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皮亞金剛剛跨出門檻，帕克林立刻從椅子上跳起來，跑到涅日丹諾夫的麵前，向他祝賀。“好，你釣上了一尾大魚！”他哧哧地笑道，不住地跺腳，“你知道這是誰？鼎鼎大名的西皮亞金，禦前侍從，還可以說是社會的棟梁，一位未來的大臣！”“我一點兒也不知道他的事情。”涅日丹諾夫不高興地說。帕克林失望地揮了揮手。“這正是我們的不幸。阿列克謝·德米特裡奇，我們什麼人都不認識！我們想采取行動，我們想把整個世界翻轉過來，可是我們卻不跟這個世界發生關係，隻同兩三個朋友往來，就在一個窄小的圈子裡轉來轉去……”“對不起，”涅日丹諾夫打岔道，“你這個說法不對。我們隻是不願意同敵人往來罷了；至於我們自己一類的人，至於老百姓，我們一直是同他們接近的。”“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帕克林也照樣地打岔說，“第一，說到敵人，我請你記住歌德的詩：Wer den Dichter will versteh'n，Muss in Dichter's Lande geh'n……（德語：誰要了解詩人，就得到詩人的國度裡去……）可是我要說：wer die Feinde will versteh'n，Muss in Feindes Lande geh'n……（德語：誰要了解的國度裡去……）躲避自己的敵人，不知道他們的習慣和生活方式，這是多麼荒謬！多麼……荒……謬！對！對！要是我想射殺樹林裡的一隻狼，我就得先知道所有它經常走的路……第二，你剛才說起同老百姓接近……老弟！一八六二年波蘭人走進‘樹林裡去’（當時是一八六三年一月波蘭人民發動反封建、反沙皇統治的起義的前夕。）；現在我們要到同一個樹林裡去；這就是說，到老百姓中間去，那兒跟任何地方的樹林一樣，也是黑暗的、濃密的。”“那麼照你的意見，我們怎麼辦呢？”“印度人投身在賈格諾特的大車的車輪下麵（賈格諾特是印度教徒崇拜的毗瑟拏神像。每年例節，人們用大車載賈格諾特神像遊行市內，迷信的人相傳要是伏在地上讓大車輾死，便可以升天。），”帕克林憂鬱地答道，“車輪輾碎他們，他們幸福地死去。我們也有我們的賈格諾特……它一定會輾碎我們，可是並不給我們幸福。”“那麼照你的意見，我們怎麼辦呢？”涅日丹諾夫又說了一遍，這一次他幾乎要嚷起來了，“你要我們寫宣傳嗎？”帕克林張開兩隻胳膊，腦袋靠在左邊肩上。“——不管怎樣——你倒可以寫，因為你有文學的才能……好啦，不要生氣，我不說了！我知道你不高興提到這個；不過我讚成你的意見：胡謅些東西，加‘夾心’，再加上些時髦句子，譬如：——‘“啊！我愛您！”她’等等，這樣寫東西實在毫無趣味。因此我對你再說一遍，去同各個階層接近，就從最高的開頭吧！我們不應當把希望完全放在奧斯特羅杜莫夫一類人的身上！他們固然是正派的好人，可是他們愚蠢！愚蠢！！你就瞧我們這位朋友吧。他那雙靴底就不是聰明人穿的靴底！他剛才為什麼跑開了？他不高興同一個貴族坐在一間屋子裡呼吸同樣的空氣！”“請你不要在我麵前批評奧斯特羅杜莫夫，”涅日丹諾夫暴躁地打岔道，“他穿厚皮靴，隻是因為價錢便宜。”“我不是那個意思。”帕克林剛剛開始說……“他要是不高興同一個貴族坐在一間屋子裡，”涅日丹諾夫提高聲音接下去說，“我倒要稱讚他；可是更難得的還是，他知道怎樣犧牲自己——倘使要他去死，他會去死的，這一點你同我都辦不到！”帕克林做了一個可憐的怪相，指著他那雙瘦小的瘸腿。“阿列克謝·德米特裡奇，我的朋友，我怎麼能打仗呢？得啦！不要提這種事了……我再說一遍，我非常高興你同西皮亞金先生接近，我甚至預料到這樣的接近對我們的事業有很大的好處。你會走進上流社會中去！你會看見《西班牙書簡》（《西班牙書簡》是沙俄評論家瓦·彼·鮑特金（1811—1869）的著作（1857）。作者在這本書裡麵讚美了西班牙婦女的美麗和溫柔。書中有這樣的句子：“像絲一樣柔軟的身體安放在鋼鐵一般的肌肉上”。作者談到西班牙人跳舞的動作，說這種動作好像是“給激怒了的老虎的跳躍”。帕克林的俏皮話就是根據以上的句子編出來的。）中所說的那些母獅（指交際花。），那些有著裝上鋼絲彈簧的柔軟身子的女人；你去研究她們吧，老弟，研究她們吧！你要是一個伊壁鳩魯的信徒（伊壁鳩魯（公元前341—前270），古希臘哲學家，他的生活目的是沒有痛苦、身體健康和心靈平靜。伊壁鳩魯主義在倫理學上接近幸福說。後被享樂主義者加以庸俗的解釋。），我就要替你擔心了……的確，我要擔心！不過你當然不是為著這個目的才要去做家庭教師！”“我要去做家庭教師，”涅日丹諾夫插嘴說，“是為了免得挨餓……”他在心裡又加了一句：“我還想離開你們大家過一陣子！”“好吧，不用說啦！不用說啦！所以我勸你：去研究吧！不過那位紳士留下多大一股香味！”帕克林故意吸進了一口氣，“這正是《欽差大臣》裡麵那位市長夫人所夢想的那種真正的‘龍涎香’！”“他向Г公爵問起我的事情，”涅日丹諾夫低聲喃喃地說，他又出神地望著窗戶，“我的全部曆史他說不定都知道了。”“不是說不定，倒是一定的！不過這有什麼關係呢？我可以打賭他正是在知道以後才來請你去做家庭教師的。不管你自己怎樣，你知道，論血統，你還是一個貴族。不用說，你還是他們裡麵的一個人！可是我在你這兒耽擱得太久了；我得回去辦公，回到剝削者那兒去！再見，老弟！”帕克林本來朝著房門走去，可是他又站住，掉轉身來。“聽我說，阿廖沙，”他帶著討好的調子說，“你剛才不肯收我的錢；我知道，你就會有錢的，不過我仍然請你允許我為共同事業捐獻一點兒吧，不管它多麼少！我不能夠做彆的事情，那麼讓我至少拿一點兒錢出來！你瞧：我放了一張十盧布的鈔票在桌子上！你肯收嗎？”涅日丹諾夫不回答，也不動一下。“不做聲便是默認！謝謝你！”帕克林快樂地大聲說，便走出去了。涅日丹諾夫現在是一個人了……他依舊注視著玻璃窗外陰暗、窄小的院子，這個院子就是在夏天也看不到陽光，他的臉色也是一樣的陰暗。我們已經知道涅日丹諾夫的父親是Г公爵，一位有錢的副官長。涅日丹諾夫的母親是這位副官長的女兒的家庭教師，她是一個長得很好看的貴族女子中學畢業生，她生下他以後當天就死了。涅日丹諾夫起初在一個能乾而嚴格的瑞士教育家辦的寄宿中學裡念書，隨後又進了大學。他自己想做法學家，可是他那個素來厭惡“虛無主義”（虛無主義——屠格涅夫在他的長篇《父與子》（1862）中第一次使用“虛無主義者”這個名詞，他把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不承認任何權威的巴紮洛夫稱為“虛無主義者”。在十九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國的反動政論家就用這個名詞來誹謗那些反對封建農奴製度的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將軍父親卻要他去“念美學”，這是涅日丹諾夫自己帶著苦笑說出來的字眼，指的是念曆史語文係。涅日丹諾夫的父親每年隻同這個兒子見三、四麵，可是他關心涅日丹諾夫的前程，他臨死的時候“為了紀念娜斯堅卡”（涅日丹諾夫的母親），給涅日丹諾夫留下了六千銀盧布的遺產，這筆款子由涅日丹諾夫的哥哥們，即Г公爵們保管，每年所得的利息作為一種“津貼”交給涅日丹諾夫。帕克林說涅日丹諾夫是貴族，這是有根據的；他身上的一切都表示他的門第很高：他那小耳朵、小手和小腳，他那纖柔、清秀的麵龐，他那柔嫩的皮膚，他那細軟的頭發，連他那略帶大舌頭發音卻很悅耳的聲音。他異常地神經質，異常地愛麵子，異常地敏感，而且甚至是喜怒無常的；他自小所處的那種曖昧的境地養成了他的敏感、易怒的脾氣；可是他的先天的慷慨大度又使他沒有染到猜忌、多疑的習性。涅日丹諾夫的性格中的矛盾也正是從這種曖昧的處境來的。他愛潔成癖，又過分講究細節，可是他極力使自己的言談中帶有譏諷和粗野的調子；他是個天生的理想主義者，熱情而又純貞，大膽而又膽怯，他把這種膽怯和純貞當作可恥的毛病，因而感到慚愧，並且以嘲笑理想為自己的職責。他有一顆柔弱的心，不願意同人們往來；他容易發脾氣，卻從不記仇。他惱恨他的父親要他去“念美學”；他毫不隱瞞地公開談論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抱著最激烈的見解（這並不是空話）；他又暗暗地欣賞藝術、詩歌和一切美的表現……他自己還寫過詩。他小心地藏好那一冊寫詩的筆記本，彼得堡的朋友中間隻有帕克林一個人靠自己特有的那種嗅覺猜到這個筆記本的存在。涅日丹諾夫把寫詩當作一個不可寬恕的弱點，隻要彆人提起一句半句，他就非常不高興，覺得受了侮辱。靠了他那位瑞士教師，他得到不少的學識，並且不怕勞動；他工作甚至十分熱心，不過說實在話，常常是冷一陣、熱一陣，並不能持久。他的朋友們都愛他……他們喜歡他天生的正直、他的善良和他的心地純潔；可是涅日丹諾夫的命星不好；他生活並不容易。他自己深知這個事實，不管朋友們待他多麼好，他仍然感到孤寂。他依舊站在窗前，他想著，愁悶地、痛苦地想著他就要開始的旅行，想著他的命運的這個沒有料到的新的轉變……他離開彼得堡並無留戀，這兒沒有對他特彆珍貴的東西；而且他知道他秋天就要回來。可是他仍然有點兒遲疑不決，他不由自主地感到沮喪。“我是個什麼樣的教師！”他忽然想道，“一個什麼樣的教育家？！”他快要責備自己居然答應擔任教師的職務了。然而這樣的責備是不公平的。涅日丹諾夫有著相當豐富的知識，雖然他喜怒無常，兒童們卻高興同他親近，他也容易對他們發生感情。涅日丹諾夫突然感到的愁悶正是一般有憂鬱病的人，一般喜歡沉思的人在變換居住地方的時候常常感覺到的。至於活潑的、多血質的人，他們就不會有這種感覺：要是他們日常生活的秩序給打亂了，他們所習慣的環境改變了，他們反而會覺得高興。涅日丹諾夫沉在自己的思索中沉得這麼深，他漸漸地、幾乎是不自覺地將他的思想用文字表達出來；在他心中發生的感情，已經開始采取韻律的形式了……“呸，見鬼！”他高聲嚷了出來，“我好像又要做詩了！”他全身抖了一下，便離開了窗前；他看見帕克林留下的十盧布的鈔票在桌子上，便拿起來塞進口袋裡去，一麵在屋子裡來回地走著。“我隻好預支了，”他反複地想道，“幸虧這位先生提出來。一百盧布……並且我的哥哥們那兒——這幾位公爵大人那兒還有一百盧布送來……五十盧布還債，五十或者七十做旅費……剩下的全給奧斯特羅杜莫夫。帕克林留下的，——也給他……而且還可以在梅爾庫洛夫那兒拿到一點兒……”他這樣地在暗中計算的時候，先前的韻律又在他的腦子裡動起來了。他站在那兒，沉思著……兩眼出神地望著一邊，一動也不動……然後他的兩隻手好像在摸索似地打開了桌子的抽屜，從抽屜的深處拿出一本寫得滿滿的筆記本……他坐到一把椅子上，眼睛仍然望著彆處，拿起一支筆，低聲哼著，時時把頭發甩到後麵，他開始一行一行地寫，一會兒勾掉一些字，一會兒又急匆匆地寫下去……通穿堂的門半開了，馬舒林娜的腦袋伸了進來。涅日丹諾夫沒有注意到她，繼續在寫自己的詩。馬舒林娜出神地望了他好一陣，把腦袋往兩邊搖了搖，又縮回去了……可是涅日丹諾夫突然挺起腰來，回頭一看，著急地說：“啊，是您！”連忙把筆記本扔進抽屜裡去。馬舒林娜於是踏著堅定的腳步走進屋子裡來。“奧斯特羅杜莫夫叫我來找您，”她遲疑地說，“看什麼時候可以取到錢。——要是您今天拿到錢，我們今天晚上就動身。”“今天不行，”涅日丹諾夫皺著眉頭答道，“明天來吧。”“幾點鐘呢？”“兩點鐘。”“很好。”馬舒林娜沉吟了一會兒，忽然伸出手給涅日丹諾夫……“我似乎打擾了您；請原諒我。而且……我就要走了。誰知道我們還會不會再見？我想跟您告彆。”涅日丹諾夫緊握住她的又冷又紅的手指。“您在我這兒看見那位紳士嗎？”他說，“我同他講定了。我到他那兒去做家庭教師。他的莊園在C省，就在省城附近。”馬舒林娜的臉上現出了愉快的微笑。“在C省城附近！那麼我們說不定還會再見。也許會把我們派到那兒去。”馬舒林娜歎了一口氣，“啊，阿列克謝·德米特裡奇……”“什麼？”涅日丹諾夫問道。馬舒林娜露出聚精會神的表情。“沒有什麼。再見！沒有什麼。”她又一次緊緊地握了涅日丹諾夫的手，便走了。“整個彼得堡沒有一個人像這個……古怪女人那樣關心我的！”涅日丹諾夫想道。“可是為什麼她要來打擾我呢？……不管怎樣，結果總是好的。”第二天早晨涅日丹諾夫到西皮亞金在城裡的住宅去，宅子裡一間陳設大方而嚴格、完全跟一位自由主義政治家和英國派紳士的尊嚴相稱的富麗堂皇的書房內，他坐在一張大寫字台的前麵，寫字台上放了些毫無用處的文件，堆得非常整齊，旁邊有幾把從未使用過的大的象牙裁紙刀，——他在那兒坐了整整一個鐘頭，聽那位具有自由思想的主人滔滔不絕地對他講許多聰明的、好意的、謙和的話。末了他拿到了一百盧布的預支月薪，十天以後他涅日丹諾夫便同這位聰明的自由主義政治家和英國派紳士並肩靠在頭等車包房裡麵的天鵝絨軟席座位上，沿著尼古拉鐵路（從彼得堡通往莫斯科的鐵路。）的顛簸不平的路軌向莫斯科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