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樓的種種功能，不少是家庭所不具備的；妓女的種種才能，也往往是妻、妾，婢們所不具備的。更重要的是，妓女與妻、妾、婢的身份完全不同，所以能為後者所不能。比方說，你總不能讓妻妾出來陪酒，或讓姬婢在陪酒時說什麼“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吧？但上麵說的這些，還不是所謂“妻不如妾，妾不如婢”而且“婢不如妓”的主要原因。據我看來，妻、妾、婢都不如妓的原因，主要在於隻有與妓女，才有可能（當然並不一定）建立一種無拘無束、輕鬆自由的異性朋友關係。傳統社會中的男人，難以與其妻、其妾、其婢建立這樣一種朋友關係，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前已說過，夫妻關係首先是一種禮儀關係。夫妻之間，相敬如賓，行禮如儀。客氣倒是客氣，但也生分；文明倒是文明，但也隔膜。他們更多地隻是合作，共同完成結緣繼統或成家立業的任務，而不是交換思想，交流感情。總之，夫妻之間，公務多於私情，禮儀多於性愛，自然難以成為好朋友。男人與妾的關係，首先是主仆關係。一個要端架子，一個要陪小心。妾在夫的麵前，唯唯喏喏，恭恭敬敬，有話不敢說，出了差錯自己先跪下來請罪，哪裡又有平等對話可言？既不能平等對話，又怎能成為知心朋友？男人與婢的關係，首先是主奴關係。既是奴才，自然更沒有資格與主子“平起平坐”了。即便某些“開明”的主子，可以不把婢當奴才看，但另一方，卻無法在心底抹去“奴婢”身份的陰影。更何況，婢女多半沒有文化，很難與愛她的主人有共同語言。她們更多地隻能從生活上去照顧男人，給他營造一個舒適溫馨的家庭環境，卻很難在思想上與他分憂，感情上與他同樂，更遑言詩詞唱和、弦管應答了。婢，當然不如妓。總之，夫與妻、與妾、與婢的關係是一種不平等關係。這種不平等關係使男人感到“一覽眾山小”的優越，卻也能使他體驗到“高處不勝寒”的孤獨。當然，男女之間的這種不平等，也使他們之間很難產生真正的愛情。因為愛情是以平等為前提的。那麼，嫖客與妓女之間的關係，難道就是平等的麼？話不能這麼簡單地說，但應該承認，有這種可能。嫖客和妓女之間的關係，既不是君臣關係、父子關係、夫妻關係，又不是主客關係、主仆關係、主奴關係，而是一種買賣關係。在市場機製較為健全的條件下，買賣關係其實是一種最平等的關係，即價格麵前人人平等。誰付的錢多，誰就能得到最好的服務，與身份地位的高低貴賤無關。金錢以外，能起到作用的，就是個人的魅力，如年齡、相貌、風度、談吐、才情等，也與身份地位的高低貴賤無關。所以，宋徽宗與其臣周邦彥同嫖名妓李師師，師師更傾心鐘情於周邦彥，徽宗皇帝也無可奈何。雖因“吃醋”而罷了周邦彥的官，後來又隻好把周召回，任命為大晟正。這正是青樓不同於社會之處。在青樓之外，人與人之間是有高低貴賤之分的。但是一進妓院，管你諸侯將相、公子王孫，抑或落第文人、發跡商賈，大家都一樣，都隻有一個身份——嫖客，因此可以不論尊卑，不守禮儀，不拘行跡，紛紛解囊共買一笑，豈不是“大家一樣，人人平等”？實際上，妓院對於它的“客戶”，從來就是“平等”相待的：一樣“來的都是客”，一樣“全憑錢一囊”，一樣“相逢開口笑”，一樣“過後不思量”，當然也一樣軟刀割肉狠“宰”，而且宰完後一樣“人一走，茶就涼”。“一樣”並不等於“平等”，但在封建等級製度森嚴的社會，“一樣”總比“不一樣”讓人心理平衡。於是青樓便成了封建等級社會的“心理製衡器”。至於嫖客和妓女之間，身份也是“平等”的：你是浪子，我是蕩婦，你嫖娼，我賣淫，大家都不是“好東西”。所以，你不用擺架子，我也不用裝樣子，光脫脫，赤裸裸，反倒真實。誰也不用笑話誰，誰也不用蔑視誰，誰也不用害怕誰，誰也不用提防誰，完全用不著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裝腔作勢、做態擺譜。可以說，社會和家庭開的是“假麵舞會”，而妓院與青樓開的是“脫衣舞會”。前者文明，後者粗野，前者高雅，後者下流，但真實性卻也不可以道裡計。“肮臟”的金錢與性，就這樣造就了畸形的“平等”。然而，在封建等級社會中，人與人，尤其是男人與女人之間，如果要講什麼“平等”的話，大概也就隻有這一種了。於是，就有了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許多淒婉美麗的愛情故事，竟是發生在妓女身上。這樣的愛情故事是講不完的。最早的一個有名的故事大約是南朝劉宋時的“燕女墳”。這個故事講，當時一位名妓姚玉京，嫁給了襄州小吏衛敬瑜，沒有多久，丈夫溺水而死，玉京為之守節。衛家梁上，有一對燕子，也被鷙鳥抓走了一隻。從此，玉京與孤燕，便同病相憐。秋天到了，燕欲南飛，臨行前，飛到玉京手臂上來告彆。玉京在燕子的腳上係了一根紅繩，說：“新春複來，為吾侶也。”第二年，這隻燕子果然回來了。姚玉京大為感動，便賦詩一首贈燕雲：“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從此，燕子每年秋天南下，第二年春一定獨自回來與玉京作伴，如此凡六七年。此後，當又一年燕子歸來時，姚玉京已然病故。燕子不見故人，便繞梁哀鳴。衛家人告訴燕子，“玉京死矣，墳在南郭”。那燕子聽了，竟然飛到南郭，.9９lib.找到姚玉京墓，並死在墳上。據說，從此之後，每天風清月明之夜，人們便可看見玉京與燕，同遊於漢水之濱。這個故事雖然近乎“神話”，但所說的卻是“人情”。你想，燕子尚且向往於愛情的忠貞和永久，而況人乎？所以，曆史上妓女殉情之事，也並不少見。比如唐代河中府官妓崔徽因戀人裴敬中調任，不能相從，便“情懷抑鬱”，乃至“發狂疾卒”；青州府官妓段東美因情人薛宜僚病死，竟素服哀號，“撫棺一慟而死”。又比如宋代穎妓劉蘇哥愛上一個男子，因鴇母束縛，不能結合，便雙雙聯騎出城，登上山頂，麵對大好春光，抱頭痛哭，活活哭死在郊外。此外，如角妓陶師兒與王生相愛，散樂妓與傅九情洽，均礙於鴇母作梗，不能永結良緣，便一對相抱投身於西湖，另一對相約共縊於密室，雙雙殉情而死。這決不是什麼一時的衝動，而是對愛情的執著追求，因此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閩川名士傳》中便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唐代貞元年間進士歐陽詹遊太原時，結識了一位妓女，兩人情投意合，相愛甚深。後來歐陽詹進京任職，相約到京後即派人來接。妓在太原，朝思夜想，竟至於一病不起，臨終前一刀剪下發髻，置於匣中，並附詩一首雲：“自從彆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鬢樣，為奴開取縷金箱。”等到歐陽詹派人來接時，捧回的便是這隻匣子。歐陽詹九-九-藏-書-網開匣見發，又見其詩，悲痛不能自己，也“一慟而卒”。以歐陽詹進士及第而任京官的身份，何愁不能三妻四妾，嫖娼宿妓？然竟為一妓傷情而死，可見其情之切，其愛之真。這可真是“婢不如妓”了。事實上，豈止“婢不如妓”，便是妻妾，能獲此情者，也實屬罕見。其中緣由，頗為值得深究。顯然，這裡有著兩方麵的原因。首先，我們可以肯定，無論狎客，還是妓女，他們都不缺少性。青樓女子，賣笑為生，自不待言；而有資格享用營妓或有條件走進青樓者，也大多有妻有妾（當然不一定在身邊）。那麼，他們到底缺少什麼呢？有妻有妾的男人缺少的是浪漫和刺激。前已說過，中國的傳統婚姻是沒有戀愛過程的。與之相適應，中國的家庭生活是平淡無奇的，夫妻感情是淡漠無趣的。那麼，又有誰願意天天老喝白開水呢？於是，檔次高一點的，就企盼著浪漫，檔次低一點的，便渴望著刺激，他們便都寄希望於妓女。妓女不是自己的老婆，也不是自己的奴婢，卻可以與之“做愛”，這難道還不夠浪漫，還不夠刺激嗎？更何況，妓女不但可以成為性伴侶，也可能成為好朋友，從而有可能在她那裡獲得一種真實的情感。這對於某些渴望真愛者而言，不是極為可貴嗎？妓女對於愛，就更為渴望。應該承認，在大多數情況下，妓女是被當做性工具來使用的。倚門賣笑，送往迎來，逢場作戲，罵俏打情，是她們的“職業”和“工作”。這種罪惡生涯和虛情假意無疑會使她們心靈枯竭、感情麻痹，極大地喪失愛的能力。但是，妓女也是人，她們也有愛的權力和願望。而且，作為風月場中人，她們比名門閨秀、千金小姐更懂得世態的炎涼、人心的叵測，也更懂得友誼的分量、愛情的價值。所以，那些成熟、老練的妓女，便不肯將芳心輕許他人：“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臨池柳，者（這）人折了那人攀，恩愛一時間”這首敦煌曲子，其實道出了不少妓女的心聲：她們不是不需要愛，而是深深懂得，像她們這樣以色事人、出賣肉體的女人，所能得到的，往往隻是“恩愛一時間”。這就正好反過來證明了，她們渴望的，恰恰是“愛的永恒”。隻不過，她們深知，這種真摯的、忠貞的、永恒的愛，實實在在是太少太少了。所以，她們一旦動了真情，就會格外地熾熱和執著，也才會產生那麼多的“生死戀”。不過，這種愛，是不大見容於社會的。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充滿了矛盾的社會。一方麵，它似乎比世界各民族的古代社會都溫情脈脈，父子愛、兄弟情、朋友義，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甚至就連君臣之間的關係，也不那麼公事公辦，而是強調要有“情義”存乎其間。但是，另方麵，它對男女之間的愛情，卻又相當地嫉恨和仇視。它可以容許男人納妾，甚至可以容許男人嫖妓，卻絕不容許男人和女人戀愛，不容許這種愛情取得合法地位，這實在是莫名其妙而又不可理喻的事情。既然如此，則妓女之愛，便難免不少是悲劇。有兩個例證是經常被引用的，這就是霍小玉的故事和杜十娘的故事。它們分彆見於唐人蔣防的傳奇《霍小玉傳》和明代馮夢龍的《今古．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杜十娘的故事，我們在本書第二章第三節已經講過，這裡隻講霍小玉。霍小玉的母親本是霍王寵婢，與霍王生下小玉。但因婢無“名分”，所以，霍王一死，她們母子便被掃地出門，小玉也淪為歌妓。這種生活遭遇，使小玉對那個社會的黑暗和冷酷，很早就有了清醒的認識。因此，當書生李益向她熱烈求愛時，她的期望也不過隻是李益在三十歲前，能愛她幾年，以後自己便永遁佛門。誰知，李益一獲官職，便立即遺棄小玉，另娶“甲族”盧氏。小玉變賣服飾，囑托親友，四處尋訪，並不見李益蹤影。後來，俠士黃衫客激於義憤，挾持李益來看小玉。這時，小玉纏綿的愛已轉化為強烈的恨。她對李益說：“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說完，左手抓住李益手臂，右手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李益和李甲（杜十娘戀人）的負心，曾引起古往今來不少讀者的義憤。其實，真正有罪的，應該說是他們當時的那個社會。依當時婚律，“凡官戶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配偶。”所謂“本色配偶”，也就是隻有本階級、本階層的人才可以通婚。不要說官僚階層難以與妓女通婚，便是封建階級內部，也要講究門第的高下。唐代以崔、盧、李、鄭、王“五大姓”為海內第一高門，時人以娶五姓女為最大榮耀。要李益放棄盧氏這一“高門甲族”，而與卑賤的歌妓白頭偕老，事實上並不可能；而李甲之所以為孫富的遊說所動，首先考慮的也不是那一千兩銀子，而是回去後如何向父母交代。他們既然無法背叛自己的階級，當然也就隻好背叛真心愛著他們的女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