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9日，星期一，堂·卡門·孔特雷拉斯猝然死亡。尼加拉瓜司法史上最為轟動一時的刑事案在萊昂市立案審理。本書介紹的正是這一案件的曲折複雜的情節。事情發生在這一天上午快到9點鐘的時候，剛好是瑪蒂爾德·孔特雷拉斯暴卒後一個星期。兩個人的病情極其相似，同樣令人感到奇怪。隻是堂·卡門之死來得更加急促，僅在剛剛出現致死病情後半個小時，就一命嗚呼了。一小時後，區刑事法庭首席法官馬裡亞諾·費亞約斯·希爾在秘書、詩人阿利·瓦內加斯陪同下，來到孔特雷拉斯家。瓦內加斯在餐桌上開始辦理立案審查手續。不久前，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就在這張桌子上用打字機抄寫各處發來的吊唁瑪蒂爾德的函電，準備編入《痛悼集》紀念冊。“區刑事法庭首席法官獲悉卡門·孔特雷拉斯·雷耶斯先生於今日上午近9時去世，死因不明。孔特雷拉斯先生係商人，成年人，已婚，在本區居住。鑒於“此次事件背後必有犯罪之手”一說在本市廣為流傳，本法官：”“根據刑法第127條授予的職權，特下令當即立案，對事實開始調查，同時下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利調查的進行。”法官采取的第一項措施就是將屍體遷到聖維森特醫院的停屍房，準備進行屍體解剖，此項任務於當天中午完成。屍體從頭到腳蒙上一條帶虎皮紋的床單，擔架隊員將屍體抬上由國民警衛隊提供的運糧車。此時，他家周圍聚集了成千上萬的人。堂娜·芙洛拉認為此項措施實屬野蠻，且無必要，準備提出抗議，表示不滿，此事容後再說。不過，這並不是她提出反對意見的唯一原因。中午12點，屍體剛剛抬出來送往醫院，阿納斯塔西奧·J·奧蒂斯上尉就帶著兩名手持斯普林菲爾德步槍的國民警衛隊武裝人員來到孔特雷拉斯家，要逮捕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堂娜·芙洛拉和瑪麗婭·德爾·碧拉爾站出來阻止他們行動。先是百般懇求，痛哭流涕，後來又用身體將卡斯塔涅達和士兵隔開。直到下午6點鐘，儘管堂娜·芙洛拉和她的女兒像中午一樣奮力阻擋，奧蒂斯上尉還是將他逮走了。屍體從醫院抬回來時，家裡除了奔喪的親屬外，又湧進不計其數看熱鬨的人，因此，這件新發生的事成了一樁醜聞。據奧蒂斯上尉1933年10月27日提供的證詞，這次他帶來了一個班，先派幾名士兵把住幾個出口，對那兩個女人不再客氣，他徑直來到內院搜尋卡斯塔涅達。在浴室裡找到他時，他已經喝得爛醉，不得不把他拖了出來。法官根據公眾的傳言開始刑事審訊，其實他並沒有掌握充分的證據說明卡斯塔涅達有罪。國民警衛隊是以“叛亂罪”為名將他逮捕的，不過，這隻是防止他在調查期間逃跑的一種計策。當時，法官並不反對這一計策，後麵我們還會看到。那天上午，流言以雷霆萬鈞之力傳遍全市，法官本人也成了見證人。這一點下麵再說。現在，讓我們引用一下卡門·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的職員、會計師德梅特裡奧·普埃塔斯的證詞。後來，又傳訊此人，要他說清楚審訊末期揭發的一些重大事實。1933年10月17日，會計師第一次作證時說：“上午9點過後，證人回到位於卡爾瓦裡奧區的家中。老板過世後，辦公室和商店立即關了門。路過穆尼希帕爾市場時，聽到商販們到處議論，說萊昂市一位有錢的先生剛剛在餐桌上被他女婿毒死了。他女婿把馬錢子堿放進早餐的可可裡，可可不是有點兒苦味嘛。還說，一個星期前，他還把馬錢子堿放在這位先生的女兒喝的清涼飲料裡，一邊用勺子喂她，一邊說：“喝了吧，味道好極了。要是還想喝，我再喂你。””堂娜·芙洛拉·德·孔特雷拉斯眼見得無法阻止她的房客被捕，於當天晚上給國民警衛隊司令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加西亞將軍發去一份急電：“小女身故悲慟欲絕外子謝世肝腸寸斷又逢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無端被捕家人痛苦倍增懇請閣下下令立即予以釋放”“孔特雷拉斯遺孀芙洛拉敬上”電報發出去後，在守靈期間，流言越傳越盛，而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卻在第21監獄的牢房中接到一份晚餐，那是瑪麗婭·德爾·碧拉爾親自指導下在她家廚房裡特意為他準備的。盤子和碗放在一隻電鍍托盤裡，上麵蓋了一塊繡花台布，由雷蒂西婭·奧索裡奧送到監獄裡去。1933年10月19日，她作證時說：“堂·卡門躺在大廳的棺材裡，家裡到處是人。廚娘們正忙著煮咖啡，瑪麗婭·德爾·碧拉爾小姐來到廚房，催促廚娘為堂·奧利韋裡奧準備晚飯。司機埃烏拉利奧·卡丁在外麵等我，開車送我去。我托著盛飯的托盤坐在後座上。小姐還把他的床單和化妝品裝在枕套裡讓我送去。還把一件洗淨燙平的衣服掛在衣架上送去。她坐在堂·奧利韋裡奧的床上寫了一封信，寫好後放進那件衣服的口袋裡。我在旁邊等著她把東西交給我。”根據監獄出入登記簿，在後來的幾天裡她們還繼續送東西。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在1933年12月6日的坦白材料中要求把登記簿列入檔案。送物人的名字有時是瑪麗婭·德爾·碧拉爾，有時是孔特雷拉斯遺孀堂娜·芙洛拉。除了一日三餐、飲料和燙平的衣服外，還有一個中國花瓶和花束。在不同日期裡收到的物品清單如下：“三雙金字塔牌新襪子”“半打同一牌子的新手帕”“一支埃斯特布羅克牌新自來水筆”“一瓶“派克”藍墨水”“一本格紙”“一瓶“4711”香水”“一瓶3盎司裝默裡牌洗發水”“一瓶防腐漱口液”“六小袋肯普博士牌牙粉”“三塊“羅伊特”香型香皂”“一瓷罐鄉村乾草牌滑石香粉”“一把不鏽鋼刮胡刀（盒上的牌子是“費加羅”）及肥皂刷”“三卷斯科特牌衛生紙”1933年10月14日，堂娜·芙洛拉第一次出庭作證時承認送過東西，當時奧利韋裡奧還沒有要求將出入登記簿列入檔案。“證人說，有幾天她們從家裡往監獄給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送過飯和其他東西以及個人生活衛生所必需的用品。但從昨天起已經停止不送了，原因是當局通知禁止送東西。”“證人說，她這樣做是因為她認為逮捕年輕的卡斯塔涅達是不公正的，現在仍然這樣認為。卡斯塔涅達是個高尚的人，作風良好，無端羈押給他造成無可彌補的精神上的傷害。”究竟是怎樣停止送東西的呢？原因是什麼？1933年10月27日，阿納斯塔西奧·J·奧蒂斯上尉在前麵引用過的證詞中是這樣說的：“孔特雷拉斯一家堅持幫助犯人，每天按時送飯和其他物品，出於對她們的尊重，我授權第21監獄監獄長放她們進去，但事先要進行檢查。甚至允許她們帶進花束，這是非同一般的。”“但是，10月13日下午，監獄長給省軍區司令部打來電話，向我報告說，監獄門口停著一輛馬車，車上裝著兩隻大箱子，一隻帶鏡子的小櫃子，還有一張大理石的桌子，是從孔特雷拉斯家拉來的，都是給犯人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的。這一情況，我隻好向在馬那瓜的上司請示。上司的命令非常堅決，不僅要把拉家具的車打發回去，而且從今往後禁止送飯、鮮花和香水。”“命令下達後，犯人威脅說要“罷洗”，果然，一連兩三天他不洗澡，不刮胡子，不換衣服，隻穿襯衣，這些報紙上都有報道。可是，後來他本人又自動地結束了這場很特彆的罷洗。”1933年10月25日，《記事報》在第一版發表了記者羅薩利奧·烏蘇盧特蘭的通訊《無風不起浪》，為配合這篇通訊，還冒冒失失地刊出堂娜·芙洛拉的照片。為此記者被報社解雇。讀者已經看到，這篇報道在萊昂市鬨得滿城風雨，引起社會上極大的轟動。此事後麵會詳談。儘管羅薩利奧在報道中使用了虛構的人名，但使用的某些素材卻是眾所周知的，例如堂娜·芙洛拉和她女兒反對逮捕卡斯塔涅達，兩個人往監獄裡送鮮花、香水以及其他東西。雖說他出於不慎發表了堂娜·芙洛拉的照片，但是，更為嚴重的是這場轟動是由另外的原因引起的。他竟敢把從“長舌桌”這種悄悄議論的場所流傳出來的桃色事件的推測和流言當作新聞發表出來。烏蘇盧特蘭為了給自己的行為辯護，又寫了一篇文章，而《記事報》不肯刊登，《中美洲人報》也不願發表。首都的《新新聞報》1933年10月29日卻把它刊登出來了。《新新聞報》派往萊昂報道審訊情況的記者、詩人馬諾洛·誇德拉把那篇稿子寄到馬那瓜，在文章的前麵還加上一個簡短的說明，表示支持，稱讚他的同行甘冒入獄危險，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文章的題目是：《我的自我辯護：公眾傳聞的價值》。“根據1894刑法的有關規定，當公眾中傳聞要發生一次或一連串犯罪行為時，代表法律尊嚴的法官有權立案審查。這是有道理的。自從堂·卡門·孔特雷拉斯逝世之後，傳聞在以往平靜的萊昂市好似乾燥的火藥一樣燃燒起來。”“傳言隨風飄開，而且還在擴散。傳言可以觸及，可以用刀子將它斬斷。如果你到大街上去，遠遠地看見兩個人在街角或門前悄悄說話，你就會知道他們在談論堂·卡門的死因以及在他以前一連串人的死因。但是也有許多人推測在神秘的暴卒背後存在著或者可能存在著感情的悲劇：受到壓抑的曖昧關係、不幸的爭風吃醋……就這樣，傳言揚起千百個手指，指出某某人，指出某人內心的不快，而時至今日這些人和事還被蒙上一層不大厚實的秘而不宣的麵紗。”“對於這些在冷飲店、台球室、酒館、鬥雞場、藥店、小百貨店、火車站，甚至教堂裡公開傳播的東西，記者應該保持沉默，還是保護讀者通過報刊了解真相的權利呢？對於那些不厭其詳地口口相傳，連趕車的、剃頭的、搬行李的、賣東西的、辦公樓前看門的都在議論紛紛的東西，難道要閉口不談，不準記者做善意報道嗎？”“保持沉默，好吧。要記者閉口不談的正是那些今天受到侵犯的闊佬兒們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事情。當他們前往社交俱樂部參加晚間聚會的時候，對這些事情津津樂道，一再重複。閉口不談——不過是要我閉口不談而已——的正是他們在貴族沙龍裡議論的話題，而他們的議論於人毫無教益。堵住我的嘴，這才是你們乾下的醜事，先生們，你們不顧廉恥地懲罰我，不過是因為我把某些事實擺到桌麵上來，而這些事實絕非筆者的杜撰！”“如今，我那篇報道受到非難，甚至有人對我以革職相威脅——有人說也許會把我關進監獄——而我在報道中不過是說明了公眾傳言的力量。法官在立案審查時，不惜將那篇報道拿過去，以便開始調查罪行。是否會有人由於沒有掌握更多的證據，出於嫉妒要對那篇報道橫加指責呢？不，更確切地說，人們隻會稱讚那篇報道。”“由於職業的關係，孔特雷拉斯先生在家中去世那天我親臨現場，親眼目睹了現場的情景。然後，我用筆寫出來，並且和其他的看法、議論以及披露的材料聯係起來。披露者使用化名，但這並不影響材料的有效性。為了慎重起見，我給這些材料穿上了一件虛構姓名的仁慈的外衣。披露的材料是大量的，各種推測不計其數。全市所有居民、所有社會階級、甚至天真的小學生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圍繞這件著名的案子流傳的各種故事。太下流了，是的，我不否認。但是，下流的不是我手中的筆，而是本案中各位主角的行為。”在談到公眾傳言的力量時，羅薩利奧·烏蘇盧特蘭並沒有撒謊。其他出版物也在談論這一話題，讀者還會看到。整整一天，直到深更半夜，流言傳遍萊昂城。在所有公共場所，人們聚成一個個小組，對最近發生的事及其情感背景議論紛紛。在事主家左近的邊道上人群麇集，惹得大都旅館的老板堂·洛倫索·蘇格拉涅斯大發怨言。他在寫給警方的申述中表示，這樣亂糟糟的秩序隻會影響交通安全和顧客的安定。法院門前、法官家門對麵以及第21監獄的大門口變成了人們收集和傳播流言和新聞的場所。大約下午6點鐘，裝著死者內臟的藥瓶從聖維森特醫院的停屍房送往藥物係化驗室進行化驗時，在大學周圍擠得人山人海。不到一小時後，堂娜·芙洛拉·德·孔特雷拉斯親自起草了緊急電報，要求釋放奧利韋裡奧·卡斯塔涅達。1933年10月17日，她本人又在致國民警衛隊司令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加西亞將軍的信件中取消了上述要求。“前者因悲慟過度未及想到會有罪犯插手如今為不妨礙法院查明外子及小女死因特請您協助撤銷日前要求釋放犯人之電報”“孔特雷拉斯遺孀芙洛拉敬上”據女仆雷蒂西婭·奧索裡奧在1933年10月19日作證時回憶，瑪麗婭·德爾·碧拉爾泣不成聲，兩次從她母親手中奪走電報，撕得粉碎。她母親隻好重寫兩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