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知道，保羅·瓦萊裡對於的藝術沒有太大的敬意：這在他的演說裡看得很清楚；他感興趣的隻有法朗士的精神與智識的態度，而不是他的。這方麵，瓦萊裡永遠不乏熱心的追隨者。我打開袖珍本的《諸神渴了》（一九八九年），書的最後有一份書目推薦了五本關於作者的書，我羅列如下：《論戰者阿納托爾·法朗的態度。可是，為什麼人們對於最重要的部分從來不感興趣呢？阿納托爾·法朗士是否通過他的作品，在人的生命這個主題，道出了從未有人說過的東西？他是否為藝術帶來什麼新的東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的詩性該如何描述、如何定義？瓦萊裡將法朗士的所有著作和托爾斯泰、易卜生、左拉的著作並列（在短短一個句子裡），他給法朗士的評價是“輕浮的作品”。有時候說者無意，惡意卻會變成讚美！其實，法朗士令人讚賞之處正在於他處理恐怖時代的沉重所運用的手法之輕！在法朗士的時代，沒有任何一部偉大的裡頭找得到這種輕。隱隱約約，這種輕浮讓我想起十八世紀，想起狄德羅的《宿命論者雅克》或伏爾泰的《老實人》。可是在他們的作品裡，敘事的輕浮在世界的上空翱翔，而這個世界的日常現實依舊不可見也未被表述；《諸神渴了》裡頭則始終呈現著“日常生活的平庸性”這個十九世紀的偉大發現，不過不是通過冗長的描述，而是通過細節、關注、驚人的簡短觀察。這部結合了“悲慘得令人難以承受的曆史和平庸得令人難以承受的日常生活”，由於這兩個對立的生命麵總是在碰撞，在相互辯駁，要讓對方顯得可笑，它們的結合因此激出了嘲諷的火花。這種結合創造了這本書的風格，同時也創造了一個偉大的主題（“大屠殺時期的日常性”）。夠了，就這樣吧，我可不想把自己變成法朗士的美學分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