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著達尼洛·基什的書，那是他的反思文字結集的一本舊書，我感覺自己仿佛置身巴黎鐵塔旁的特羅卡德洛一帶的小酒館，坐在他對麵，而他扯著粗糲的大嗓門對我說話，像在罵我。在他同代的大作家當中，一九八〇年代住在巴黎的，不論是法國人或外國人，他是最不容易看見的。“時事”這位女神沒有任何理由把光投射在他身上。“我不是異議分子。”他寫道。他甚至沒有移居國外。他自由往來貝爾格萊德和巴黎兩地。他隻是一個“雜種作家，來自中歐被吞沒的世界”。這個世界雖被吞沒，但是達尼洛在世的時候（他死於一九八九年），這個世界是歐洲悲劇的凝聚之地。南斯拉夫：對抗納粹的長期血腥（並且凱旋）的戰爭；大屠殺的對象，特彆是中歐的猶太人（他的父親也在其中）；共產革命，緊接著是與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悲劇性決裂（這決裂也是凱旋的）。生命被這出曆史悲劇如此刻畫，他卻從來不曾為了政治而犧牲他的。正因如此，他才能捕捉到最令人悲痛的東西：自誕生之際即被遺忘的命運，喑啞無聲的悲劇。他讚同奧威爾的想法，可是他如何能喜歡《一九八四》？這個拿刀猛劈極權主義的作家在這部裡，將人的生命化約至單一的政治維度。為了對抗這種存在的扁平化，他求助於拉伯雷的詼諧風趣，他求助於“在夢裡、在無意識裡翻找”的超現實主義者。我翻著他的舊作，聽見他扯著粗糲的大嗓門說：“很不幸，維庸所開啟的這個法國文學的大調已經消失了。”他明白之後，對於拉伯雷更加忠誠，對於“在夢裡翻找”的超現實主義者也更加忠誠，他也更忠誠於南斯拉夫——它蒙著眼睛已然向前走去，一樣走向消失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