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來，中國之實際情況差不多是這樣——國民在鬱悶中成長著，國家在困擾中發展著。對於我們同胞國民性的變化，我不用“成熟”一詞，而用“成長”，意在說明，其變化之主要特征是正麵的，但離成熟尚遠。而我們的國家，也分明在困擾中令人欣慰地發展著，但其發展頗為不順，國民所感受的林林總總的鬱悶，其實也正是國家的困擾。但一個事實卻是——雖然普遍的國民幾乎經常被令人憤懣的鬱悶從四麵八方所包圍，社會經常彌漫對各級政府的強烈譴責之聲，但總體上看，中國社會現狀基本上是安定的。潛在的深層的矛盾襯出這種安定顯然的表麵性，但即使是表麵的，肯定也為國家逐步解決深層矛盾爭取到了可能的甚至也可以說是寶貴的前提。“樹欲靜而風不止。”古今中外，沒有一個國家一向如世外桃源儘呈美好，波瀾不驚。日本多年前發生過奧姆真理教地鐵放毒事件。那事件甫一經過，我恰去日本訪問。地鐵站台荷槍實彈的武警壁壘森嚴，到處張貼著通緝要犯的布告，其中包括數名女大學生。2011年，日本又遭遇了海嘯襲擊，發生了核泄漏事件。從1996年至今，除了以上兩大事件，日本亦不能說太平無事。比如首相秘書貪汙事件、校園少年犯殺害同學的事件……韓國也如此，前總統因家族受賄問題曝光跳岩自殺；因政府引進美國牛肉，現任總統幾乎麵臨下台的局麵；“天安艦”沉沒事件——以上事件，曾使韓國人一次次衝動萬分……歐美各國也殊少寧日，一方麵恐怖襲擊使各國政府風聲鶴唳，忐忑不安國民們的神經時常處於高度緊張；另一方麵，各國受金融危機衝擊，失業率增長，國際金融信任率降低，時而曝出令全世界瞠目結舌的新聞。如《華爾街報》的竊聽事件，世界銀行總裁的性案風波……如果放眼世界，將社會分為相當穩定、較為穩定、不穩定、極不穩定四個級彆，那麼中國處在哪一個級彆呢？我認為，首先中國不屬於極不穩定的國家當無爭議——阿富汗、利比亞、伊拉克……那些國家才顯然處於極不穩定之中。中國也不屬於社會極穩定的國家。我這樣認為首先是從普遍之國民的綜合素質而言的。這一種綜合素質的水平，決定一個國家的公民在麵對國家大環境惡化時的理性程度。其次也是從一個國家的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長久關係而言的。歐美各國，其西方式的民主國體存在了一兩百年不等，他們的國民早已適應了、習慣了、認可了那一種國家製度。雖然那一種製度的弊端也多有呈現，他們的國民對那一種製度也不無怨言甚至質疑，但是他們起碼目前還不能設想出另一種更好的也更適合的製度取而代之。這一種國民與國家相互依賴的關係，使他們具有一種“萬變不離其宗”的理性意識。基於此種理性意識，麵對頹勢，他們具有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相信一切都會過去的自信和鎮定。那麼，在較為穩定和不穩定之間，中國屬於哪一類國家呢？社會不穩定的國家具有以下特征：1．其政府管理國家的意識、能力，不是與時俱進，而是意識偏執，固守不變，能力每況愈下。2．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甚至發生倒退，致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逐漸提高，而是一日不如一日，連好起來的希望也看不到。3．對於大眾生活的艱難視而不見，對於大眾怨言及正當訴求充耳不聞，甚至以專製手段壓製之，擺出強硬對著乾的態度。這樣的國家目前世界上還是有的，但實在已不多。進言之，處於社會不穩定狀態的國家，要麼它的大趨勢畢竟還是與世界潮流逐漸合拍的，要麼倒行逆施，直至徹底滑向世界潮流的反麵。目前之中國顯然不是這類國家。所以我認為，目前之中國是一個社會較為穩定的國家。政府管理國家的意識已由從前國家當然以政府為主體逐漸轉變為以人民為主體。管理已不僅僅是一種權力意識，同時也是責任意識了。政府管理國家的能力亦在提高。不是指壓服能力在提高，而是指向“以人為本”的宗旨改進的覺悟在提高，方式方法在提高，經驗在提高。特彆要加以肯定的是，中國人的公民意識顯然在提高，並且還在以不停止的、較全麵的精神風貌提高著。目前之中國人，已不再僅僅將自己低看成“老百姓”。嘴上往往也仍說“咱們老百姓”，而實際上，此“老百姓”與曆朝曆代各個不同曆史時期被叫做的彼“老百姓”，身份內涵已大為不同。目前之中國人，也不再僅僅滿足於被文字表意“人民”，不再僅僅滿足於文字表意上的“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為人民服務”等等口號，而開始要求各級政府將“為人民服務”落實在具體行動上，而開始名正言順地向政府提出各種“人民”訴求，主張各種“人民”權利，包括監督權。於是，現在的中國“人民”，無可爭辯地史無前例地接近現代公民了。故我對目前我們的同胞的國民性方麵令人欣慰的變化，持特彆肯定的看法。這一種特彆肯定的看法，包括我對80後的看法，也包括我對90後的看法。我還要進而這樣說，包括我對80後、90後們的下一代的看法。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已很值得稱讚了。依我看來，體現在我們某些中國人身上的醜陋的、惡俗的、邪性的言行，在目前這個世界上每不多見的。比如大學生救人溺亡於江，而撈屍人掛屍船旁，隻知索要撈屍費的現象；比如發生礦難，煤老板賄賂媒體，悄塞“封口費”，而某些政府官吏暗中配合力圖掩蓋的現象；比如拜金主義、媚權世相等等。我們當下國民的文化素質，不是也每遭西方文明國家人士的鄙視和詬病嗎？所以我說正在“接近”現代公民。現代公民不僅具有不輕意讓渡的公民權利意識，同時還應具有現代社會之公德自覺。在後一點上，某些中國人往往還表現得很不像樣子，令大多數中國人感到羞恥。中國在中國人日益增強的權利意識和仍顯缺失的公德意識兩方麵的擠壓之間發展著。中國人的公民素質在經常從四麵八方包圍而來的鬱悶中有希望地成長著。兩方麵自然是互相博弈的關係，卻又並非在博弈中互相抵消，而是共同增減，共同提升。中國人的權利意識每有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也便相應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越人性化，中國人的公德體現也越接近公民素質。反之，政府的管理言行越滯後於中國人的希望、要求和期待，中國人的鬱悶感覺越強烈。但這並不是什麼中國之發展和中國人之變化的奧秘，而是全世界一切國家向現代化轉型的規律。中國和中國人在改革開放以後，隻不過都被這規律所“轉型”了而已。那麼，對於中國和中國人，好光景之可盼的根據也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