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卡洛斯：”“這是你的一次生日，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周年紀念日。七十年前你誕生了，而我第一次遇見你則是整整三十年前的事了，在布拉格。你來到布拉格，就在蘇聯入侵之後幾個月，和胡利奧·科塔薩爾、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一起，來表達你對我們這些捷克作家的憂慮。幾年之後，我到法國定居，你當時是墨西哥的駐法大使。我們經常碰麵聊天。談一點政治，談很多。尤其是後者，我們彼此的看法非常接近。”“那時我們談到你巨大的拉丁美洲和我小小的中歐之間，有著令人驚訝的親近性，分踞世界兩端的兩個地方卻同樣帶著巴羅克曆史記憶的印記，這讓家對於幻想、魔法、夢境的想象所散發的魅力極其敏感。還有另一個共同點：這兩個地方都在二十世紀——現代，也可以說，後普魯斯特的——的演進過程中扮演了決定性的重要角色：先是在一九一〇、二〇、三〇年代，我們歐洲這邊偉大的家眾星雲集：卡夫卡、穆齊爾、布洛赫、貢布羅維奇……（我們都很驚訝，我們兩個都對布洛赫有同樣的崇敬，而且我覺得，應該更甚於這位家的同胞對他的喜愛；但是又不同，因為對我們來說，布洛赫為打開了一些新的美學的可能性；所以對我們來說，他首先是《夢遊者》的作者），接著在一九五〇、六〇、七〇年代，則是另一群閃耀的明星，在你那邊，他們繼續改造的美學：胡安·魯爾福、卡彭鐵爾、薩瓦托，然後是你和你的朋友們……”“我們決心懷抱兩種忠誠——忠於二十世紀的現代藝術革命，忠於。兩種完全無法彙聚的忠誠。因為前衛藝術（意識形態化的現代藝術）始終將流放於現代主義的門外，視之為過氣的東西，因襲常規至無可救藥的地步。後來，就算在五〇、六〇年代，發展遲緩的前衛藝術家想要創造、主張他們的現代主義，他們所走的路也是純粹否定性的道路：沒有人物、沒有情節、沒有故事的，如果可能的話，也沒有標點，，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樂於被稱為反（anti-roman）。”“奇怪的是：創造現代詩的那些人沒有主張要做反詩歌（anti-poésie）。相反地，自波德萊爾以降，詩的現代主義向往的是要徹底接近詩的本質，接近詩最深層的特質。在這樣的意義下，我想象的現代並非反，而是原（archi-roman）。原：第一，它專注於隻有能說的事；第二，它讓的藝術在四個世紀的曆史裡所累積但卻被忽略、遺忘的一切可能性獲得重生。我讀你的《我們的土地》已經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我讀的是一部原。證據是這部曾經存在，這部可以繼續存在。偉大的現代性。它令人著迷而且困難的創新之處。”“我擁抱你，卡洛斯！”我在一九九八年為《洛杉磯時報》寫了這封信。今天，我可以加上什麼？就是這幾句關於布洛赫的文字了：在他的命運裡，那個時代的歐洲刻畫著悲劇。一九二九年，他四十三歲那年，開始寫三部曲《夢遊者》，完成於一九三二年。他生命日正當中的四年！他滿懷自豪的心情，十足地自信，當時他把《夢遊者》的詩意視為“一個完全原創的現象”（一九三一年的信），將會開啟“文學演進過程裡的一個新時期”（一九三〇年的信）。他想得沒有錯。可是《夢遊者》才剛完成，他就看到在歐洲“虛無的長征開始了”（一九三四年的信），“在這恐怖的時代，文學百無一用”（一九三六年的信）的感覺開始占據他的心緒；他被捕入獄，之後被迫移居美國（從此他不曾再看見歐洲），而正是在這黑色的年代，他寫了《維吉爾之死》，靈感來自維吉爾決心摧毀他的《埃涅阿斯紀》的傳說——這是以形式書寫，以藝術為對象的一場莊嚴的告彆，同時，對他來說，這也是一次“私人的死亡準備動作”（一九四六年的信）。事實上，除了幾篇舊作的改寫（還是很棒）之外，他放棄了文學這個“成功與虛榮的事業……”（一九五〇年的信），退縮在學者的研究室裡，直到過世（一九五一年）。學界人士和哲學家們（包括漢娜·阿倫特）滿腦子想的都是他在美學上的棄絕背後極其獨特的心理，因而關心的多是他的態度、他的想法，而非他的藝術。這是非常可惜的事，因為會讓他流傳後世的不是學術著作，而是他的，尤其是《夢遊者》和這部“完全原創”的詩意，在其中，布洛赫理解現代性的方式是以偉大的綜合手法將一切形式的可能性拿來做實驗，這種綜合的手法是前無古人的。一九九九年，《法蘭克福彙報》做了一整年關於全世界各地作家的調查報告；每個星期都有一位作家說出他心目中這個世紀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並且說明選擇此書的理由）。富恩特斯選了《夢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