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是中國人的錐心之痛。不過，認真說來，痛，是後來的事。當時好像不怎麼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個夏天，“戰敗後的廣州，並沒有像通常那樣死氣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氣洋洋地互賀升遷”。（茅海建《天朝的崩潰》，第291頁，三聯書店1995年版。以下凡引該書，均隻注頁碼。）首席指揮官奕山，被欽命“交部優敘”，賞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則優敘的優敘，升官的升官，補缺的補缺，換頂戴的換頂戴，正所謂“彈冠相慶，共沐天恩”。因為負責這次戰役的奕山，在奏報“戰功”的同時，還一口氣保舉了“有功之臣”共五百五十四人，幾乎囊括廣州所有官員！這可真是“勝利者的歡宴”！然而事實又如何呢？事實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敗仗，又公然違旨。奕山的職銜，是“靖逆將軍”。“靖逆將軍”不是“撫遠將軍”。他隻能“剿”（消滅英軍），不能“撫”（停戰言和）。道光皇帝給他下達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獲夷酋”，“務使該夷片帆不返”。為此，皇帝下令調集湘、贛、鄂、桂、滇、黔、蜀七省大軍供其驅使，還慷慨地一次性撥款三百萬兩充作軍費。這次戰役的前敵指揮部也陣容強大：領侍衛內大臣、禦前大臣奕山，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四川提督齊慎，原刑部尚書、現任兩廣總督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