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九月，帶著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悲劇造成的創傷，我在巴黎待了幾天，約瑟夫和茲德娜（什克沃雷茨基夫婦）也在那裡。有個年輕人的樣子我還記得，他咄咄逼人地對我們說：“你們到底要什麼，你們這些捷克人？你們已經厭倦社會主義了嗎？”那幾天，我們和一幫法國朋友聊了很久，他們在兩個“春天”的運動（巴黎的和捷克的）當中看到一些類似的事件，閃耀著相同的反叛精神。這話聽起來舒服得多，不過其中依然有誤解：一九六八年巴黎的“五月風暴”是一場意想不到的爆發。“布拉格之春”則源自一九四八年以後斯大林恐怖統治初期的衝擊，是一個長期進程的完成。巴黎的“五月風暴”最初由年輕人發起，帶著革命抒情性的印記。“布拉格之春”則是受到成人的後革命懷疑主義的啟發。巴黎的“五月風暴”是對於人們認為無聊、官樣、僵化的歐洲文化的一次玩笑式的抗議。“布拉格之春”是對於同一文化的激情頌讚，因為它長久以來都受到意識形態愚蠢的窒息，“布拉格之春”捍衛基督宗教，也捍衛不信教的自由，當然，也捍衛現代藝術（我說的可是現代，不是後現代）。巴黎的“五月風暴”高舉國際主義。“布拉格之春”想把原創與獨立自主還給一個小國。因為一個“神奇的偶然”，這兩個“春天”，異步地，各自從不同的曆史時期走來，在同一年的“解剖台”上相遇。二“布拉格之春”這條路的開端，在我的記憶中留下的標記，是什克沃雷茨基的第一部《懦夫們》畫下的，這部發表於一九五六年，受到官方仇恨的大型焰火的歡迎。這部代表一個偉大的文學起點，故事說的是一個偉大的曆史起點：一九四五年五月的某個星期，在這個星期裡，在被德國占領了六年之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重獲新生。然而如此的仇恨所為何來？這部那麼咄咄逼人地反共嗎？完全不是。什克沃雷茨基在書裡說的是一個二十歲男人的故事，他瘋狂地愛上了爵士樂（跟什克沃雷茨基一樣），幾天以來的騷動讓他昏了頭，一場戰爭結束，德國軍隊跪地求饒，捷克反抗軍笨手笨腳地忙著搞清楚誰是自己人，俄國人來了。沒有任何反共的東西，而是一種深刻的非政治態度；自由，輕浮；“無禮”的非意識形態。而且，幽默無所不在，不合時宜的幽默。這讓我想到，世界上每個地方的人都會因為不同理由而笑。誰能質疑布萊希特的幽默感？可是他改編的《好兵帥克曆險記》的劇場演出，證明他從未絲毫理解過哈謝克的喜劇性。什克沃雷茨基的幽默（就像哈謝克或赫拉巴爾的幽默），是遠離權力、不覬覦權力的人的幽默，這些人把曆史當成一個瞎眼老巫婆，曆史的道德審判讓他們發笑。我認為這是有意義的，因為正是在這種不正經、反道學、反意識形態的精神裡，在六〇年代的拂曉之際，展開了捷克文化偉大的十年（而且，也是我們可以稱之為偉大的最後十年）。三啊，我心愛的六〇年代。當年我很喜歡犬儒地說：理想的政治體製就是一個“解體中的獨裁政權”，壓迫的機器的運作方式出了越來越多的問題，可是這機器始終在那兒，刺激著批判和嘲諷的精神。一九六七年夏天，作家聯盟大鳴大放的大會惹火了政府高層，他們認為作家們的放肆無禮已經太過頭了，於是決定采取強硬的政治作法。然而批判精神甚至已經感染了黨的中央委員會，一九六八年一月，中央委員會選出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家夥亞曆山大·杜布切克擔任第一書記。“布拉格之春”開始了，開開心心地，這個國家拒絕了蘇聯強加的生活方式，邊界開放了，所有的社會組織（工會、聯盟、協會）——原本是為了將黨的意誌傳達給人民——都變成獨立的，而且變成一個意想不到的民主政治的意想不到的工具。一個體係誕生了（沒有任何事前的計劃，幾乎是偶然的），這確實是前所未有的。百分之百國有化的經濟，集體農場掌握的農業，沒有人太有錢，沒有人太窮，學校和醫藥都是免費的，還有，秘密警察的權力終結了，政治迫害終結了，書寫的自由不再遭受查禁的破壞，因此，文學、藝術、思想、期刊百花齊放。我不知道這個體係的未來遠景是什麼；在當時的地緣政治處境裡，肯定是什麼也沒有；但是在另一種地緣政治處境裡呢？誰能知道……總之，在這個體係存在的這一瞬間，這一瞬間曾經美好無比。在《波希米亞的奇跡》（一九七〇年寫成）中，什克沃雷茨基說的是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六八年之間的整個時代的故事。令人驚訝的是，他不隻將他的懷疑目光放在當權者乾的蠢事上，也放在“布拉格之春”舞台上的抗議者身上，放在他們虛榮的手勢上。因此，在捷克斯洛伐克，在蘇聯入侵的災難之後，這本書不僅如同什克沃雷茨基的所有著作一樣遭到查禁，它在遭受道德主義病毒感染的反對陣營裡也不受歡迎，他們無法忍受這種目光不合時宜的自由，他們無法忍受這種嘲諷不合時宜的自由。四一九六八年九月在巴黎，我跟什克沃雷茨基夫婦和一些法國朋友談到兩個“春天”的時候，我們並非沒有憂慮。我想到我回布拉格的艱辛，他們想著他們移居多倫多的艱辛。約瑟夫對美國文學及爵士樂的熱情讓這樣的選擇變得容易。（仿佛，從少年時期開始，每個人就把可能的流亡之地帶在身上。我是法國，他們是北美……）可是，儘管什克沃雷茨基夫婦這麼具有四海一家的精神，他們還是很愛國。啊，我知道，在今天這種歐洲一體化主導的時代，我們不該說“愛國”，而是應該（語帶輕蔑地）說“民族主義”。不過，請原諒我，在這灰暗凶險的年代，我們如何能不愛國？什克沃雷茨基夫婦在多倫多住的是一幢小房子，他們保留一個房間，在裡頭編輯捷克作家被祖國查禁的作品。當時，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事了。捷克民族的誕生（它誕生了好幾次）靠的不是在軍事上的征服，它靠的一向是它的文學。而我說的文學，也不是作為政治武器的文學。我說的是作為文學的文學。而且，沒有任何政治組織資助什克沃雷茨基夫婦，他們作為出版人，隻能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犧牲。我永遠不會忘記。我住在巴黎，我的故鄉之心，對我來說，在多倫多。蘇聯的占領告終後，不再有理由在外國編輯捷克的書。從此，茲德娜和約瑟夫偶爾造訪布拉格，但還是回到他們的祖國生活。回到他們古老流亡地的祖國。九九藏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