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對於封建宗法製的設計者和維護者來說，問題倒不在於邏輯的混帳（他們自己並不認為混帳），而在於執行的困難。我們知道，宗法製雖然繁瑣複雜，但核心卻隻有一個，即“宗”；關鍵也隻有一個，即“嫡”。確立了嫡（嫡子），就承繼了統（血統），也就保住了宗（宗族）。所以，對於宗法製社會而言，“立嫡”從來就是頭等大事。所謂“嫡”，就是宗族血統的正宗傳人。因此，嫡也在正宗、正統的意思，如嫡傳、嫡派、嫡係等。宗族血統的正宗傳人之所以稱為“嫡”，和正妻稱為“嫡”一樣，也有與父匹敵而其他人無可匹敵之意。依禮，作為宗族血統正宗傳人的“嫡”死後，要享受最高的喪服待遇。即便是他的生父，也要為他服“斬衰”（一種最高規格的喪服）。這是他與父匹敵而其他人無可匹敵之證。一般說來，“嫡”應該是父與其正妻（嫡母）所生的第一個兒子，即嫡長子。嫡長子因為是正妻所生，又是第一個，所以血統特彆高貴，有資格做宗族血統的正宗傳人。顯然，“嫡”的高貴在於母親的地位（嫡配），但母親的血統再高中，也貴不過父親。如果這位嫡妻所生的兒子，竟沒有其合法丈夫的血統，而是她在婚前與彆的什麼人私通而生下的“野種”，那就不但不能立為“嫡”，而且要逐出家門甚至殺掉才行。這種事並非沒有可能。在上古，新婚妻子是否處女，還並不重要。而且，由於上古時期的性關係還比較隨意，“野合”之事時有發生，不少新娘在出嫁之前便已懷孕，而且很可能曾與多個男人交往。腹中之子究竟是誰的，根本就弄不清楚。比如史書記載，禹娶塗山氏為妻，是在辛壬日。可是就在兩天之後（癸甲日），塗山氏便生下了兒子，即啟。所以，禹便不承認啟是自己的兒子（禹曰：“予不子”），甚至不願傳位給啟。過去史學界總說禹不傳位於啟，是因為要堅持堯舜的“禪讓製”。其實遠古時代是否真有“禪讓製”，原本就值得懷疑。即便有，到了禹的時代，也已無再堅持之必要和可能。依我看，禹之不願傳位於啟，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他從心底不喜歡啟這個“野種”，而被他指定為接班人的益，倒沒準是他的私生子。其實，禹是用不著那樣討厭和嫉恨啟的，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野種”。據《吳越春秋》記載，禹的父親鯀娶有莘氏，多年不孕。後來，有莘氏有砥山上玩，看見了薏苡並吃了它，就懷了孕，並剖腹生下高密。高密就是禹。這事《史記》上也有記載。顯然，“吞薏苡而生禹”，是不可能的；而禹非鯀之子，則是肯定的。史書上所謂“意若為人所感”，是一種掩飾之詞。不是什麼“意若”，而是“確實”為人所感，即與某個男人在長著薏苡的地方野合而受孕，所以禹也是“野種”。事實上，禹那個時代的人，可以說都是“野種”。因為那是一個從母係製向父係製轉化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一個女人可以和許多男人做性夥伴，即所謂“人儘可夫”，生下的孩子五花八門，誰的種都有，根本弄不清，也無所謂。更何況，鯀是男人還是女人，也弄不清。前已說過，鯀其實是一條白麵長人魚，可能是一種圖騰。所以，鯀與禹的關係，可能是“白麵長人魚”圖騰氏族的一個男子，與有莘氏氏族的一個女子建立了婚姻關係，而這個女子又在砥山薏苡地上與人野合，生下了禹。於是，禹這一族，便以薏苡為圖騰，這就是後世所謂“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夏”也就是“芽”，甲骨文中“夏”字形如野草之初芽。大約禹母與人野合時，正是春天。春天男人衝動，女人懷春，兩人在和陽春風之中，綠草嫩芽之上，一見鐘情，便留下了風流種子。所以，禹的一族，便姓“姒”而氏“夏”，都是為了紀念那誘人的薏苡嫩芽。不過，圖騰製的建立，畢竟標誌著男性地位的提高，以及母係製向父係製的轉化。在這個漫長的時代，儘管野合之事仍然頻繁地發生，人們對於這類風流韻事也毫不在意，但是，男性的血統，卻也已經不再是可以完全不管的事情了。首先是男人的情感不再能接受“野種”。在母係製時代，孩子反正是女人的。男人既無責任，也無義務。現在不一樣了。孩子變成了父親的，則父親們便不能不來認真考察一下，那孩子究竟是不是“我的”。如不是，感情上就受不了。其次，財產的繼承也是一個問題。兒子是要繼承老子的財產的。如這兒子竟是“野種”，豈非將自己的血汗錢拱手相送，送給自己老婆的情夫？這當然也斷乎不可！然而，在這時，新娘大多並非處女，而親子鑒定的科學方法又尚未發明。所以，唯一的辦法，便隻有拒不承認那些來曆不明的兒子，甚至將其遺棄。這個辦法，就叫棄子。棄子，是遠古時代的一個習俗。周族的始祖棄，就是一個“棄子”。原來，棄也是一個“野種”。據《史記》雲，棄的母親是有邰氏氏族之女，名叫薑源，嫁給帝嚳作正妻（元妃）。有一天，薑源到野外遊玩，看見巨人的足跡，心裡便十分喜悅，很衝動地去踩了一下，結果懷孕生下了棄。這當然又是掩飾之詞。事實可能是薑源在野外遇見了一位高大英武的偉丈夫（巨人），為其男性的魅力所吸引（心忻然悅），便以身相許，心曠神怡之時，懷上了棄。正因為棄是野合所孕，所以薑源自己也以為不祥，便拋棄了他。可是，這孩子“神”得很，扔也扔不掉。先是把他扔在巷間小路上，結果牛馬都不來踩他；繼而又扔在冰天雪地裡，結果飛鳥都用羽翼來嗬護他，怕他凍死。這下子薑源便“以為神，遂收養之”。但因為他畢竟被拋棄過，所以就起名叫“棄”（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後來，這個棄果然不負“神”望，乾出了許多了不起的大事，還當上了當時部落聯盟的農業部長（後稷），開創了周族的農耕事業，成了以農業立國的堂堂宗周的遠古始祖。可見，“野種”並不下賤。相反，由於他們多半都是真正的愛情結晶，是性吸引和性選擇的產物，往往體格和智商還要高於某些婚生子。棄子的習俗，到春秋時還有。比如，據《左傳》和《國語》記載，楚國的鬥伯比和母親在鄖國生活時，曾與鄖國國君（子爵）的女兒生下一個私生子。因其非婚生，鄖國夫人也就是這孩子的外婆便把他扔到雲夢澤。結果被老虎看見了，不但不吃孩子，還用乳汁喂他。這事被去雲夢澤打獵的鄖子，也就是這孩子的外公看見了，大為驚詫，這才收回了這孩子。後來，這孩子也成了一位名人，即楚國的令尹（宰相）子文。除棄子外，還有一種更為野蠻的習俗，即“殺首子”。也就是說，男子婚配後，無論是妻還是妾，生下的第一個孩子統統殺掉。古代越國東邊有個部落，甚至還要把“首子”吃掉。原因也很簡單，就因為婚前妻或妾多半已和彆人有過性關係，腹中之子來曆不明，可能是自己的，也可能是彆人的。為了不至於紊亂血統，便隻好采取“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血腥政策。顯然，棄子也好，殺首子也好，都是一種極不人道的、殘忍粗暴和大傷感情的做法，其不得人心，可想而知。豈但不得“人心”，也不合於“天意”，這才有棄和子文為“神”所護的傳說。其實，天意即民心，神話不過是人心的一種反映。但無論如何，深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理的周人，不會不顧忌到這種做法的嚴重後果。更何況，宗法製重視的，正恰恰是嫡妻所生之首子。如果首子該殺，則嫡長子何由產生？如果所殺之子又是自己的，豈非自己給自己斷後，活生生斷送了血統的正宗傳人？顯然，棄首子或殺首子的政策，實不宜推廣發揚。但是，另一方麵，嫡長子血統的純正，又無論如何是極其重要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比不棄子不殺子還要重要。因為棄子殺子固然可能“錯殺”，不棄不殺則可能“錯認”。錯殺了不要緊，還可以再生；錯認了就很糟糕，可能永遠也改不過來。看來，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正本清源”。也就是說，隻有絕禁婚前和婚外的性行為，才是既安全可靠又不濫殺無辜的好辦法。如果能夠保證新婚之時，夫是“童男”，妻是“處女”，則他們婚後生子，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否則，便難免有妻子從外麵帶進的“野種”來“奪嫡”，也難免有丈夫在外麵留下的“情種”來“爭長”。所以，婚前婚外的性禁忌，對男女雙方都很重要。不過這事也是說說容易，做起來很難的。因為一方麵，“哪個男子不善鐘情，哪個女子不善懷春，”性的吸引乃是少男少女無法抵禦的誘惑；另一方麵，當時的風俗，是對性關係看得很淡，野合之事，比比皆是。就連孔夫子他老先生本人，也是其父叔梁紇與其母顏氏在尼山祭神時野合而生，禱與尼丘而得。故孔子名“丘”，字“仲尼”，其來由便正是他父母做愛的那個地方——尼丘。現在看來，所謂野合之風，很可能是遠古時代群婚製度的一種遺存。至少在周代仍有這樣的習俗：一到春天，男男女女便都跑到春意盎然的野外，在春風楊柳之中自由戀愛，在和陽明月之下私相偷情，而社會和官方也予以允許。《周禮．地官．媒氏》雲：“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其中，自然不乏童男處女，甚至已婚夫婦。如此看來，童男處女的純潔性，便不一定靠得住；已婚男女的偷情，也難保不會發生。“嫡傳”是否會“誤傳”，也仍是一個疑問。於是，宗法製的設計者和維護者們，便隻好采取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把男人和女人嚴格地區分和隔離開來，讓他們不能交往，不能接觸，甚至不能見麵。也就是說，不讓他們有淫亂的機會。這就是所謂“設男女之大防”。關於這一點，《禮記．曲禮》有詳儘的規定。按照《曲禮》說法，即便是一家人，男人和女人也不能坐在一起（不雜坐），不能將衣服掛在同一個竹竿衣架上（不同椸枷），不能用同一條毛巾洗臉，用同一把梳子梳頭（不同巾櫛），不能手遞手地直接傳遞某一件東西（不親授）；小叔子和嫂子之間不能說話（叔嫂不通問），不能讓父親的妾為自己洗衣服（諸母不漱裳）；彆人家的男孩和女孩，除非是有媒人來說，不能知道他們的名字（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自己家的女子，許嫁以後，出嫁以前，沒有特殊情況不能到夫家去，也不能和未婚夫見麵（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嫁出去的姑娘姐妹回娘家來，即便是親兄弟子侄，也不能和她們坐在一張席子上，吃一口鍋裡的飯（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器而食）。凡此種種，一言以蔽之曰：“男女授受不親。”由此可見，古人的“設男女之大防”，差不多已經到了神經質的程度。不但男人和女人的身體、目光和言語不能接觸，就連碰過的東西也不能接觸。似乎用了同一條毛巾，就會產生性衝動；衣服掛在同一根竹竿上，就等於有了性關係。這可真是神經過敏，莫名其妙。具體地實行起來，不但諸多不便，而且也有麻煩甚或危險。所以便有人去問孟子，說“男女授受不親”，是禮嗎？孟子說，當然是禮。又問，那麼嫂子掉進水裡去了，也不能用手去拉嗎？孟子說，嫂子快淹死了還不去拉一把，就是畜牲，和豺狼一樣了，但這隻能算作是特殊情況下的權宜之計。幸虧還有孟子這句話，否則不知多少人會要死於不救。不過，雖然有孟子的權宜之計，也還是有不少人死於“男女之大防”。元代有個姓馬的寡婦，乳房生瘡，不治則死，人們便勸她去看醫生。她說，我是楊家的媳婦，寧願死，也不能讓男人看病。結果真的不治而亡。當然，她死後便被尊為“節婦”，被樹碑立傳，流“芳”千古。真不知製禮者聞之，又有何感想！應該承認，“設男女之大防”，至少對於那些“意誌薄弱者”，還是很有一些作用的。我們知道，一男一女兩個人，要發生性關係，也並不那麼容易。首先，他們得見麵，才可能產生性吸引。產生性吸引後，還要調情，然後是肌膚的接觸，最後才可能進入實質性階段。現在，男人和女人既不能見麵，又不能說話，更不可能有身體的接觸，如何“淫”得起來？這樣的防範措施，真可謂堵泉眼、刨樹根，一開始就把可能發生的事端捏死在搖籃中，讓懷春者無春可懷，好色者無色可好，比事後去追究和懲罰，“高明”得多了。所以，曆代的統治者、道學家和一般“良善人家”，對於“男女之防”，都看得很重。不但嚴格執行《曲禮》的規定，後來還增加了一些條款，比如不共廁所、不共浴室、不共井水等等。不共廁所、浴室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條件，亦不妨多蓋幾間廁所、浴室，以免男男女女衣冠不整地從裡麵走出來，雙方見了麵“不好意思”。然而不共井水，便匪夷所思。一井之水，各用各的，又有什麼關係呢？更何況，地下水都連成一氣，雖從不同的井裡打出來，其實還是一回事。幸虧持此主張的司馬光先生不是現代人。否則，他就該主張建兩個自來水廠，一個男水廠，一個女水廠了。但不管怎麼說，“男女授受不親”的觀點，在中國是相當地深入人心。記得直到我上小學的時候，還認為和女孩子說話是相當可恥的事情，而老師也要經常進行“打破男女界限”的教育，並強製性地實行男女同學同桌同坐的製度。事實上，直到現在，中國人男女之間的交往，也還相當矜持，不可太隨便，否則便會有人說“閒話”。這種男女之間保持一定距離、界限的態度，已經成為一種民族心理習慣，無法加以簡單地評說了。我們還將在後麵的篇章裡，繼續討論這個問題。從“生殖崇拜”到“男女設防”，這就是中國古代兩性關係發展史大體上的一個走向。從總體上講，這是一個兩性關係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過程，也是一個對人的自然屬性進行壓抑的過程。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因為文明原本就是對野蠻的鎮壓。既然是鎮壓，那就會產生兩種可能的結果：一種是在鎮壓野蠻走向文明的過程中，同時毀滅了一些可貴的東西，比如原始時代兩性關係中那種熱情奔放的生命活力，也隨同其野蠻形式而一同消失了；另一種是由於對鎮壓的反抗而產生另一種不文明的東西，比如嫖妓和同性戀。同性戀是一種性變態，它實際上是一種“文明病”，因為動物可是隻有異性關係，沒有什麼“同性戀”的。這些問題，我們以後也還要再討論。總之，在中國社會進入文明時代後，我們民族曾經下大力氣對兩性關係進行了一係列規範，以至於使性變成了一種談虎色變的東西。但性本身並未因此而消亡，也不會因此而消亡，而隻不過被局限於一個很小的範圍罷了。這個為社會公認許可的範圍，就是夫妻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