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之外，可能與男子發生性愛關係，甚至有可能產生愛情的，首先是姬妾，其次是娼妓。當然，如同納妾一樣，嫖妓也是舊社會的事。什麼是娼妓？娼這個字，本寫作“九九藏書倡”，原本是古代的歌舞樂人。《說文》曰：“倡，樂（yue）也。”《廣韻》曰：“倡，優也。”這個“優”，不是“優秀”，而是“俳優”、“優伶”，也就是戲子、藝人。同樣，妓也是這類人物。《廣韻》曰：“妓，女樂。”要言之，娼（倡）與妓，原本是上古時代的藝術工作者。不過他們的工作，主要是音樂、舞蹈和雜技，也可能還表演歌舞劇和滑稽戲，從事繪畫、雕塑等藝術工作的則不能叫倡妓。倡通唱，凡能唱者皆曰倡。唱戲的有男有女，無論男女，是戲子都叫倡。後來有了“娼”字，則男戲子們便改稱俳優、優伶、伶人，不叫“倡”了。妓則通技，包括舞技和雜技，也定作“伎”。伎也有技巧、技藝之意，如“伎倆”、“伎癢”。據此，我們可以大體上推定：在上古時代，倡主要是聲樂和器樂演員，妓主要是舞蹈和雜技演員。此外，倡有發歌、領唱之意，伎有隨同、伴侶之意，則大約領唱者為倡，伴唱、伴奏、伴舞者為伎。隻不過倡有男有女，伎則似乎隻指歌女和舞女。倡男女不分故從“人”，妓以女性為主故從“女”。總之，他們是從事音樂、舞蹈和雜技表演的藝術工作者，而非操皮肉生意的賣淫者。為區分起見，我們就把前者稱為“倡伎”，而把後者稱為“娼妓”。那麼，歌星和舞女們，怎麼又會變成了男人們的婚外性對象呢？換言之，“倡伎”怎麼會變成“娼妓”呢？這就必須略微說一下上古歌舞雜技的性質。在中國的遠古和上古時代，包括音樂、舞蹈乃至雜技和歌舞劇在內而統稱之為“樂”的東西，原本是用來敬神和媚神的，帶有巫術和宗教的性質。因此有人便根據西方妓女起源於宗教儀式的說法，推論在中國上古時代，也曾有過“巫娼”。所謂“巫娼”，就是女巫充當娼妓，與並非丈夫的男人行淫。這種說法，因為在史書典籍和出土文物中找不到一點證據，所以目前還難以成立。不過，在遠古生殖崇拜活動中，倒是確有性行為的。這些婚外性行為，當然也有可能以女巫為對象。但這種性關係，主要是為了“娛神”，而非為了“泄欲”，當然也不收費，所以很難說就是後世娼妓之起源。進入奴隸社會後，“娛神”的歌舞變成了“娛人”的玩意，而作為歌舞演員的“倡伎”，也成了貴族們的奴隸。貴族奴隸主們在觀賞音樂歌舞之後，要求她們再進行性服務，是完全可能的。因為一則遠古原本有與巫女（同時也是舞女）性交的傳統，二則舞女們現在也成了奴隸，成了玩物，當然無權拒絕。於是，“倡伎”的任務和性質便開始發生了變化。以前隻是“獻藝”，現在則增加了“獻身”；以前隻需要掌握台上的技藝，現在則也許還需要床上的技藝。包括男性的倡，也要為有同性戀嗜好者提供服務。直到民國期間，達官貴人們的玩相公、狎孌童，也仍以男戲子為對象，即其遺風。倡伎向娼妓的轉變，大約發生得很早，至少在夏桀時代就開始了。後來，就發展為“宮妓”和“家妓”。宮妓就是皇宮裡的倡伎，係由夏商周三代的“國家歌舞團”直接演變而來，主要從事音樂舞蹈的表演，以供祭祀、宴會等禮儀活動之需。其中極個彆的，大約也要提供性服務，不過多半是“業餘”的。在春秋戰國時期，她們也常常被當做禮品和獎品，贈送給諸侯或賞賜給大夫。這種贈送和賞賜，大多帶有明顯的政治軍事目的，可以算得上是曆史上最早的“色情間諜”和“糖衣炮彈”。比如，秦穆公向西戎國贈送“女樂二列”，結果戎王耽於聲色，不理政事，致使一個名叫由餘的“聖人”憤而離去。秦國立馬將由餘作為特殊人才引進，派公子郊迎，拜為上卿，於是秦國國力大增，“並國十二，辟地千裡。”女樂之“功”，真不可磨滅。家妓是畜養在家中的倡伎，又稱侍姬、歌姬、聲妓、美人之類，也從上古的女樂演變而來。周製，王稱“天下”，諸侯稱“國”，大夫稱“家”。周王和諸侯九-九-藏-書-網的倡伎後來演化為“宮妓”，大夫的倡伎便演變為“家妓”。漢代即有畜養家妓之風，至南北發展為極盛。因為漢代地主是貴族地主，六朝地主為士族地主，他們的“家”，規模決非今之“家庭”可比，當然也就有財力可以供養一個小型的歌舞班了。家妓的主要任務，仍是以樂曲歌舞提供藝術和娛樂服務。比如晉之宋武因“不解聲”（不懂音樂），便不畜家妓；而石崇的家妓，從十來歲起，就在他的親自督導下學習歌舞，接受嚴格基本功訓練，在身材、舞姿和發音等方麵都有嚴格的要求，其水平堪與“國家歌舞團”比美。曹操的一名家妓，因為歌喉最好，所以儘管曹操十分討厭她，也一直等到找著可替換者，才把她殺掉。在曆史上，家妓也常被稱為妾。所謂“美妾換名馬”，指的就是家妓。其實，嚴格說來，家妓既非妓，也非妾，而是界乎妓與妾之間的一種被奴役者。妾有“夫”，而家妓沒有，家妓隻有“主”。主雖有可能與家妓發生性關係，但這種關係沒有任何“名分”。所以，如果主人高興，也可以指令家妓陪侍客人，而妾則決無此事。家妓要成為妾，也要辦一定的手續，比如後魏有個叫高聰的，便曾把他的十多個家妓統統注冊為妾。另方麵，家妓不一定都得和主人睡覺，也有“獻藝不獻身”的。即便獻身，也非“人儘可夫”，而且也不收費，並非“賣淫”。所以，家妓也不是“妓”，而是“伎”。嚴格意義上的“娼妓”，即以出賣肉體和色相為職業，為了金錢而向不同的人提供性服務者，最早可能出現在春秋初期。在這個時期，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批準開設了有史記載的第一家“國家妓院”，當時稱作“女閭”。閭是門的意思。這家妓院就設立在桓公的宮門口，配備了妓女700人，由桓公任“董事長”，而“總經理”就是大政治家齊相管仲。管仲開設妓院，有四個目的，一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二是緩解社會供需矛盾（讓宮內怨女宮外曠夫得以苟合），三是吸引國外人才，四是充當色情間諜。當時，各國爭雄，謀士與使節，常常奔走於道路，遊說於諸侯。齊國的國賓館有“三陪小姐”，自然較之他國，更有吸引力。孔子曾極力稱讚管仲的“仁”，說他輔佐桓公“九合諸侯而不以兵車”，不知他老先生是否知道，管仲的“和平手段”，也包括以肉彈代炮彈的伎倆在內？管仲設“女閭”，一箭而四雕，其他各國，自然“見賢思齊”，爭相仿效。比如越王勾踐伐吳，將士思家，軍心不穩，勾踐便組織了妓女慰問團送往前線，謂之“遊軍士”，這大概就是中國最早的軍妓。軍妓到了漢武帝時，就成了一種製度，叫“營妓”。起先，軍妓隻是一種臨時性措施，難免有些“不夠穩定”。後來，采取了“抑配”製度，將罪人之妻女強製性地許配給軍士。但這種“隨軍家屬”，人多了會導致軍隊臃腫，人少了又難免“苦樂不均”，徒起矛盾。所以，乾脆實行營妓製度，三軍將士，一律“自由平等”，就不怕“不患寡而患不均”了。營妓的製度，始於漢，興於魏，至唐、宋兩朝仍不衰。不過其性質，已不止於“勞軍”。因為唐、宋兩朝，畢竟是承平時期多，但為居安思危見，軍營並不可少，而營妓自然也是常規配製。於是一些“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的官吏，便紛紛進入軍營，大嫖特嫖，而營妓的作用也就從“鼓舞士氣”，一變而為“孝敬官僚”。這就難免弄出許多“不像話”的事情來。比如地方官離任辦交接時，不但交割文書檔案、公物錢糧、風土人情、下屬情況、遺留問題等等，還交割妓女，真正荒謬之極。唐代有個叫李曜的，在歙州任上與一位名咄咄怪事韶光的營妓感情甚好。但因營妓是“公物”，不好隨身帶走，隻好在離任時交割，並作詩雲：“經年理郡少歡娛，為習乾戈問酒徒。今日臨行儘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誰知繼任吳國並不領情，答詩雲：“曳屐優容日日歎，須言達德倍仇瀾。韶光今已輸先著，領得賓珠掌內看”（歎、看二字應讀作平聲），意思是還想要更好的。還有一位杜晦更不像話，臨行時竟與營妓朱娘抱頭大哭，結果郡守李瞻很不以為然地說，這種賤人，想要就直說，哭什麼嘛！便讓杜晦把朱娘帶離了常州。封韁大吏、方麵之員，如此地嫖娼戀妓，實在是不成體統。更不成體統的是，不少官員將佐，還會因某位名妓而爭風吃醋，或者大打出手，或者訴之長官，有的還鬨出人命案來。這種種劣跡弊端，既影響“政府形象”，又影響“安定團結”。所以到了宋，就開始進行限製，規定地方軍政長官，隻許以官妓“歌舞佐酒”，不準“私侍枕席”。這樣一來，官妓就成了純粹的“陪酒女郎”，最關鍵的一陪被定為非法。由此，還鬨出許多案子，比如王安石指控杭州太守祖無擇與官妓薛希濤私通，朱熹誣陷天台郡守唐仲友與營妓嚴蕊有染，一時鬨得沸反盈天。這兩個案子，終因妓女們至死不招，祖、唐二人才免於處分，但事態之嚴重，也可見一斑。然而，“花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官妓營妓既可陪酒，後麵的事就不大說得清了。所以，到了明初，太祖朱元璋雖然也曾開設官辦妓院於乾道橋和武定橋兩處，但不久，便下令嚴禁官吏宿娼，違者重罰，據說定律為“罪亞殺人一等”，處分是相當重了。朱元璋此舉，一則是為了總結前朝覆亡教訓，勵新圖治，二則也是為了維持政府和“父母官”的形象。因為妓女地位等同賤民，官吏豈可與之“通同”？國家鼎鼎，子民父母，如果也與“下三濫”苟且奸宿，則尊嚴何在，體統何存？自然非禁不可。不過，這種事情，從來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比方說，公然走進富樂院之類的妓館是不行的，但卻可以把妓女叫到酒樓飯店的“雅座”裡來陪酒；又比方說，可以借口到朋友家討論學術問題，然後在密室中與妓女幽會；再比方說，借口調查案情，要“保密”把妓女叫到後堂，苟且一番。這些事情，明代發生不少。連史學界公認的名相“三楊”（楊榮、楊士奇、楊溥），都有挾妓侑酒的故事（故事見下節），其餘可想而知。當然，皇上的禁令，誰也不敢公開違背。至少是，由於嚴禁官吏宿娼，則政府開辦的妓院，為維持生計、保證收入起見，從此便不再僅僅服務於官僚階層，也向商賈市民們開放了。這樣一來，再設官妓，既無必要，也多風險。何況官民同嫖，極其不成體統。所以，到清初，政府便下令停辦國營妓院。到康熙十二年以後，維持了兩千多年的官妓便銷聲匿跡，不複存在了。於是，娼妓便隻剩下了一種——私妓。私妓是個體民營的妓業，其存在不靠“政府計劃”，而靠“市場需求”，所以又叫“市妓”。當然，嚴格說來，隻有向政府正式登記注冊“有照營業”者，才叫“市妓”；未向政府注冊登記的“無照營業”者，則叫“私妓”。後者其實是“暗娼”。但不論有照無照，都是“私營”，也都要按“市場規律”來運作。所以，我們把凡是私營和上市的娼妓，都稱之為“私妓”和“市妓”。私妓在先秦時期便已有存在，但那時是真正的“個體戶”，往往是妓女們單乾獨來，並不形成規模。真正形成規模，是在唐代。唐代的娼妓事業，頗為發達。在宮中，有規模盛大的國家歌舞團，有的還由皇上（如唐玄宗李隆基、前蜀王衍、南唐李煜等）親任藝術總監；在都市，則有難以儘數的行院、章台、青樓。唐代還有一個規矩：進士及第，必從中挑選兩個英俊少年，使之遊遍全城，采摘“名花”，號稱“兩街探花使”，又叫“探花郎”。探花郎所到之處，萬人空巷，妓女們紛紛依在青樓窗前，向他們秋波頻送。“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儘長安花”，真是何等瀟灑乃爾！宋的民營妓女業也十分發達，而且開始有了民間組織的妓女選美比賽，叫“評花榜”。所謂“評花榜”，就是品評妓女的等次。主持人和評委，都由經常出入妓院的名士才子擔任。這些名士才子，不是落第舉子，就是失意文人，再不然就是鄙視功名、號稱“千首詩傲萬戶侯”的“隱於市者”。他們遊戲人生，笑傲江湖，寄情於紅粉知己，嘲弄著富貴功名，所以封贈妓女的頭銜，居然是狀元榜眼之類。這就幾乎是把妓院等同於朝廷，甚或把妓女選美，等同於國家的“掄才大典”——科舉了。明代除照舊“選美”外，還有了專門研究妓女問題的“學術專著”——《嫖經》。“經”本是極神聖的字眼。儒學中，唯詩、書、禮、樂、易、春秋可以稱為“經”，其餘隻能叫“傳”；佛學中，也隻有佛祖所言可以稱“經”，唯一的例外是《六祖壇經》。現在，嫖妓居然有《經》，士人的墮落，也真可謂至極。清初和明初一樣，也曾“禁娼”。但乾隆以後，又死灰複燃，更加不可收拾。這時，官妓已廢，市妓漸無，而私妓則遍於天下。等到太平天國出來禁娼時，妓女們便都跑到上海，在十裡洋場開始了她們“現代化”的曆程。1864年前後，上海租界人口50萬，妓院就有668家，端的生意興隆，十分紅火。從管仲設“女閭”收費賣淫，到新中國成立取締妓院，中國娼妓有著二千六百多年的曆史，其中的問題是難以儘說的，而我們最關心的一個首先是：男人為什麼要逛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