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出來的時候，霍拉斯還沒有上床睡覺，連衣服都還沒有脫。他剛寫完給妻子的一封信，要求離婚，信封上寫的是她父親在肯塔基州的地址。他坐在桌旁，低頭凝望著那一張寫得整整齊齊但卻難以辨認的信紙，感到平靜和空虛，自從四周前發現金魚眼隔著泉水望著他以來，他還是第一次有這種感覺。他坐在桌旁，聞到了不知來自何處的咖啡香。“我要了結這件事，然後就去歐洲。我厭煩了。我太老了，乾不了這事。我一生下來就老得乾不了這事，因此我厭倦極了，隻渴望安定平靜。”他刮好胡子，煮好咖啡，喝了一杯，吃了點麵包。他走過旅館時，去火車站趕第一班火車的公共汽車已經停在馬路邊，一群旅行推銷員正在上車。其中一位是克拉倫斯·斯諾普斯，他拎著一隻棕黃色的皮箱。“上傑克遜去幾天，辦點小事，”他說，“真可惜，昨天夜裡沒見到你。我坐汽車回來的。我想你安排好了在那兒過夜，也許是這麼回事吧？”他俯視著霍拉斯，麵龐龐大而鬆弛，意圖明確，不容誤解。“我本來可以帶你去一個大多數人都不知道的地方。那兒一個大老爺們想怎麼乾就能怎麼乾。不過以後還會有機會的，好在我現在對你更加了解了。”他朝一旁挪動了一下身體，壓低一點嗓門。“你可彆擔心。我不是個好說閒話的人。我在這兒，在傑弗生，不過是一個人而已；至於我在城裡跟一群好朋友乾的事，那就誰都管不了，隻是我和朋友們的事。是這麼回事吧？”後來，還是在那個上午，霍拉斯遠遠看見他妹妹在他前麵的街上拐進一扇門消失了。他把她可能走進去的地方那一帶的店鋪逐一開門張望，向店員打聽，希望能找到她。九*九*藏*書*網可她哪兒都不在。他唯一沒去探查的地方是兩家商店之間通向二樓走廊的那道樓梯，這走廊兩邊都是辦公室，其中一間是地方檢察官尤斯塔斯·格雷姆的辦公室。格雷姆先天性足畸形，這殘疾幫助他當選為現在擔任的地方檢察官。他是靠半工半讀進的州立大學並且讀完了大學；本城的人記得他年輕時給雜貨店趕大車或開卡車。大學一年級時，他因勤奮而出名。他在大學食堂裡端盤子，他拿到政府的合同，在每班火車抵達時由他送去郵局要發的郵件並取回火車帶來的郵件，背著郵袋一瘸一拐地來回奔走：他是個討人喜歡的麵容開朗的年輕人，對誰都有話可說，眼神略帶戒備和貪婪。二年級時，他中止了郵局的合同，並辭掉了大學食堂的工作；同時他買了套新西服。大家都很高興，因為通過發奮乾活他終於攢夠了錢，可以全力以赴攻讀學問。當時他在上法學院，法學教授們像訓練賽馬似的栽培他。他畢業時成績不錯，儘管並不名列前茅。“因為他一開始就先天不足，”教授們說，“要是他一開始就跟彆人一樣……他會大有作為的。”他們說。直到他畢業後大家才知道他在一家出租馬車行的辦公室裡，在拉得嚴嚴實實的窗簾後麵打了三年撲克。他畢業兩年後，當選為州議員，人們開始傳說他讀書時代的一則軼聞。這事發生在馬車行辦公室裡的牌局上。該格雷姆下注了。他望著桌子對麵的馬車行老板，他是唯一剩下來的對手。“哈裡斯先生，你押下了多少錢？”他說。“42元，尤斯塔斯。”老板說。尤斯塔斯往賭注堆裡推過幾枚籌碼。“這是多少？”老板說。“42元，哈裡斯先生。”“唔——”老板說，他看看手裡的牌，“尤斯塔斯，你換了幾張牌？”“三張，哈裡斯先生。”“唔——誰發的牌，尤斯塔斯？”“我發的，哈裡斯先生。”“我不叫了，尤斯塔斯。”（這段對話表明老板知道尤斯塔斯在發牌時玩了手腳，自己沒有贏牌的可能。）他當地方檢察官的時間還不長，可已經讓大家知道他將憑他的定罪記錄競選眾議會的席位，所以當他發現娜西莎正站在他簡陋的辦公室的桌子對麵時，他臉上的表情跟當年往賭注堆裡放上42元籌碼時的神情極為相似。“我隻希望這案子的律師不是你哥哥，”他說，“我真不想眼看我的同行，你可以說是同一戰壕裡的兄弟承擔一樁糟糕透頂的案子。”她以囊括一切卻又不動聲色的眼光望著他。“歸根結蒂，我們得保護社會呀，即便有時候看來確實……”“你肯定他贏不了嗎？”她說。“嗯，法律的第一原則是，隻有上帝知道陪審團會做出什麼樣的裁決。當然啦，你不能指望——”“但你認為他贏不了。”“當然啦，我——”“你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贏不了。我看你一定知道一些他並不知道的有關事情。”他飛快地瞥了她一眼。他然後從桌上拿起一支筆，動手用裁紙刀刮筆尖。“這純屬機密。我不說你也知道，我這樣做是違反我的就職誓言的。不過你要是知道了他連半點贏的機會都沒有，也許可以省去不少煩惱。我知道他會非常失望的，可這是沒辦法的事。我們正好知道那人確實有罪。因此，你如果知道有什麼辦法能讓你哥哥放棄這樁案子，我勸你就去做。一個敗訴的律師跟彆的失敗者一樣，不管是球員、商人還是醫生：一旦輸了，他的事業就——”“所以他輸得越快就越好，對嗎？”她說，“要是他們絞死這個人，把案子了結的話。”他的雙手停止了一切動作。他沒有抬起頭來。她開口說話，語氣冷漠而平靜：“我有很多理由要霍拉斯擺脫這樁案子。越快越好。三天前，那個斯諾普斯，就是在議會裡的那一個，打電話到我家，要找霍拉斯。第二天他就去了孟菲斯。我不知道他去乾什麼。你得自己去打聽。我隻是要霍拉斯儘快擺脫這樁案子。”她起身朝門口走去。他一瘸一拐地上前去給她開門；她又一次以那種冷漠、平靜、莫測高深的眼光凝望他，仿佛他是條狗或者是頭牛，而她正等著這畜生讓路彆擋她的道。她就走了。他關上房門，笨拙地跳起木屐舞（檢察官欣喜若狂，因為娜西莎給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他本來並無定戈德溫罪的證據。）來，他正撚著手指打榧子時，房門又打開了；他趕快伸手去摸領帶，望著她站在門口手扶房門。“依你看這案子哪天能結束？”她說。“嗯，我看——法庭在二十號開庭，”他說，“頭一個審理的就是這案子。也許……兩天。或者最多三天，在你好心幫助下。當然我不說你也會相信的，這事隻有你我知道，絕對保密……”他朝她走過去，但她那毫無表情而又工於算計的眼光像堵牆把他包圍起來。“那就是二十四號了。”她又看了看他，“謝謝你。”她說完便關上房門。那天夜裡，她給蓓兒寫信，通知她霍拉斯將在二十四日回家。她打電話給霍拉斯，問他要蓓兒的地址。“乾嗎？”霍拉斯說。“我要給她寫封信。”她說，口氣平靜，毫無威脅的意味。真見鬼，霍拉斯拿著已沒有話音的電話筒想，我怎麼鬥得過這些連托詞都不會講的人。不過他很快便把這事忘了，忘了她打來過電話。他在審判開始以前沒再見過她。法院開庭前兩天，斯諾普斯從一家牙科診所走出來，站在路邊吐口水。他從口袋裡摸出一支用金紙包的雪茄，剝去箔紙，小心地把雪茄放進嘴裡，用牙齒咬住。他一隻眼睛的眼眶青腫，鼻梁上貼了一塊臟兮兮的橡皮膏。“在傑克遜給輛小汽車撞的，”他在理發店裡對大家說，“不過彆以為我沒讓那狗雜種賠償。”他邊說邊拿出一遝黃色的金券。他把錢放進錢包，收了起來。“我是個美國人，”他說，“我對這一點從來不吹牛，因為我生來就是美國人。並且我這輩子還是個正經八百的浸禮會教徒。哦，我不是牧師，也不是個老處女；我有時候也跟小夥子們廝混，不過我想我並不比好些在教堂裡唱讚美詩唱得挺響亮的人壞多少。而且這個世界上最低下最卑賤的人並不是黑鬼：而是猶太人。我們真該有反他們的法律。很嚴厲的法律。一個該死的低賤的猶太人，隻因為有了個法律學位，就可以大搖大擺地上這個自由的國家來，真該是製止這種事情的時候了。天下最卑賤的生物就是猶太人。而猶太人中最卑賤的就是當律師的猶太佬。而猶太律師中最卑賤的就是孟菲斯的猶太律師。一個猶太律師居然敢攔劫一個美國人，一個白人，而且隻給他10塊錢，而兩個美國人，美國人，南方紳士；一位住在密西西比州首府的法官和一位有朝一日會跟他爸一樣是個了不起的律師，而且也是位法官；當他們兩個人為了同樣的事情給這美國人的錢是那卑賤的猶太律師所給的十倍時，我們真該有條法律。我這輩子花起錢來總是很大方的；不管我有什麼我都跟朋友們分享。可一個該死的卑賤的臭猶太佬拒絕付給一個美國人一筆另外一個美國人而且還是法官肯付的數目的十分之一——”“那你為什麼賣給他呢？”理發師說。“什麼？”斯諾普斯說。理發師正打量著他。“那小汽車撞上你的時候，你在向他推銷什麼？”理發師說。“抽根雪茄吧。”斯諾普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