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曾國藩，就覺得話還可以再說下去。曾國藩是清王朝的救星。我們知道，金田起義以後，太平軍一路高歌猛進，所向披靡，打得清軍幾乎沒有還手之力，直到他們碰上曾國藩這個釘子。可以這麼說，沒有曾國藩，清王朝和中國的曆史真不知會如何改寫（不過可以肯定，洪秀全如果成功，那一定是第二個朱元璋）。曾國藩之於清，其功勞和貢獻均遠勝於史可法之於明。這就奇怪！按照前麵的說法，這個時候，不是應該沒有什麼讀書人來幫忙了嗎？怎麼又冒出了一個曾國藩呢？也隻能用孔子的話來解釋：禮失求諸野。曾國藩是湖南人。湖南這地方，古時屬於“荊蠻”，又叫“三苗”，曆來就是一片蠻荒之地。清代以前，除東漢出了個蔡倫（耒陽），唐代出了個歐陽詢（長沙），北宋出了個周敦頤（道縣）以外，文化方麵幾乎乏善可陳。隋唐開科取士三百年，湖南舉人進京趕考每不及第，被稱作“天荒解”。後來好不容易有個名叫劉蛻的長沙人在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考中進士，才算破了天荒。以後幾百年，“湖南人物，罕見史傳”，直到明末清初出了王船山（王夫之）。衡陽人王夫之和浙江餘姚人黃宗羲、江蘇昆山人顧炎武一樣，也曾起義抗清。兵敗之後，伏處深山，潛心治學，勤奮著述垂四十年，最後“完發以終”（始終沒有剃掉頭發改著清人服飾）。荒僻蠻野的湖南，開始挺起我們民族的脊梁。但湖南真正讓人刮目相看，卻是在晚清鹹豐、同治之後。從此，中國就進入了一個“湖南人的時代”。陶澍（安化）、魏源（邵陽）是第一撥，曾國藩（湘鄉）、左宗棠（湘陰）、胡林翼（益陽）、郭嵩燾（湘陰）是第二撥，譚嗣同（瀏陽）、唐才常（瀏陽）又是一撥，黃興（長沙）、蔡鍔（邵陽）、宋教仁（桃源）、陳天華（新化）又是一撥，然後是毛澤東（湘潭）、劉少奇（寧鄉）、彭德懷（湘潭）、賀龍（桑植）、羅榮桓（衡東）、任弼時（湘陰）、李立三（醴陵），正所謂“湘省士風，雲興雷震，鹹同以還，人才輩出，為各省所難能，古來所未有”（楊昌濟先生語）。這些影響了中國曆史的湖南人，觀念不同，主張不同，歸屬也不同，但都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就叫“霸蠻”。曾國藩一介儒生，卻領兵出征，屢敗屢戰，是霸蠻；譚嗣同本可流亡海外，卻寧願選擇犧牲自己以喚醒國人，是霸蠻；蔡鬆坡以弱抗強，率兩千子弟兵和十萬袁軍死戰，是霸蠻；毛澤東帶領紅軍爬雪山過草地，深入不毛，扭轉乾坤，也是霸蠻。就連王船山居瑤洞四十餘年，寫成等身著作，沒有霸蠻的精神怕也不行。總之湖南人的精神就是霸蠻。聽聽湖南人的口號就知道，“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儘死”，是霸蠻；“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裡”，也是。什麼是“霸蠻”？就是一件事，大家都說不能做，或不可能，他偏要做，而且把它做成。可見“霸蠻”也就是“認死理”，或以“認死理”為前提，隻不過不光是“認”，還要“做”。這也是湘省士人的一大特點—— 不僅“坐而論道”，還要“身體力行”。但前提卻是“認”。曾國藩如果不認“綱常名教”這個“死理”，就不會在“正規軍”都打不贏的時候帶著“雜牌軍”去拚命，也不會極力維護那既非漢族政權又已經並不怎麼樣了的清王朝。同樣，毛澤東如果不是認準了“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也不會在連林彪都懷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時堅持“將革命進行到底”。實際上，曾國藩非常看重精神的作用。他在招募兵勇時曾特彆強調：“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士氣者為上，其油頭滑麵，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毛澤東的思想更明確。正是他，留下了“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這句名言。可見，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風雲突變的曆史時期，曾國藩、譚嗣同、宋教仁、毛澤東等人雖然選擇了不同的政治主張和救國道路，表現出來的卻是同樣的精神；而這種精神之所以在湖南尤為彰顯，則部分地因為這曾經是一片遠離中央朝廷的蠻荒之地。鴉片戰爭以前，湖南是較少有大官僚和大商賈的，有的隻是老實巴交的莊稼漢和呆氣木訥的讀書人。他們較少受到官場和商界的熏染，乾隆皇帝的板子也較少打到他們的屁股上。這就為後來的救亡圖存留下了一批“種子”，一批“讀書種子”和“革命火種”。所以，正如明末清初時，深受國恩的那些達官貴人紛紛轉向，平時鬱鬱不得其誌的在野人士卻起而抗清，同樣，當八旗兵勇潰不成軍，滿洲親貴一籌莫展時，遠在湘省一口土話的曾國藩卻救了他們一把。這大約又是“乾隆爺”所始料不及的。毫無疑問，曾國藩能夠帶領一批鄉勇挺身而出，最後打出“無湘不成軍”的局麵來，土，是一個重要原因。土則蠻，蠻則勇，勇則霸，是為“霸蠻”。但更重要的，還在於他是“士”。曾國藩是“士”，他身邊和手下的將領，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也都是“士”，或以“國士”自許。據羅爾綱先生統計，湘軍高級將領中書生出身的要占到六成以上。其中如羅澤南，竟能創造出一種“上馬殺敵，下馬講學”的風範。也就是說，湘軍，是一支由文人士大夫率領的地方武裝。這是湘軍不同於其他軍隊的緊要之處，也是他們比清王朝的綠營兵和洪秀全的太平軍更有戰鬥力的根本原因。當然，這也是所謂“湖南人的精神”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