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一九年的聖誕是個星期六，布蘭斯比先生宣布本學期將在節前的星期二正式結束。那天下午，我帶著埃德加·愛倫回到了倫敦，我們在南安普頓大街他養父母的家裡過了一夜。愛倫太太是個有點神經質、情緒飄忽不定的女人，還有點疑神疑鬼，對埃德加忽冷忽熱。傍晚的時候，愛倫先生下班回家了。他神情凝重，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與他們相比，埃德加顯得充滿智慧和活力，簡直就像粉筆和奶酪一樣截然不同。“要是你們去切爾滕納姆的話，”吃飯的時候，愛倫太太用她那尖細飄搖的聲音說道，“那一定得住斯泰爾斯飯店。親愛的，還記得嗎？”她轉而對丈夫說，“那裡的人真的很熱情。”“可他們不去切爾滕納姆。”愛倫先生答道。接下來餐桌上一片沉默，隻聽得到仆人的腳步聲。我原本一直以為是查理需要埃德加做伴，現在回想起埃德加說這件事時的迫切語氣，我開始懷疑事實其實是反過來的。吃完飯，愛倫先生聲稱要計算賬目，進了房間。愛倫太太在起居室裡跟埃德加玩牌。一邊玩，一邊喋喋不休地議論著家人和朋友，還有她對故鄉弗吉尼亞州裡士滿的思念、對暈船的恐懼，以及身上疾病的數量和性質——最後一點似乎連她的護士都漠不關心。喝完茶，我找了個機會出門逛逛。我就像個多愁善感的傻瓜，不知不覺地走到了拉塞爾廣場，駐足在弗蘭特一家原先住的房子外麵的人行道上。門裡掛著個燈籠，燈光透過百葉窗照出來。我突然覺得自己無比愚蠢，於是趕緊離開，似乎走得越快，就越能把我的愚蠢拋在腦後。最後，我跑到了蘭博康都街上的一家酒館，在裡麵待了四十分鐘，又是抽煙又是喝白蘭地。其間那個念頭一直在腦中，就像被夾子夾住的老鼠：明天就要見到她了。我步行回到愛倫家，輾轉難眠。人的腦子真是個頑固的東西。等我醒過來，意識到在夢裡幻燈片般反複顯現的是弗洛拉·卡斯沃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