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風雅與才情(1 / 1)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妓女的愛,便不難發現,這種愛情多半發生在所謂“才子”的身上。這似乎也是中國傳統愛情的一個模式,即“才子佳人式”,與西方的“英雄美人式”迥異。我們在本書第一章就已經說過,中國古代的英雄們,至少有一半是以“不好色”相標榜的。妓女們如果想愛英雄,便難免會“剃頭的擔子——一頭熱”,像潘金蓮挑逗武鬆那樣自討沒趣。才子們便不同了。他們向來就以“嘲風弄月,惜玉憐香”為本色,這就自然比較容易討女人喜歡,就像前麵說的郭時秀愛王元鼎那樣,因“憐”而生“愛”。更何況,中國的青樓女子,有相當多的一批人是極有才情的。隨便舉個例,宋代名臣趙拚,在擔任益州路轉運使、加龍圖閣學士銜而知成都時,有一次偶然看見一位頭戴杏花的妓女,頗有好感,便隨口讚曰:“髻上杏花真有幸。”誰知那小蜜星眸一轉,應聲答道:“枝頭梅子豈無媒。”這實在對得太妙了!“杏花”對“梅子”,“有幸”對“無媒”,而且“杏”與“幸”諧音,“梅”與“媒”同韻,格律工整,對仗貼切,意境含蓄,水平之高,令人刮目。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妓女尚且有如此才情,其他名妓的水平如何,更可想而知。比如唐代長安名妓劉國容,與進士郭昭述相愛。後來,郭昭述官授天長簿,必須走馬上任,兩人隻好分手。誰知,郭昭述剛走到鹹陽,劉國容的情書就追了上來。這封情書隻有短短幾行,卻有如一首小詩。書雲:“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思憐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如此精美的文字,當今的教授者流,怕也多半做不出來,而在當時的長安,也一時廣為傳誦。再比方說我們前麵曾提到的被朱熹誣陷的南宋名妓嚴蕊,也是一個琴棋書畫、絲竹歌舞無所不精的才女。朱熹指控她與天台郡守唐仲友有“不正當男女關係”,其實是唐仲友賞識她的詩才,兩個人成了“文友”。酸腐乾巴的朱熹誣陷他們,是不是有“妒才”成分在內,不得而知。總之,嚴蕊被捕後,抗刑不招,不能結案。等到朱熹離任,新官便把嚴蕊“無罪開釋”。嚴蕊當場便口占《卜算子》一首雲:“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這樣的才思,這樣的詩情,隻怕是要讓當今詩人都自愧不如的。事實上,中國的妓女詩人,可以開出一個長長的名單。除了有據可考的第一位妓女詩人蘇小小外,最早又最有名的是唐代的薛濤。薛濤字洪度,長安人,本是良家女子。後來隨父宦遊,流落蜀中,便入了樂籍,成為注冊登記的妓女。她的口才和文才都極好,15歲時便被鎮將韋皋召令侍酒賦詩,差一點當上“校書郎”。暮年,薛濤退居成都浣花溪,著女冠服,製紙為箋,就是有名的“薛濤箋”。薛濤的詩,還曾結集出版,叫《洪度集》。薛濤的詩,雖然多以情愛為主題,但格調和吐屬都相當高雅。比如《柳絮》詩雲:“二月楊花輕複微,春風搖蕩惹人衣。他家本是無情物,一任南飛又北飛。”又如《謁巫山廟》詩雲:“亂猿啼處訪高唐,路人煙霞草木香。山色未能忘宋玉,水聲猶似哭襄王。朝朝夜夜陽台下,為雨為雲楚國亡。惆悵廟前多少柳,春來空自鬥眉長。”也許正因為薛濤才高和寡,所以終生未能找到如意郎君。因此她的詩作,也尤為失意文人所欣賞。另一位才高八鬥的唐代妓女詩人是魚玄機。魚玄機也是長安人,字幼微,一字蕙蘭,讀書萬卷,才思敏捷。有一次,她在長安城內看見新公布的及第進士名單,便大生感慨,賦詩一首雲:“雲峰滿目放春晴,曆曆銀鉤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這就簡直是公開表示對男人一統天下的不服,而且要出來叫陣了。於是,魚玄機把自己變成了高級妓女,並以詩才招攬文人士大夫,一時名聲鵲起。其所居之鹹宜觀,便成了當時有名的一個“文化沙龍”;她的“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一聯,也成了千古名句。妓女的詩才,有時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宋代名妓聶勝瓊,愛上了一位官員李之問。李之問回家後,聶勝瓊便寄給他一首情詩《鷓鴣天》。詞雲:“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後,彆個人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況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簾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這首詞,真是文情並茂,感人至深,連李之問的妻子讀後,都“喜其語句清健”,居然拿出自己的嫁妝私房,讓李之問把聶勝瓊娶回家來。詩才戰勝了嫉妒,這真是一個奇跡。這個奇跡,以後隻怕是不會再出現了。真正能夠欣賞妓女才情的,當然不會是官僚,更不會是商賈,而隻能是文人。文人是妓女的知音。文人之所以是文人,大概是因為有才。有才的人,都有兩個毛病:一是“恃才傲物”,二是“同病相憐”。有才的人雖然瞧不起無才的人,但對有才的人,卻又相當敬重,所謂“惺惺惜惺惺”即是。所以,一個人如果才華橫溢,那麼,也就一定會結交到許多有才華的人。如果這位有才華的人竟是一位妙齡女郎、多情女子,那麼天下才子,便一定會趨之若鶩。前麵說過的薛濤便是這樣的才女。所以,當時的著名文人、士大夫,如元稹、白居易、令狐楚、張祜、劉禹錫、裴度、牛僧孺、嚴綬等,都樂於與她唱和往來。據說元稹素聞薛濤芳名,好不容易才一睹風采,立即為之傾倒,並賦詩說:“錦江滑膩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君侯欲夢刀。彆後相思隔煙火,菖蒲花發五雲高。”這首詩寫得並不怎麼樣,但意思很清楚:元稹欣賞的是才,而非色。事實上,從一開始,文人們對妓女的欣賞,就是才高於色,或藝重於色。從最早關於妓女的文學作品,如劉邵的《趙都賦》、王粲的《七釋》、傅玄的《朝會賦》開始,藝與才就一直是文士詩人描寫的重點。至於杜甫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和白居易的《琵琶行》,更是把藝妓們的技藝描寫得出神入化:“疾如弈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真是何其動人乃爾!如果說琴劍樂舞,還是藝妓們的當行本色,那麼,詩詞曲賦方麵的才能和修養,便真是難能可貴。有一次,有人演唱秦觀的《滿庭芳》,不慎將頭一句中的“畫角聲斷譙門”誤唱為“畫角聲斷斜陽”,被一個名叫琴操的妓女聽出,在旁糾正。那人反將琴操一軍,問她能否將全首詞改成“陽”字韻,琴操當場吟道(括號內是原詞部分):“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譙門)。暫停征轡,聊共引離觴(樽)。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霧茫茫(煙靄紛紛)。孤村裡,(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紅牆(孤村)。魂傷(銷魂)。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幸名狂(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餘香(啼痕)。傷心(情)處,長(高)城望斷,燈火已昏黃(黃昏)。”隻有細細品味一下,便不難發現,這裡改動的,已不止於詞韻,便連意境,也有微妙的變化。這樣才思敏捷的妓女,哪個才子不疼愛?“彩袖殷勤捧玉鐘,當年拚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儘桃花扇底風。從彆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霄剩把爭空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晏幾道的這首詞《鷓鴣天》,寫儘了才子對藝妓的喜愛。才子與妓女相愛,原因是多方麵的。首先,這裡麵無疑有著性愛的內容,但這種性愛,卻又帶著審美的意味。“無色不成妓”,妓女總是要有幾分姿色的。但在才子們眼裡,真正能為她們“增色”的,不是肉體,而是心靈,是她們的才華和情趣。這就顯然是一種審美的眼光,可以將“性”升華為“愛”了。另一方麵,才子們自身,由於文化修養方麵的原因,一般也比較風流倜儻。少年才子不必說,便是老詩人們,因其氣質風度故,也會有一種審美的魅力,贏得妓女真心的傾慕。兩情相悅,愛便生乎其中,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其次,才子進青樓,首先欣賞的是妓女的才情和技藝,較之紈絝商賈泡娼婦、販夫走卒逛窯子的單純“買肉”,先不先就高了好幾個檔次。由於才子們更看重的是才情和技藝,這就意味著把妓女當做和自己一樣有才華的“人”來看待,雙方處於一種相互尊重和相互欣賞的平等關係之中。人與人之間一旦相互平等,便有可能從知音而知心,再由知心而貼心,最後心心相印。第三,才子與妓女,也互相依賴。才子和名妓,都是社會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才子是文化名人、社會精英。妓女傍上才子,可以使自己身價倍增。如果竟被才子賞識,便更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也有利於克服自卑感,增強自信心。妓女是文化傳媒、社會熱點。才子傍上妓女,則能使自己的作品四處傳唱,自然名聲大振,也能使自己的形象,增加風流倜儻的色彩。這方麵的故事是很多的。比如唐代有位妓女應聘時,便曾以“誦得白學上《長恨歌》”為本錢,要求加價而居然獲準。又比如,蘇東坡任杭州太守時,屬下有個叫毛澤民的,也是一個詩人,但蘇東坡卻不知道。後來,毛澤民期滿離任,臨行前寫了一首《惜分飛》,贈給妓女瓊芳。有一天,蘇東坡請客吃飯,在席間聽了瓊芳演唱這首詞,問起來,才知道是毛澤民所作,便感歎說:“郡有詞人而不知,某之罪也!”第二天,便特函請回毛澤民,兩人成了朋友。試想,毛澤民若無妓女瓊芳幫他“發表”作品,在蘇老先生的眼裡,也就隻是一個普通的下屬罷了。所以妓女之於才子,其實是很重要的。才子與妓女之間有可能產生真正的友誼和愛情,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他們之間,有著不少共同之處。首先,他們都有不同尋常的卓異之處。名妓要“色藝雙絕”,才子要“文情並茂”,這都非庸常之人所能然者。這就足以使他們彼此驚異於對方的卓越了。自身素質好的人,往往鑒賞力也高;鑒賞力高的人,當然也就更能沙裡淘金。一旦有緣,自然一拍即合。其次,不同尋常的人,都希望得到彆人的欣賞,不忍埋沒自己的才情。才子曲高和寡,妓女身居下流,表麵上看地位天差地彆,實際上孤獨感是相同的。陸遊《卜算子》雲:“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隻有香如故。”寫的雖然是梅花,說的何嘗不是人?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詩人如此,妓女又何嘗不是這樣?平時裡“黃昏獨自愁”,“寂寞開無主”,一旦有人慧眼相識,豈能不以身相許,以情相酬?第三,才子和妓女都是滄桑感特彆強的人。妓女因為看儘世態炎涼,才子因為熟知曆史興衰,對於人生、命運、歸宿等“終極關懷”問題,都多少有些思考,至少有一種敏銳而又朦朧的感覺。表麵上看,他們錦衣玉食,絲竹弦管,青春儘享,風頭儘出,但大家心裡都明白:好景不長。“眼見他蓋高樓,眼見他樓塌了。”人生何處是歸程?誰的心裡也沒有底。妓女以青樓為家,才子以四海為家,說起來挺瀟灑,其實心底很酸苦。所以,有些閱曆的妓女和有些磨難的才子一旦相遇,便會“流淚眼看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產生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共鳴,而愛情,也就有可能從共鳴中產生。無疑,就大多數情況而言,妓女與才子之間,更多的還是逢場作戲。這其實也正是前述滄桑感所使然。人生如夢,往事如煙,何不及時行樂,今朝有酒今朝醉?青樓薄幸,詩酒年華,趁著春光大好,“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不也是一種活法嗎?更何況,煙花巷陌之中,又“幸有意中人,堪尋訪”呢?於是,尋花問柳,偎紅依翠,對於文人才子,便成了一種風流雅事。金榜題名、春風得意時,在這裡聽“小語偷聲賀玉郎”,自然風光得很;時乖命蹇、失魂落魄時,在此尋訪得一二紅粉知己,又何嘗不是一種補償?所以,“妓酒為歡”,便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而《全唐詩》五萬,觀妓、攜妓、出妓、聽妓、看妓、詠妓、贈妓、彆妓、懷妓等竟多達二千首,也就決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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