到的是“處”（功成身退），因此“一旦進入官場，他的老莊之學就化為極其高明圓滑以靜製動的政治手腕”，而且終其一生在“出”、“處”兩方麵都“極儘輝煌”。不過謝安最大的特點，我認為還是能夠非常準確地把握時機，處（隱居）得是時候，出（出仕）得是時候，甚至死也死得是時候，—— 正當他功高震主，差一點就會兔死狗烹時，便“恰到好處”地“仙逝”了，這豈是我們學得來的？諸葛亮的情況就差多了。不錯，劉備對他，是給足了麵子，也給足了地位，但並沒有給足信任，也沒有給足權力。劉備在世時，決策權其實是掌握在劉某人自己手裡的。直到白帝城托孤時，還要說“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樣的鬼話。這話看起來光明正大，其實是猜忌防範到不動聲色，終於逼得諸葛亮發誓賭咒：“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後人總是奇怪諸葛亮晚年怎麼像個工作狂，而且不管不顧地硬要伐魏，就因為劉備在世時他其實無所作為，現在得把“被先帝耽誤的時間”再補回來呀！那麼，為什麼諸葛亮的名氣要比謝安大得多呢？原因很簡單，也就兩個字——炒作。也就是說，諸葛亮的名氣是被炒出來的。此公一生雖然並不那麼輝煌，但有兩點可以肯定：第一，“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大約是真的，或有影兒；第二，該同誌“鞠躬儘瘁，死而後已”，則更是真的（有沒有效益則另當彆論）。這就夠了。統治者需要一個忠心耿耿的楷模，讀書人需要一個待價而沽的榜樣，雙方都需要一段君臣際遇的佳話，偶像便這樣被創造出來。可見，諸葛亮是不好算作出處成功之範例的。謝安可以算，可惜我們又學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