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明智，使中國曆史上這個最後的王朝很快就進入了它的全盛時期。按照這個勢頭，它似乎是可以長治久安的。然而大清最後還是亡了。滅亡的原因，有外因，有內因；而在我看來，其內因之始即肇於乾隆的文字獄。也就是說，當“乾隆爺”用文字獄來屠滅書生們的意氣時，大清王朝的喪鐘也就悄然響起了。這個結論當然需要論證。前麵說過，在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支撐著許多民間人士從事反清複明活動的，乃是一種不問恩怨（是否受了朱明王朝恩澤）隻認死理（忠孝節義和華夷之辨）的精神，這才拚了命來維護那其實並不怎麼樣的南明小朝廷。所以，大清王朝如果也想擁有這樣一批忠貞之士，就先得保住那認死理的精神。可惜，乾隆他們卻隻要“死理”（忠孝節義），不要“認死理”。結果，不到一百年，憂國憂民的有誌之士就認準了另一個道理：隻有推翻清王朝，才能救中國。乾隆的文字獄並沒有能夠扼殺中華民族的精神，反倒為自己挖好了墳墓。可見，隻要“死理”，不要“認死理”，那就連“死理”也保不住。認死理是什麼？首先是“認”，即本人認可；其次是“死”，即始終堅持；第三是“理”，即自圓其說。自己認可，就不能強迫；始終堅持，就不能壓迫；自圓其說，就不能逼迫。這就要求社會有相對自由的空間，以保證讀書人有相對獨立的人格。為什麼這裡要說讀書人呢？因為讀書人最有可能認死理，是認死理的代表人物和帶頭人。讀書人的特征是“知書達理”。知書，就有了“認”；達理，就有了“理”。而且，由於讀了點書，知道些故事，明白些事理，便總認為自己是對的（雖然事實上並不一定），這就有了“堅持”（死）。所以讀書人多半有些呆氣，叫“書呆子”，而呆氣也叫“書生氣”。書呆子者，因讀書（有知識）而傻呆（認死理）之謂也。不過，不呆的人，是不會認死理的。讀書人又叫書呆子，說明他們最愛認死理。讀書人呆氣的表現之一，就是喜歡關心政治，議論朝政，以為這“天下興亡”，他們這些“匹夫”當真“有責”。這也是有原因和傳統的。第一，讀書人原本是“士”，而士人至少自春秋戰國起便以天下為己任。第二，在實行文官製度的朝代，做官的基本上都是讀過書的人。這就使讀書人認為，他們關心國家大事，不但理所當然，而且責無旁貸。所以，但凡國家有事，他們就要出來插一嘴。嚴重一點的如東林黨人，還要定期組織了沙龍（每月一次，每次三日）來說三道四。這著實讓人討厭，但並不可怕。其實讀書人除了認死理以外，也沒彆的能耐，你讓他認就是。他說得不對，你可以不聽，何必不讓他說？這個道理很容易想明白。因此在那些實行開明專製的朝代，隻要不指名道姓地罵皇帝，言論還有相對的自由，書生意氣也就一脈相承，不曾斷了香火。到了國家危亡的時候，這些呆子還會本著不問恩怨隻認死理的精神挺身而出共赴國難。即便抵擋不住那“武器的批判”，至少也能振奮人心，不至於消弭了士氣。然而乾隆卻容不得這些，他要讓所有的人都閉嘴。這倒也做到了。於是清代便隻有乾嘉學派沒有東林黨人，但同時也就沒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讀書人。讀書人有什麼呢？不就是讀和說，以及與讀和說相關的“想”嗎？你現在不讓他說，他的魂就去了一半。不能說，即等於不能想，他的魂，就又去了一半。剩下的，便隻有“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了。所以我說，文字獄興，讀書人亡；乾隆皇帝萬壽無疆，書生意氣命若遊絲。沒有了又怎麼樣呢？直接結果是：東林書院被毀（時在天啟六年四月，即公元1626年）後不到二十年，大明王朝就嗚呼哀哉了。不過明王朝的政策，還隻是消滅肉體；乾隆爺的政策，卻是要閹割靈魂。因此有明一代，儘管自太祖洪武年間起就有毀滅書院殘害士人的記錄（就連張居正都乾過此事），讀書人的那股書呆子氣卻沒有被消滅。非但沒有被消滅，反倒越來越猖狂。因為書生意氣的特點就是認死理，自然是你越打他的屁股他越犟。這才有拿雞蛋往石頭上撞的反清義舉（這也是曆史開的一個大玩笑）。清末則不然。革命黨起義、袁世凱逼宮的時候，有沒有史可法，有沒有黃道周，有沒有閻應元呢？好像沒有。這一點都不奇怪。當整個社會都萬馬齊喑，所有人都噤若寒蟬，大家都不再議論朝政時，這個政權的興亡也就沒有人上心了。到時候，你想有人出來幫一把，對不起，沒門！何況想幫也幫不上，因為魂沒有了，不計後果隻認死理的精神沒有了。事實上，沒有了獨立思考，就隻有人雲亦雲；沒有了書生意氣，就隻有奴顏媚骨；所有人都不敢講真話，就隻好說假話。鴉片戰爭期間，清軍前方將帥幾乎沒有一個不撒謊，沒有一個不謊報軍情，道光皇帝就在一片謊言之中進行決策（請參看拙撰《鴉片的戰爭與戰爭的鴉片》）。這樣的軍隊，豈有不敗之理？這樣的國家，又豈有不亡之理？更何況乾隆皇帝可以不讓人們說話，卻沒法不讓人們讀書。有人讀書，就有人認理，還會有人認死理。如果這個認死理的是曾國藩，就算他運氣；如果是孫中山，那他可就倒了黴。當然，宣統、隆裕們的不幸，恰是我們民族的大幸—— 那個專製王朝終於垮台了，那個維持了兩千多年的專製製度也終於垮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