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我們這一世紀的最後階段給了我們回過頭來評價的機會。也許我們敢於這樣說：歌德這個人物正好位於歐洲曆史的中間。歌德是絕妙的正中的一點，中心。中心，決不是厭惡走極端的懦夫，而是歐洲後無來者的能保持兩端完美平衡的牢固的中心。歌德年輕時學習煉金術，可是後來又變成現代科學的先驅者。他是最偉大的德國人，同時又是不愛祖國的歐洲人；作為一個世界主義者，他卻幾乎不離開他那個省——小小的魏瑪；他是自然的人，同時又是曆史的人；在愛情方麵，他既是放蕩的，又是浪漫的。而且還有：我們還記得在像患了小兒舞蹈病的蹦蹦跳跳的電梯內的阿涅絲。儘管她是控製論的專家，卻弄不懂這架機器的技術腦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就像她每天都遇到的所有東西（從放在電話機旁邊的小電子計算器到洗碗機）的機械裝置一樣奇怪和難以理解。而歌德就曾生活在這個短暫和惟一的曆史時刻的傷口。貝多芬的事業開始於偉大的歌德式一分鐘結束的時刻。世界逐漸失去它的透明度，變得模糊不清，變得不可理解，衝進了不可知的泥潭。至於被世界出賣的人則逃進自己的內心世界，陷入懷舊、夢幻、反抗；他被在他心中響起的痛苦的聲音所震驚，再也聽不到外界的呼喚了。內心的呼喚，對歌德來說，是一種不可忍受的噪音。他憎惡聲音，這是眾所周知的。他甚至不能容忍遠處花園深處的狗吠聲。據說他不喜歡音樂；這不是事實。他不喜歡樂隊，他熱愛巴赫。巴赫把音樂想作是獨立而清晰的聲音的透明音律；可是在貝多芬的交響樂中，各種獨特的聲音融化成一種渾濁的哭喊聲。歌德受不了交響樂的吼叫，同樣受不了靈魂的悲泣。貝蒂娜的夥伴曾看到過天才的歌德眼中的厭煩情緒，他捂著耳朵觀察他們。因此他們不能原諒他，把他當作靈魂、反叛和感情的敵人那樣攻擊他。作為詩人布倫塔諾的妹妹、詩人阿尼姆的妻子、貝多芬的崇拜者，一個浪漫主義家庭的成員，貝蒂娜還是歌德的朋友。她這種地位是獨一無二的：她是兩個王國的主宰。她的書是作為一種對歌德的無限敬意而問世的。她所有的信都僅僅是一支為他而唱的“情歌”。就算這樣吧。可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歌德夫人曾經把貝蒂娜的眼鏡打落在地，而歌德卻為了“發瘋的紅腸”可恥地背叛了熱戀他的小姑娘。所以這本書同時又是（而且更加可以看作是）對詩人的愛情生活的“訓斥”。詩人麵對的是偉大崇高的感情，可是他的行動卻像是一個怯懦的書呆子，為了求得可憐的夫妻間的安寧，不惜犧牲他的激情。貝蒂娜的書既是一種敬意，又是一頓臭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