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夫多季婭（或葉夫多克西婭）·尼基季什娜·庫克什娜住的那所小小的莫斯科式的公館是在某城的一條新近火燒過的街上（我們那些省城每五年要火燒一次：這是儘人皆知的事實）。門上歪歪斜斜地釘著一張名片，在名片上頭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拉鈴的把手。來訪的客人走進穿堂便遇到一個女人，她既不像用人，又不像陪伴女人（這是一些窮貴族的婦女，寄食在有錢的貴族家裡，靠女主人的恩惠生活。像陪女主人消遣，高聲念書給女主人聽等等都是她們的日常工作。），頭上戴著一頂包發帽——這很明顯地表示這家的女主人是有進步傾向的。西特尼科夫問，阿夫多季婭·尼基季什娜是不是在家。“是您嗎，Victor（法語：維克多。（這是西特尼科夫的名字。））？”隔壁房裡傳出一個尖細的聲音，“進來吧。”戴包發帽的女人馬上不見了。“我不止一個人。”西特尼科夫說，他大膽地看了巴紮羅夫和阿爾卡季一眼，很快地脫下他的短外衣，下麵露出一件又像背心又像上裝的衣服。“不要緊，”那聲音答道，“Entrez（法語：進來。）。”三個年輕人走了進去。他們走進的屋子與其說是客廳，還不如說是工作室倒更恰當。文件、書信、一本一本厚厚的俄文雜誌（一大半雜誌的篇頁都是沒有裁過的）淩亂地堆在那些滿是灰塵的桌子上；地上到處都是白色的香煙頭。一個年紀還輕的太太斜靠在一張皮沙發上麵。她一頭淡黃色頭發有些亂蓬蓬的；她穿了一件不太乾淨的綢衫，短短的胳膊上戴著一串粗鐲子，頭上包著一方挑花帕子。她從沙發上站起來，隨手拿了一件配著已經發黃的銀鼠皮裡子的天鵝絨小外套披在肩頭，懶洋洋地說：“您好，Victor。”跟西特尼科夫握了手。“巴紮羅夫，基爾薩諾夫。”他學巴紮羅夫的樣子簡短地介紹道。“歡迎。”庫克什娜說，她的圓圓的眼睛望著巴紮羅夫，兩隻眼睛中間是一個孤零九*九*藏*書*網零的小而發紅的朝天鼻子。“我知道您。”她又說，也跟他握了手。巴紮羅夫皺起眉頭。這個麵貌並不好看、身材瘦小的解放的婦女並不怎樣叫人討厭；可是她臉上的表情卻給人一個不愉快的印象。人不由得想問她：“你怎麼啦？你餓了嗎？還是厭煩嗎？還是不好意思嗎？你為什麼這樣坐立不安？”她和西特尼科夫一樣，老是帶一種心神不定的樣子。她講話、動作，都沒有一點兒拘束，但同時又很笨拙；她顯然認為自己是一個善良、樸實的人，可是她的一舉一動都叫人覺得這並不是出自她的本心；她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像小孩所說的那樣：“故意做出來的”，那就是說，既不樸實，也不自然。“是的，是的，我知道您，巴紮羅夫，”她又說了一遍（她也有著許多外省的和莫斯科的太太們所特有的、跟人初次見麵就稱姓的習慣），“要不要抽一支雪茄？”“雪茄當然很好，”西特尼科夫插嘴說，他已經蹺起腳懶洋洋地坐在一把扶手椅裡了，“可是請給我們預備點兒早飯吧。我們實在餓得很；並且請吩咐他們給我們開一小瓶香檳。”“愛享受的人，”葉夫多克西婭說，她笑了（她笑的時候連上牙的牙齦也露了出來）。“巴紮羅夫，他是一個愛享受的人，對不對？”“我喜歡生活舒適，”西特尼科夫神氣地說，“這並不妨礙我做一個自由主義者。”“不是這樣，它妨礙的；它真妨礙的！”葉夫多克西婭大聲說。可是她仍然吩咐女用人去預備早飯和香檳酒。她又轉身向著巴紮羅夫，問道：“您的意見怎樣？我相信您一定讚成我的意見。”“啊，不，”巴紮羅夫答道，“就是從化學的觀點講起來，一塊肉也要比一塊麵包好。”“您是研究化學的嗎？那正是我心愛的東西。我自己還發明了一種膠泥。”“一種膠泥？您嗎？”“是的，我。您知道做什麼用嗎？做洋娃娃，讓它們的頭不容易弄破。您看，我也是很實際的。可是還沒有完全弄好。我還得念李比希呢。哦，您念過基斯利亞科夫在《莫斯科新聞》（《莫斯科新聞》，官方報紙，一七五六年創刊。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采取了最反動的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發表的那篇論婦女勞動的文章嗎？請您念它一遍。我想您對婦女問題一定感興趣吧？您對學校也感興趣吧？您這位朋友怎樣？他叫什麼名字？”庫克什娜夫人故意裝出漫不經心的神氣，接連這一句一句的問話，也不等彆人回答，好像嬌養慣了的小孩對他們的奶媽講話一樣。“我叫阿爾卡季·尼古拉伊奇·基爾薩諾夫，”阿爾卡季說，“我什麼事也不做。”葉夫多克西婭大聲笑起來。“多漂亮！怎麼，您不抽煙嗎？喂，維克多，您知道我正在生您的氣呢。”“為什麼？”“我聽人說您又在恭維喬治·桑（喬治·桑（1804—1876），法國女作家。浪漫主義中民主派的代表。）了。她不過是一個落後的女人，再沒有彆的！怎麼能夠拿她跟愛默生（愛默生（1803—1882），美國作家和唯心主義哲學家。）相比呢？她不懂教育，也不懂生理學，她什麼都不懂。我相信她從來沒有聽見過胚胎學這個名詞；在我們這個時代——沒有胚胎學怎麼成呢？（葉夫多克西婭甚至張開兩手。）葉利謝維奇關於這個問題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他是一位天才的先生。（葉夫多克西婭習慣用“先生”來代替“人”的字眼。）巴紮羅夫，坐到沙發上我旁邊來。您也許不知道，我很害怕您。”“為什麼呢？請問。”“您是一個危險的先生：您是一個非常苛刻的批評家。上帝啊！多可笑，我講話就像鄉野地方的地主太太。不過我倒真是一個地主太太。我自己管理我的田產，您想一想，我那個管理人葉羅費是一種古怪的人，就跟庫柏的拓荒者（庫柏（1789—1851），美國家，著有描寫北美殖民地化的著名連續長篇，總書名叫做《皮襪子》，《拓荒者》是其中的一本，同時也是那本的主人公的彆名。）一樣，他是個不用腦筋的粗人。我後來就在這兒長住下來了；這座城市真叫人受不了，是不是？可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這座城市同每座城市一樣。”巴紮羅夫冷冷地答道。“這兒的人關心的都是那些極小的事，那是最可怕的！我以前總是到莫斯科去過冬天……可是現在我那位寶貝丈夫麥歇（法語“先生”的譯音。）庫克興住在那兒。而且莫斯科現在——啊，我不知道要怎樣說才好——它也不是從前那個樣子了。我想到外國去；去年我差一點兒就動身了。”“當然，是到巴黎去吧？”巴紮羅夫問道。“到巴黎和海得堡（德國西南部巴敦州的城市，設有德國曆史最悠久的大學。）。”“為什麼要到海得堡？”“對不起！唔，朋孫（朋孫（1811—1899），德國化學家。一八五二年到一八八九年間是海得堡大學的教授。）在那兒！”這句話叫巴紮羅夫回答不出來了。“Pierre（法語：彼也爾，即彼得。）·薩波日尼科夫……您認識他嗎？”“不，我不認識。”“對不起！Pierre·薩波日尼科夫……他還是老待在利季婭·霍斯達多娃家裡。”“我也不認識她。”“唔，就是他答應陪我去。謝謝上帝，我是自由的；我沒有兒女……我說了什麼：！不過這是不要緊的。”葉夫多克西婭用她那被煙草熏成棕色的手指卷好一支香煙，用舌頭舐了一下，吸了吸，然後點燃它抽起來。女用人端了一個托盤走進來。“啊，早飯端來了！你們要不要吃一點兒？維克多，開酒瓶；這是您的事情。”“我的事，我的事。”西特尼科夫喃喃地說，又尖聲笑起來。“這兒有什麼漂亮的女人嗎？”巴紮羅夫喝光了第三杯，問道。“有倒是有的，”葉夫多克西婭答道，“可是她們腦子裡什麼東西都沒有。比如mon amie（法語：我的女朋友。）奧金佐娃就不難看。可惜她的名譽有點兒……不過這沒有多大關係，隻是她沒有獨立的見解，沒有開闊的胸襟……什麼都沒有。整個教育製度需要改革。我已經把這個問題仔細地想過了：我們女人簡直沒有受到好教育。”“您拿她們簡直無法可想，”西特尼科夫插嘴說，“她們應當受人輕視，我就完完全全地瞧不起她們！（西特尼科夫平日隻要有輕視彆人的機會，無論是心裡感到或口頭說出自己的輕視，他都會覺得非常舒服，他尤其喜歡攻擊女人，他決沒有想到幾個月以後命運會叫他拜倒在他妻子的腳下，隻因為她是一個杜爾多列奧索夫公爵家的小姐。）她們裡頭就找不出一個聽得懂我們談話的人；沒有一個值得我們這種嚴肅的人口裡講起的。”“可是她們完全沒有必要來聽懂我們的談話。”巴紮羅夫說。“您在講誰？”葉夫多克西婭插嘴問道。“講漂亮的女人。”“什麼？那麼您讚成蒲魯東（蒲魯東（1809—1865），法國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之一。反對婦女解放，主張婦女的天職是做母親和管理家務。）的意見嗎？”巴紮羅夫傲慢地挺起身子。“我不讚成任何人的意見；我有我自己的。”“打倒一切權威！”西特尼科夫嚷道，他很高興現在得到了一個機會在他所崇拜的人麵前發表自己尖銳的見解。“可是連麥考萊（麥考萊（1800—1859），英國自由主義的曆史學家、政論家和政治家。彼得堡科學院國外通訊院士。主要著作有《英國史》（1848—1855）。）本人……”庫克什娜說。“打倒麥考萊，”西特尼科夫大聲叫起來，“您要替那些無聊的女人辯護嗎？”“我不是替無聊的女人辯護，我替女權辯護，我發過誓要流儘我最後一滴血來擁護女權。”“打倒！”不過西特尼科夫馬上又打住了，“可是我並不否認女權，”他又說。“不，我明白，您是一個斯拉夫派。”“不，我不是一個斯拉夫派，不過當然……”“不！不！不！您是一個斯拉夫派。您是《家訓》（《家訓》是十六世紀的一本俄國書，據說是伊凡雷帝年輕時候的忤悔師西爾威斯特教士寫的，內容無非教人怎樣治家，男人怎樣嚴厲對待妻子等等。）的信徒。您手裡應當捏一根鞭子。”“鞭子是一個很好的東西，”巴紮羅夫說，“可是我們已經到了最後一滴了……”“最後一滴什麼？”葉夫多克西婭問道。“最後一滴香檳酒，最可尊敬的阿夫多季婭·尼基季什娜，是最後一滴香檳酒——不是您的最後一滴血。”“我聽見人攻擊女人的時候，我就不能夠漠不關心地聽下去，”葉夫多克西婭繼續說，“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您與其攻擊女人，還不如去念米希勒（米希勒（1798—1874），法國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曆史學家。）的《De l'amour》（法語：《愛情論》，一八五九年出版。）。那是一本很好的書！先生們，我們還是來談愛情吧。”葉夫多克西婭又說，她懶洋洋地把一隻手放在壓皺了的沙發墊子上麵。突然間大家都不做聲了。“不，為什麼要談愛情呢，”巴紮羅夫說，“可是您剛才講起一位奧金佐娃，……好像您是這樣地稱呼她吧？這位太太是誰呢？”“她是很嬌美的，嬌美的！”西特尼科夫尖聲說，“我要給您介紹。聰明，有錢，又是一個寡婦。可惜她還不夠進步；她應當多跟我們的葉夫多克西婭接近。Eudoxie，為您的健康乾一杯！讓我們來碰杯！Et toc，et toc，et tin-tin-tioc，et toc，et tin-tin-tin！！！（噯獨，噯獨，噯丁—丁—丁！噯獨，噯獨，曖丁—丁—丁！！！）”（這是用法國腔摹仿的碰杯的聲音。）“Victor，您是個淘氣包。”這頓早飯吃了很久。第一瓶香檳之後接著第二瓶，第三瓶，甚至第四瓶……葉夫多克西婭一直講個不停；西特尼科夫附和著她。他們討論得最久的問題是——婚姻究竟是一種偏見呢，還是一種罪行；人們是不是生來平等的；個性究竟是什麼東西等等。葉夫多克西婭後來喝得滿臉通紅，她用扁平的指尖打著一個音調不諧和的鋼琴的鍵盤，她聲音嘶啞地唱起歌來，起初唱著茨岡的歌子，以後又唱色摩爾-希弗（色摩爾-希弗，歐洲作曲家，鋼琴家，十九世紀中期不止一次地到俄國舉辦演奏會。）的抒情歌《瞌睡的格拉納達睡著了》；西特尼科夫把圍巾包在頭上，扮著死去的戀人。她唱道：“你的嘴唇親著我的，”“接一個熱烈的吻……”阿爾卡季實在忍耐不下去了。“諸位，這快要變成瘋人院了。”他高聲說。巴紮羅夫這些時候隻顧喝香檳，不過偶爾插進一句挖苦的話，他大聲打了一個嗬欠，站起來，也不向女主人告辭，就同阿爾卡季一塊兒走了。西特尼科夫跳起來，跟著他們出去。“喂，怎樣，喂，怎樣？”他問道，一麵討好地在他們的左右兩邊跑來跑去。“我不是跟你們講過，她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嗎！我們得多有幾個這樣的女人！像她這種性質的女人實在是一個崇高道德的現象。”“那麼爸爸那個鋪子也是一個道德的現象嗎？”巴紮羅夫指著他們正走過的一家酒鋪說。西特尼科夫又尖聲地笑起來。他平素總覺得自己的出身很不體麵，因此他對於巴紮羅夫的這種突如其來的（巴紮羅夫不用“您”卻用“你”稱呼他），便不知道應該引以為榮呢，還是該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