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劣根性”問題是“五四”知識分子們率先提出的。談及此，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魯迅。其實不唯魯迅，這是那時諸多知識分子共同關注的。歎息無奈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熱忱於啟蒙者有之，而魯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梁啟超對“國民劣根性”的激抨絕不亞於魯迅。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伊始曾公開發表厲言：凡1919年以前出生者當死，唯1919年後出生者應生！何出此言？針對國民劣根性耳。當然，他指的不是肉體生命，而是思想生命、精神生命。蔡元培、胡適也是不否認國民劣根性之存在的。隻不過他們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型知識分子，不忍對同胞批評過苛，一主張默默地思想啟蒙，加以改造，一主張實行教育救國、教育強國，培養優秀的新國人種子。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的演說表達了他的希望：培養具有“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的新國人這一教育思想證明了他的希望。就連聞一多也看到了國民劣根性。但他是矛盾的。好友潘光旦在國外修的是“優生學”，致信給他，言及中國人缺乏優生意識。聞一多複信曰：“倘你借了西方的理論，來證明我們中國人種上的劣，我將想辦法買手槍。你甫一回國，我親手打死你。”但他也寫過《死水》一詩：“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鐵罐上鏽出幾瓣桃花；”“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這樣的詩句，顯然也是一種國狀及國民劣根性的詩性呈現。聞一多從國外一回到上海，時逢“五卅慘案”發生不久，於是他又悲憤地寫下了《發現》：“我來了，我喊一聲，迸著血淚，“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99liｂ?為什麼他又認為不是了呢？有了在國外的見識，對比中國，大約倍感國民精神狀態的不振。“不是”者，首先是對國家形象及國民精神狀態的不認可也。那時中國人被外國人鄙視為“東亞病夫”，而我們自喻是“東亞睡獅”。獅本該是威猛的，但那時的我們卻仿佛被打了麻醉槍，永遠睡將下去，於是類乎懶貓。清末以前，中國思想先賢們是論過國民性的，但即使論到其劣，也是從普遍的人類弱點劣點去論，並不僅僅認為隻有中國人身上才表現的。那麼，我們現在接觸到了第一個問題——某些劣根性，僅僅是中國人天生固有的嗎？我的回答是：否。人類不能像培育駿馬和良犬那樣去優配繁衍，某些人性的缺點和弱點是人類普遍固有的。而某些劣點又僅僅是人類才有的，連動物也沒有，如貪婪、忘恩負義、陷害、虛榮、偽善等等。故，萬不可就人類普遍的弱點、缺點、劣點來指摘中國人。但，不同國家的曆史、文化，又完全可以造成某一國家的人們較普遍地具有某一種劣性。比如西方歐美國家，由於資本主義持續時間長，便有一種列強劣性，這一種劣性的最醜惡記錄是販奴活動、種族歧視。當然，這是他們的曆史表現。於是我們接觸到了第二個問題——中國人曾經的劣根性主要是什麼？我強調曾經，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已與“五四”以前大不一樣，不可同日而語。在當年，民族“劣根性”的主要表現是奴性，“五四”知識分子深惡痛絕的也是奴性。那麼，當年中國人的奴性是怎麼形成的呢？這要循中國的曆史來追溯。世界上沒有人曾經撰文批判大唐時期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國的史籍中也無記載。唐詩在精神上是豪邁的，氣質上是浪漫的，格調上是莊重的，可供我們對唐人的國民性形成總印象。唐詩的以上品質，從宋朝早期的詩詞中亦可見到繼承，如蘇軾、歐陽修、範仲淹等人的詩詞。但是到了宋中期，宋詞開始出現頹廢、無聊、無病呻吟似的自哀自憐。明明是大男人，寫起詞來，卻偏如小媳婦。這一文學現象是很值得研究的。傷心淚、相思情、無限愁、莫名苦、瑣碎憂這些詞彙，是宋詞中最常出現的。今天的中文學子們，如果愛詩詞的，男生偏愛唐詩，女生偏愛宋詞。唐詩吸引男生的是男人胸懷，女生則偏愛宋詞的小女人味。大抵如此。為什麼唐詩之氣質到了宋詞後期變成那樣了呢？因為北宋不久便亡了，被金所滅。現在打開宋詞三百首，第一篇便是宋徽宗的《宴山亭》：“裁剪冰綃，輕疊數重，淡著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豔溢香濃，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淒涼院落，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宋徽宗做夢都想回到大宋王宮，最終死於囚地，這很可憐。“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朝代興旺更替，亦屬曆史常事。但一個朝代被另一種迥異的文化所滅，卻是另外一回事。北宋又沒被全滅，一部分朝臣子民逃往長江以南，建立了“南宋”，史稱“小朝廷”。由“大宋”而小，而苟存，這不能不成為南宋人心口的疼。拿破侖被俘並死於英國的海上荒島，當時的法國人心口也疼。茲事體對“那一國人”都是傷與恥。故這一時期的宋詞，沒法豪邁得起來了，隻有悲句與哀句了。南宋人從士到民，無不擔憂一件事——亡的命運哪一天落在南宋？人們毫無安全感，怎麼能豪邁得起來、浪漫得起來呢？故當年連李清照亦有詞句曰：“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後來南宋果然也亡了，這一次亡它的是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元朝將統治下的人分為四等——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西北少數民族）；第三等是“漢人”，特指那些早已長期在金統治之下的長城以北的漢族人；第四等是“南人”，滅了南宋以後所統治的漢人。並且，元朝取消了科舉，這就斷了前朝遺民躋身官僚階層的想頭。我們都知道，服官政是古代知識分子的追求。同時又實行了“驅口製”，即規定南宋俘虜及家屬世代為元官吏之奴，可買賣，可互贈，可處死。還實行了“匠戶製”，使幾百萬工匠成為“匠戶”，其實便是做技工的匠奴。對於南宋官員，實行“誅捕之法”，抓到便殺，迫使他們逃入深山老林，隱姓埋名。南宋知識分子懼怕也遭“誅捕”，大抵隻有遁世。於是漢民族的詩性全沒了，想不為奴亦不可能。集體的奴性，由此開始。“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我們今天讀馬致遠的這一首詩，以為詩人表達的僅僅是旅人思鄉，而對他當時的內心悲情，實屬缺乏理解。當年民間有唱：“說中華，道中華，”“中華本是好地方，”“自從來了元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元朝享國92年，以後是明朝。明朝270年，經曆了由初定到中興到衰亡的自然規律。“初定”要靠“專製”，不專製不足以初定。明朝大興“文字獄”，一首詩倘看著不順眼，是很可能被滿門抄斬的。270年後，明朝因腐敗也亡了。於是清朝建立，統治了中國276年。世界上有此種經曆的國家是不多的，我個人認為，正是這種曆史經曆，使國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奴性。唯奴性十足，方能存活，所謂順生逆亡。曠日持久，奴成心性。譚嗣同不惜以死來震撼那奴性，然撼山易，撼奴性難。魯迅正是哀怒於這一種難，鬱悶中寫出了《藥》。故，清朝一崩，知識分子通力來批判“國民劣根性”，他們是看得準的，所開的醫治國民劣根性的藥方也是對的。隻不過有人的藥方溫些，有人的藥方猛些。可以這樣說，中國人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戰，與批判國民劣根性有一定關係。那批判無疑令中國人的靈魂疼過，那疼之後是拋了奴性的勇。綜上所述，我認為，今日之中國人，絕非是梁啟超、魯迅們當年所滿眼望到的那類奴性成自然的、渾噩冷漠乃至於麻木的同胞了。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有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國民”隻不過是“民”。普遍之中國人正在增長著維權意識，由一般概念的“民”而轉變為“公民”。民告官，告大官，告政府，這樣的事在從前不能說沒有。《楊三姐告狀》，告的就是官，就是衙門。但是現在，從前被視為草民們的底層人、農民，告官告政府之事司空見慣，奴性分明已成為中國人過去時的印記。但，有一個現象值得深思，那就是近年來的青年工人跳樓事件。他們多是農家子女。他們的父母輩遇到想不開的事尚且並不輕易尋死，他們應比他們的父母更理性。但相反，他們卻比他們的父母輩脆弱多了。這一方麵是由於他們雖為農家兒女，其實自小也是嬌生慣養。尤其是獨生子女的他們，像城裡人家的獨生子女一樣，也是“寶”。與從前的農家兒女相比，他們其實沒怎麼乾過農活的。他們的跳樓，也可說是“嬌”的扭曲表現。還有一點那就是——若他們置身於一種循環往複的秩序中，而“秩序”對他們脆弱的心理承受又缺乏較周到的人文關懷的話，那麼，他們或者漸漸地要求自己適應那秩序，全無要求改變那秩序的主動意識，於是身上又表現出類似奴性的秩序下的麻木，或者走向另一種極端，企圖以死一了百了。要使兩三億之多的打工的農家子女成為有訴求而又有理性，有個體權益意識而又有集體權益意識，必要時能夠做出維權行動反應而又善於正當行動的青年公民，全社會任重而道遠。自從網絡普及，中國人對社會事件的參與意識極大地表現了出來。尤其事關公平、道義、社會同情之時，中國人這方麵的參與熱忱、激情，絕對不亞於當今彆國之人。但是也應看到，在網絡表態中，嘻哈油滑的言論頗多。可以認為那是幽默。對於某些事，幽一大默有時也確實比明明白白的表達立場更高明，有時甚至更具有表達藝術。而有些事，除了幽它一大默，或乾脆“調戲”一番，幾乎也不知再說什麼好。但我個人認為，網絡作為公眾表達公民社會訴求和意見的平台，就好比從前農村的鄉場，既是開會的地方，也是娛樂的地方。從前的中國農民在這方麵分得很清，娛樂時儘管在鄉場搞笑，開會時便像開會的樣子。倘開會時也搞笑，使嚴肅鄭重之事亦接近著娛樂了，那麼漸漸，鄉場存在的意義，就會變得隻不過是娛樂之所了。親愛的諸位，最後我要強調時間是分母，曆史是分子。時間離現實越遠，曆史影響現實的“值”越小，最終不再影響現實，隻不過純粹成了“記事”。此時人類對曆史的要求也隻不過是真實、公正的認知價值；若反過來，視曆史為分母，人類就難免被曆史異化，背上曆史包袱，成為曆史的心理奴隸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抗日戰爭不僅千錘百煉了漢民族，使我們這個民族浴火重生，鳳凰涅槃，也千錘百煉了漢族與蒙、滿、回、朝、維等多個民族之間的關係。這一種關係也鳳凰涅槃了。可以這樣說，中國經曆了抗日戰爭，各民族之間空前團結了。古代的曆史，使漢民族那樣，也使漢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係那樣。近代的曆史，使漢民族這樣，也使漢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係這樣。影響現實的，是離現實最近的史。離中國現實最近的是中國的近代悲情慘狀史，中國人心理上仍打著這一種史的深深烙印，每以極敏感極強烈的民族主義言行表現之。解讀當代中國人的“國民性”更應從此點出發，而不能照搬魯迅們那個時代總結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