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當事人也不是什麼事也沒有。因為無論婚姻的選擇和締結如何受他人擺布，“夫”和“妻”這兩個角色，還得他們自己去扮演。那麼，夫妻又是什麼角色呢？我們先看什麼是“夫”。高鴻縉的《中國字例》說：“夫，成人也。”他的理由是：“童子披發，成人束發，故成人戴簪。”而夫這個字的字形，正是一個正麵而立的人（寫作“大”，意謂“大人”）頭上插了一根簪子的形狀。童子身高五尺，所以叫“五尺之童”；成人身高一丈（周代的尺寸）所以叫“丈夫”。依此說，則夫也好，丈夫也好，原不過是指“成年男子”。我們再看什麼是“妻”。甲骨文沒有妻這個字，而隻有“婦”字（也有“夫”字）。其字形，是一個女子拿著一把掃帚。《說文》曰：“婦，服也，從女持帚，灑掃也。”也就是說，婦是從事家務勞動服侍男子的女人。其實，婦就是妻。或者準確一點說，妻是婦中之一種，即正妻、嫡配，而婦則泛指一切已嫁女子，包括妻，也包括妾。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自述說：“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其實就是做妾。所以《說文》曰：“妻，婦與夫齊者也。”也就是說，妻，乃是諸婦中唯一可以與夫平起平坐的一個。因此，許慎又認為，妻字是從“貴女”兩個字演變而來的。不過，從篆文看，妻這個字，也是一個女人頭上戴了簪子，甚或其他裝飾品之形。這個頭戴“鳳冠”的“妻”，當然比手持“掃帚”的“婦”要高貴。不過頭上既能戴簪，則說明她已成年。所以，妻，也可以解釋為“成年女子”。夫和妻都是成年男女，這似乎並不難理解。因為未成年人，總是不好婚配的。不好婚配的原因，主要是他們無法承擔婚後的責任與義務。要知道，中國的傳統婚姻，基本上不是什麼“愛情的產物”。想想看，男女當事人婚前連麵都沒有見過（頂多在相親時偷偷看過一眼），哪來的愛情？把他們結合在一起時，隻是一種社會的和家族的責任和義務。男子成婚後，要成為一家之主，要為家庭的建設和家族的興旺克儘厥職，年齡太小，當然乾不了；女子成婚後，要孝事翁姑，服侍丈夫，生兒育女，管理家政，年齡太小，當然也做不來。所以，在上古時代，人們往往就把男子的定婚和女子的許嫁，安排在他們的成年儀式上進行。這個儀式，就是男子的“冠禮”和女子的“笄禮”。由於它們往往與婚配有關，因此又叫“婚冠禮”。冠禮和笄禮，說穿了，就是改變發式。清代以前，古人是留全發的。嬰兒生下後，要選擇黃道吉日，剪一次頭發，隻保留兩小撮。男孩留在左右兩邊，有如牛頭，叫“角”；女孩則一前一後，有如馬首，叫“羈”。也有按男左女右的方位隻留一小撮的。也就在這一天，母親把孩子抱去見父親，父親拉著孩子的右手撫摸著他的頭，給他起一個“名”。這一儀式，無妨叫做“命名禮”，它標誌著承認孩子已正式來到人間，加入家族。剪去的頭發長出之後，便不再剪，而是向兩邊分梳，長齊眉毛，叫做“兩髦”，所以兒童又叫“童髦”。或者把兩髦總束起來，紮在頭上，一邊一束。男孩狀如獸角，叫做“總角”；女孩狀如樹椏，叫做“丫頭”。所以孩童時代又叫“總角之時”，年幼或地位低的女孩又叫“丫頭”。男孩長到二十歲（或二十歲左右），女孩長到十五歲，就要舉行冠禮和笄禮。所謂“冠”，就是把頭發盤到頭頂上，先從根部束住，盤成髻，然後加冠以固定。“笄”（ji）則是不用冠，隻用笄或簪固定。冠笄之前，要先用“筮法”來決定日期和加冠加笄的來賓，叫“筮日”和“筮賓”。這日期，便有似於西方之“受禮日”；這來賓，則有似於西方之“教父”。屆時，來賓就在一定的禮儀程序中把規定的服飾授予該青年，並為他們取一個“字”。賓取之字與父名之名，一般都有一定的聯係。其意義或相同，如顏回字子淵，取“淵乃回水”之義；或相反，如曾點字皙，取“點乃小黑”而“皙乃色白”之義；或相關，如蘇軾字子瞻，蘇轍字子由，蓋因軾是車前橫木，瞻是任軾觀看，而“轍由軌出”。這兩個人的名和字，倒與他們的性格相符：蘇軾做人行事較為前瞻，蘇轍則循規蹈矩得多。有了字，也就有了尊稱。直到民國時期，中國人如要表示尊敬和客氣，都要稱對方的字，有如俄國人之稱“父名”（彼得洛維奇之類）。卑者對尊者說話，隻能稱字，且字後還要加職銜，或加先生，如“辭修（陳誠）將軍”、“任潮（李濟深）先生”。尊者對卑者說話，則直呼其名，不稱字，如孔子對子路（仲由）說話，就說“由！誨汝知之乎？”但是，無論尊卑，自稱都不能稱字。子路固然隻能說“由也為之”，便是孔子，也隻能說“丘也聞之”。如果自己稱字，便是失禮，也是大笑話。一個未成年的小孩子，當然是無須尊稱的，故兒童無字。加冠加笄之後，有了字，也就意味著“成年”，便可婚嫁，所以古人也常於此時為子女定婚許嫁，而冠禮也往往成為“婚冠禮”。女子如年滿十五未許嫁，便不舉行笄禮，也不取字。因為未嫁之女決不能拋頭露麵與外人結交，隻能藏在深閨，當然也就沒有尊稱之必要。所以女子未嫁之前，便叫“待字閨中”。又因為男子結發加冠後才能娶妻，女子許嫁之後才能結發加笄，因此又把成年時即結婚的夫妻或第一次結婚的夫妻，稱作“結發夫妻”。婚冠二禮同時進行，是周製。後來沒有冠禮和笄禮了，或不那麼認真了，定婚許嫁也不一定與兒女的成年同時進行，但兒女一旦成年，父母就要為他們的婚事操心，倒是天下之通則。在中國傳統社會，父母為兒女的婚事操心，不但是他們的義務，更是他們的權利。中國傳統的婚姻製度，是男女雙方必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合，才是“合法夫妻”，叫“明媒正娶”。否則，便是違法，至少也不算數，或者要降格處理。比方說男女二人，未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私定了終身，那麼，不管他們同居了多久，哪怕生了孩子，也不算夫妻。即便承認他們的同居關係，那妻子也不能算“妻”，隻能算“妾”，這就叫“聘則為妻，奔則為妾”。例如宋江和閻婆惜同居頗久，但因婆惜不是宋太公為宋江指定的，就不算妻，隻能算妾，即便殺了，判刑也不重。這種規矩和禮法，在某些人看來，不但合法，而且合理；不但合理，而且合情。孟子就說，男孩一生下來，父母就希望為他娶一房妻室；女孩一生下來，父母就希望為她尋一個婆家。做父母的這一片良苦用心，是每一個人都有的啊！如果少男少女們公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個兒鑽窗戶扒門縫地互相偷看，爬過牆去私下相會，那就會弄得父母和國人都看不起他們的（《孟子．滕文公》）。孟子這話，頗有些邏輯不通。按照孟子的邏輯，婚姻之事，既然有父母操心，當事人就不該自己去做，因為那會讓父母“傷心”。如果這個道理能夠成立的話，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孩子一生下來，父母就希望他能吃飽飯的。如果他不等父母來喂，自己就張口去吃，豈不是讓父母太傷心了嗎？可惜，好像倒並沒有誰認為飯不該自己吃的。既然飯可以自己吃，那麼，為什麼丈夫或妻子就不該自己去找，非得要父母去“喂”呢？道理也很簡單，就因為傳統社會認為，婚姻根本不是男女當事人個人的事，而雙方家族的事。所以，娶妻叫“娶媳婦”，嫁夫叫“尋婆家”。男子要娶的既然不是妻子，而是父母的媳婦，當然由父母去挑選；女子要嫁的既然不是丈夫，而是婆家，自然也用不著自己來操心。不操心也不負責，吃現成飯，不也挺好嗎？正因也“挺好”，所以直到今天，也仍有讓父母去操勞者。可惜，“媳婦”和“婆家”雖說可以讓父母去選擇和決定，婚後的日子卻隻能由自己來過。這就好比闖禍的是彆人，受罰的卻是自己，其滋味如何，可就真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了。儘管孟子斷言“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似乎父母之包辦子女的婚姻，全是一片愛心，是為了子女好。但其實，父母的心思並不都一樣。確有真心為子女好的父母。這樣的父母在為子女選擇配偶時，往往會費儘心機，左挑右撿，唯恐不如意。但即便這樣的選擇，其後果如何，也還是一個疑問。因為愛畢竟是主觀的。父母看中的，子女不一定喜歡；父母討厭的，子女也未必就不愛。以父母之好惡代替子女之好惡，至少也無法避免“好心辦錯事”，如賈迎春之“誤嫁中山狼”，薛文起之“悔娶河東吼”，都如此。更何況，婚姻的目的，原本就不是男女當事人的幸福，而是“合二姓之好”。所以，父母在為子女選妻擇婿時，往往會更多地從家族的利益出發，而難以顧及子女們的意願和情感。甚至當嬰兒還孕育在母腹中時，其父母就決定了他們未來的婚姻命運，這就是在舊中國曾風行一時的“指腹為婚”。曆史上的指腹為婚始見於《後漢書．賈複傳》。據記載，在一次戰爭中，漢將賈複受了重傷，漢光武帝聞訊大驚，認為這都是自己輕敵所致，於是便與賈複指腹為婚（這時賈複之妻正好有孕）：如果生女孩，“我子娶之”；如果生男孩，“我女嫁之”。這大約是史書所載之首例指腹婚。皇上既然帶了頭，臣民們自然樂於效法。魏晉六朝時，指腹婚頗為盛行。比如《魏書．王慧龍傳》載：王慧龍妻與盧遐妻同時懷孕，崔浩便在中間為兩家撮合，謂“可指腹為婚”。又《南史》載：“韋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為婚。”指腹婚之無視當事人的人格、意誌、情感和利益，是顯而易見的。其所以流行，就在於婚姻關係中，家族的利益遠遠高於當事人的利益。在中國傳統社會，兩家連姻，是可以給雙方帶來好處的，而指腹婚則可以把本來要到十幾後以後才可能兌現的好處，提前支付給雙方家族。這就好比用分期付款的辦法購買住房，可以提前享受一樣。但可惜，在這裡，享受好處的是雙方家族，償還債務的卻是腹中胎兒。事實上，這種危險的交易，是用兩個男女青年的幸福甚至生命來作抵押的。其實，隻要稍微理智一點，就不難看出這種婚約有多麼冒險。因為誰也不知道那腹中嬰兒長大了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十幾年後兩個家族的興衰如何。結果，雙雙出落成俊男靚女的有，變成了惡少醜女的也有；兩家依然富貴榮華世交如故的有，一家家道中落或兩家翻臉交惡的也有。如果事情不像當初想象的那樣美滿如意，則“結緣”就會變成“官司”，“親家”就會變成“冤家”，那才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呐！如果說，“父母之命”還有幾分道理，那麼，“媒妁之言”就簡直莫名其妙。娶媳婦又不是買房子，乾嘛非得經過“物業公司”的中介，才能成交呢？然而，媒妁在中國傳統婚姻中，就是不可缺少。哪怕雙方父母讚成，當事人自己也樂意，仍得請媒人來撮合一下。如果請不到媒人，那就隻好不結婚。“處女無媒，老且不嫁，”媒妁，似乎比父母還要重要。婚姻須經媒妁，原因也很簡單，就因為婚姻製度是一種社會製度，締結婚姻是一種社會行為，因此必須經過社會的公證和承認。代表社會加以承認之公證人和公證機構，在西方是教堂和神父，在現代是婚姻登記處及其工作人員，在古代則是媒妁，包括“官媒”（媒官）和“私媒”（媒婆）。不過，媒妁可是比神父或政府公務員忙碌得多，因為他們不但要證明婚姻，還要撮合婚姻。在中國古代，是連兩個家族締結婚姻的可能性，都是要取決於媒妁的。不但男女青年不能“私定終身”，就連雙方家族也不能“私結良緣”。雙方家族的意向，一開始就得由媒人去傳達。這種安排，自然有它的好處。第一，媒妁因為專司此職，當然消息靈通，知道誰家有男欲娶新婦，誰家有女待字閨中，好比一個“婚姻信息中心”，而媒人便可從中進行“優選”，使門當戶對者喜結良緣，讓怨單求偶者各得其所。第二，締結婚約，事關榮辱，若遭拒絕，就很沒有麵子；而媒妁既非當事人，又非當事人家族，不存在麵子問題，再說職業媒人多半皮厚嘴巧，也就不會有繞不過去的彎。第三，締結婚姻，牽涉到雙方許多實際利益，討價還價吧說不出口，不講價錢又怕吃虧，由媒人從中斡旋，兩個家族的互惠交易也就比較容易談攏；而且，不管談不談得攏，將來雙方見了麵，都不怕麵子上有什麼過不去。第四，由於婚姻必經媒妁，而媒人們又總是信誓旦旦地保證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這對於處於青春期的當事人，就既有一種威懾作用，又給他們吃了一顆定心丸，當然也能讓“防兒如防賊，防女如防妓”的父母放心。也許，正因為媒妁有這些好處，所以不但政府規定婚姻必經媒妁，當事人及其家族往往也依賴於媒人，甚至相當信任媒人。然而，媒妁也是會壞事的。中國古代的媒人有點像當今西方的律師，都是隻要自己的案子能辦成，不大管彆的什麼。不同的是，西方的壞律師是為了當事人的利益，不顧社會正義和法律尊嚴，但背叛當事人的卻不多；中國的壞媒人卻是隻要能撮合成一樁婚姻，當事人的利益是可以不考慮的。似乎撮成婚姻便是唯一目的，婚姻的質量則不在考慮之列。正如佘族《罵媒歌》所唱的：“媒人是個油嘴貓，東家舔油西家叨，甜言蜜語兩頭騙，溝裡放牛兩頭撈。管你牡丹配青樹，管你蜂蜜配花椒，管你婚姻好與歹，管你牙齒咬舌條。隻要錢財撈到手，三寸舌頭任鼓搖。”這就未免也太“媽媽的”了。任何職業都應該有自己的職業道德。媒人的職業道德，應該是促成幸福美滿的婚姻。然而，中國古代的媒人卻似乎鮮有這樣的考慮。於是，不負責任，亂點鴛鴦譜者有之；不懷好意，甘當馬泊六者有之；巧舌如簧，把麻子說成酒窩者有之；瞞天過海，讓瞎子嫁給聾子者有之。反正媒人“口才”都好，中國詞彙又豐富，近義詞足夠使用。比如懦弱可以說成厚道，狡猾可以說成聰明，短胖可以說成敦實，削瘦可以說成苗條。雙方當事人及其家長既然不便“實地考查”，就隻好對媒人的介紹“胡亂琢磨”，甚至“上當受騙”。正如宋人袁采在其《世苑》一書中所指出：“若輕信其言而成婚，則責恨見欺，夫妻反目至於仳離者有之。”不過，最讓少男少女們痛恨的，還不是媒人的“亂點鴛鴦”，而是他們的“棒打鴛鴦”。儘管禮法規定“男女之大防”，但在鄉間市井、平民百姓人家，因為女孩子要參加勞動來養家糊口，因此無法“養在深閨”，當然也就“防不甚嚴”。所以，悄悄戀愛的事也是有的。可是，正當他們海誓山盟，私定終身時，媒人卻一腳插進來了，說什麼他倆八字不合，生肖相克，應該另嫁某男或男娶某女雲雲，便有可能活活拆散一對有情人。這個孽造得就大了，有時竟會鬨出人命案來，不但當事人會仇恨媒人，其他少男少女也會因“物傷其類”而對媒人沒有好感。所以，中國人一方麵離不開媒人，另方麵又討厭甚至痛恨媒人。有些地區和民族，在婚禮上還有“罵媒”、“打媒”甚至“審媒”的節目。在文藝作品中，職業媒人尤其是女媒人（媒婆）的形象都不好，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醜角。大約人們無力推翻媒妁製度，在生活中又得依靠媒人，便隻好在戲曲舞台上戲弄他們一番，在其鼻子上貼一塊白色，小小地出他一口惡氣。其實，認真想來，媒人也是冤枉的。因為不要說媒人，即便當事人父母，在為其擇偶時，也是“不談愛情”的。父母們考慮的，主要是“門第”（結緣）和“生育”（繼統）。如果稍做分析，則女方家長更多地是考慮門第：男方門第太低，會委曲了女兒，自己也沒有麵子；男方門第太高，又怕高攀不起，或者儘管攀上了，但因自己門第太低，女兒嫁過去要受欺負。事實上媳婦在男家的地位，也往往取決於娘家的門第。比如《紅樓夢》中王夫人、王熙鳳二位，雖然都不是長媳（其丈夫不是長子），但出身於“四大家族”中的“金陵王”，地位就非同一般，而身為長媳的邢夫人、李紈、尤氏，反倒沒有多大的麵子（其中李紈因為守節又麵子略大）。至於官宦人家，則於門第之外，還要考慮政治因素，即兩家的結緣，要有利於自己政治上的發展和政治勢力的培植。因為中國的傳統政治體製是“家天下”，血緣裙帶關係在其中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甚至連皇帝有時也要動用“政治聯姻”的手段，如朱元璋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將自己的女兒臨安公主下嫁給致仕宰相李善長的長子李琪為妻；又如漢、唐各代都曾使用過的“和親”策略都是。就連中國戲曲舞台上，也常常演出皇上或宰相選擇新科狀元為婿的故事，便實際上是這一現實的反映。如果說女方家長更多地考慮門第，那麼男方家長則更多地考慮生育。因為兒媳婦進門來，最重要的是要傳宗接代。其他問題（比如伺候公婆丈夫等）可以通過其他方式解決，繼統的任務卻非妻子不能承擔。在正妻無出的情況下，固然可以納妾，但妾生得再多也是庶出，血統上已低了一等，在繼承權上也會產生麻煩。所以最好是正妻能生育，而且生男孩，而且頭一胎就是男孩，以便儘早確立“嫡子”地位。這一點當然誰也沒有把握，於是隻好寄希望於祖宗、鬼神和媒人，而職業媒人（俗稱“媒婆”）也自有“某女宜男”一類的說法。民間的說法則是“買地要買三合土，娶媳婦要娶大屁股”，也就是盆股寬大利於生育之意；而現代性美學中推崇的那種臀部較緊的性感女郎，則在排斥之列。“宜男”外，要考慮的則是該女是否“賢淑”。因為她除傳宗接代的任務外，尚有孝敬翁姑和伺奉丈夫的義務。倘若娶來“悍婦”，豈非家門不幸？顯然，在這裡，男女雙方家族在為其子女擇偶時，都隻有政治、倫理和生育的考慮，從而共同地排除了“愛情”這一原本理應成為“合乎道德的婚姻”的基礎。豈但排除了愛情，連將來是否可能產生愛情都不予考慮；又豈但不考慮“情”，甚至連“性”也不考慮。試想一個體壯如牛的所謂宜男女子，哪來的性吸引力？一個形容猥瑣的所謂富家公子，又何能激起女方的情欲？結果在婚床上，男子或許隻不過出於生理需要而一泄其欲，女方則很可能以挺屍的姿態來勉為應付，因為他們原本素不相識，既無愛情，又無性吸引力，完全是被某種外力驅趕到一起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仿佛兩個牲口聽著主人的命令：‘咄，你們好好地住在一塊兒罷！’”（《熱風．隨感錄四十》）。這樣的婚姻，當然隻能叫做“無愛之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