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使湘人在近現代“異軍突起”的，正是“土氣”和“士氣”。這並不奇怪，禮失求諸野嘛！求之於野，則“土”；求之者禮，則“士”。因此，山河破碎國難當頭之時，能夠挺身而出，擔負起天下興亡的，便多半是些以“國士”自許的人。他們可能是黃道周那樣的大儒，也可能是閻應元那樣的典史，還可能是孫兆奎那樣的義軍，但無不具有凜然之氣，是或有“土氣”或有“士氣”，甚至既有“土氣”又有“士氣”的人。所謂“士氣”，就是“士人之氣”，也就是“書生意氣”。這是自曾（曾參）、孟（孟軻）以來充盈於天地之間的“浩然正氣”，也是自曾（曾國藩）、左（左宗棠）、蔡（蔡鬆坡）、黃（黃克強）以來回蕩於三湘大地的“霸蠻之氣”。毛澤東說：“嗚呼湖南，鬻熊開國，稍啟其封。曾、左，吾之先民；蔡、黃，邦之模範。”可見其心儀。事實上，當毛澤東寫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詩句時，他的心中是充滿這種“士氣”的。畢竟，隻有“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才可能“書生意氣，揮斥方遒”。同樣，“士氣”也隻可能存在於“萬山紅遍，層林儘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這樣沒有汙染的土地，在燈紅酒綠，觥籌交錯，“暖風熏得遊人醉”，“隔江猶唱後庭花”的地方，是沒有的。故士氣與土氣並存。士氣的內涵是“自強、弘毅、求是、拓新”。《周易》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曾子則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可見自強與弘毅，是士人必有的品質。要自強，要弘毅，就非得有一股氣不可。這股氣，就是“士氣”。所以，真正的士，必有“氣”。如果是“無雙國士”，則“氣貫長虹”。自強和弘毅是士的曆史傳統，求是和拓新是士的現代精神。這一精神在前述湘省士人身上也表現得非常突出。毛澤東不必說，蔡鬆坡和黃克強也不必說，就連曾國藩、左宗棠，也不是守舊人物。曾國藩如果是守舊人物，就不會有一個後來成為洋務派領袖的學生李鴻章。實際上，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都是與時俱進的。拓新，是近現代士人的精神。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求是”。求是，即“實事求是”。所謂“實事求是”，並非“實話實說”，而是通過實踐去追求真理，即以“實事”（實踐）來“求”（追求）“是”（真理）。實事，就非空談；求是，就有理想。既有理想，又務實際，是近代湘省士人的共同特征。實事求是再加自強弘毅（也就是霸蠻），就使他們成為影響中國近現代曆史進程的重要人物。無疑，曾（曾國藩）、左（左宗棠）、譚（譚嗣同）、宋（宋教仁）、蔡（蔡鬆坡）、黃（黃克強）他們所求的“是”，是不是“是”（真理），是可以討論的。包括曾國藩該不該打太平軍，救清王朝；譚嗣同該不該霸蠻去送死，宋教仁該不該霸蠻搞憲政，都可以討論。但霸蠻作為一種精神，卻應該肯定。尤其是，當這種“霸蠻”（弘毅）是為了追求真理（求是）時，就更應該肯定。也就是說，你可以反對他們主張的“是”，但不能反對他們的“求”，更不該反對他們“求是”過程中的堅韌和執著。誠然，一個人霸蠻去做的事，並不一定正確。但如果沒有這種精神，那他就什麼事情都做不成，或做不好，或不能做到底。同樣，讀書人（或知識分子）的意見不一定就對，正如民間的聲音並不一定就有價值。但書生意氣的可貴，並不在於掌握了知識，更不在於掌握了真理，而在於堅持，包括堅持和你不同的意見。這些意見可能是錯誤的，可能是謬誤，卻並不因此而沒有存在的權利。事實上，真善美是和假惡醜相對立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這就需要正誤兩方麵的堅持。沒有這種堅持，最後也就不會有真理。真理並不是僵死不變的東西，它隻能存在於不斷的探索、追求和堅持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講，探索、追求和堅持，本身就是真理。因此，要提倡堅持真理，也要允許堅持謬誤。謬誤怎麼也要允許堅持呢？因為沒有對謬誤的堅持，也就不會有對真理的掌握。謬誤，當它已被實踐證明是謬誤，隻會帶來禍害不會帶來效益的時候，是不會有人硬要堅持的（死要麵子是另一回事）。倘若有人堅持，則或者說明謬誤尚未被證明是謬誤，或者說明真理尚未深入人心。如果是後一種情況，除了耐心說服，沒有彆的辦法。這就要允許對方堅持。你不準人家說話，人家心裡不服，對你堅持的真理有什麼好處？如果是前一種情況，就更應該允許堅持了。因為一種觀點倘若沒有或不能被證明是謬誤，則很可能不是謬誤。實際上，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常常會有這樣的情況，就是拿不準是對是錯。而且，正如大家都知道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這時，如果沒有相對寬鬆的環境，則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尚未被多數人認識和接受的真理便可能被扼殺。甚至就算堅持錯了也沒有關係。事實上，沒有前人的“試錯”，就沒有後人的“成功”。所以，允許堅持謬誤，是我們獲得真理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那麼，如果有人利用這一點，興風作浪，妖言惑眾，怎麼辦？辦法也是有的。一是要相信真理自身的力量，二是要劃清思想、言論和行為的界限。也就是說，思想和言論可以自由，行為不能自由。說得再白一點，就是你可以“胡思亂想”，可以“胡說八道”，不能“胡作非為”。行為，是要受法律製約的。如果這個人掌握了公共權力，則不但要受法律的製約，還要受民主的監督。民主和法治，才是防止動亂和禍亂的保證，但這已是題外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