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也許是目前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但它周圍全是村莊——因為曆史和地理因緣湊在一起，卻各自保留著獨特的個性。即便是在新建的城區，這一模式也還在複製著：人群湧入村莊，害怕大都會。我從街名目錄裡查到蘭伯特寓所位於托特納姆宮路西邊錯綜複雜的街巷中，距離馬加利特大街和聖賈爾斯貧民窟都不遠。我在濃霧中走到了那裡。血色的太陽掛在天邊，試圖驅散昏暗，但微弱的光線僅能照亮四周。我還沒完全從昨天的創傷中恢複過來，時不時地錯以為自己徘徊在海市蜃樓，而不是真磚實瓦建成的城市當中。我的精神還被在女王大街上遭到攻擊的陰影所籠罩，一點風吹草動都讓我驚恐不安。越是接近目的地，這個地區的危險本質就越發明顯。瑪格麗特大街上住的都是紳士，街區自然也呈現出相似的氣質。貧民窟裡充滿資本所能孕育的邪惡和貧窮的代表，這些給聖賈爾斯蓋上了無法抹去的印記。不過蘭伯特寓所一帶又稍顯不同——這裡安靜、雅致，沒有小商小販和街頭藝人。這條街是個死胡同，沿街有十二棟小房子和一家連通兩條平行的大馬路的馬車房。我敲響了九號的門，開門的是一個小個子女人，一臉疲憊，懷裡抱著個孩子，還有兩個小孩扯著她的裙子。我問她有沒有見過坡先生，女人搖搖頭，這時懷裡的嬰兒哇地哭了起來。我說我的這位朋友身材挺拔，可能因為牙疼遮住了臉。“你早說啊！”她責備道，“你找的是朗斯塔夫先生。”她轉過頭去叫道，“瑪蒂爾達！”然後退後兩步把我讓進屋。我走進去，看到門廊儘頭的一扇門開了，走出一個老女人。“這位先生要找朗斯塔夫先生。”年輕女人拽著自己的孩子往樓梯走，“要是你能問一下他上星期的房租什麼時候交就再好不過了，瑪蒂爾達。我不能總跟賣肉的開空頭支票。”“我會跟他說的。”老婦人聲音嘶啞，她抬頭看了看我，口氣禮貌地低聲喃喃道，“您來得真巧，先生……朗斯塔夫先生正好在屋裡呢。請這邊走。”我跟著她走進裡麵一間衝著院子的房間。窗邊的高背扶手椅上坐著個人，看上去比為我帶路的老婦人還要矮小。椅子用鐵條固定在地板上。我一進去，他就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我發現他比老婦人要年輕得多，個子不高，寬肩膀，駝背，一條腿長一條腿短。他給人一種身體傾斜的感覺，像走在陡坡上似的。“你好，先生，不論你想對你的牙齒做點什麼，我都能辦到。”他語速很快，“殺死神經、補牙、拔牙，技術高超、手法敏捷，讓你感覺不到疼痛。不過，我最拿手的還是植牙，先生……我師從亨特先生，是有他的授權的。我隻用從活體上取下的牙齒，先生，絕不使用死屍的牙齒，有很多無良牙醫就是這麼騙人的。怎麼樣？我還可以給您做一套假牙，幾十年都用不壞，保證讓你的嘴變得更漂亮，說話更清晰。我用的是貝殼、銀，還有時下最好的漆包銅，先生。不過我更推薦海象牙或者人牙，它們比起其他材質更不容易變色。”朗斯塔夫先生一邊連珠炮似的說著，一邊走近了我——靠得非常近。他顫抖著戴上一副鏡片有一便士硬幣那麼厚的眼鏡，死死地盯著我的嘴。“請張開嘴，先生。”“我不是來看牙的，”我說，“我來是向你打聽一個朋友的，你可能給他看過牙。”“那個拔牙的先生。”老婦人大聲喊道，我立刻意識到這些天他都沒接待過其他病人，“你記得的。”“他有沒有告訴你他叫什麼？”我問，“我還不確定你們說的那個人是不是我的朋友。”“我不知道他叫什麼。”我轉身問那個老婦人。“你呢，夫人？你記得他的長相嗎？”她突然大笑起來，露出一口整齊的假牙，估計是用象牙做的。“上帝保佑您，先生，如今我眼神不太好。”她衝我抬起頭，從窗戶透進的光線照在她的臉上，我一下子就明白她的意思了。她的眼睛混沌無神，完全不同於正常人那種如一汪清泉般的雙眼。我轉過身，輪流看看兩個人，沮喪感在加劇。“或許你們能形容一下他的聲音？”男人聳聳肩，不過婦人用力地點了點頭。“聲音很深沉。有點愛爾蘭口音，聽久了又感覺像是西區的紳士。不過我也不確定，因為絕大多數時候聽不太清。”“沒錯，媽媽，是牙疼的緣故。”牙醫竊笑道，“拔完牙他也沒工夫聊天，因為嘴裡含著血水呢。”“不過他動作不太靈敏。”牙醫的媽媽補充道，“來這兒的人大多走得飛快。上帝保佑他們，先生。病人們都太害怕了，我們隻好把他們綁在椅子上。等解開皮帶時，他們一個個就像兔子一樣逃得飛快。”“要是你知道他住在哪兒的話，麻煩把這個包帶給他。”牙醫說。“這是他的包嗎，先生？”“他帶了好幾個包，可是走的時候太匆忙了，落了一個。”“他哭了——”老婦人插嘴道，但馬上被打斷了。“噓，媽媽。”牙醫轉身看向我，然後再次喋喋不休，“先生，以我的專業經驗，即便是技巧最為高超的執照醫生，也偶爾會給病人造成一些疼痛。鴉片酊和白蘭地能適當減輕疼痛，但也不是萬能的靈藥。而拔智齒是尤其疼痛的手術，後齒無疑是最難拔的。”我被他說得牙都隱隱疼了起來。“先生，不介意的話，我想拿我朋友的包去找他。”“那你真是幫了我們一個大忙了，先生。”牙醫高興地說。“不過您得給我們寫張收條。”老婦人尖聲說道，令人不安的眼球對著我。“當然，夫人。”我拿出記事本，寫了一張收條。同時牙醫從門後的掛鉤上拿下那個背包。一個棕色皮包，破破爛爛的，肩帶壞了，用一根繩子捆著。牙醫再次請求我考慮一下是否需要治牙，甚至提出可以為我做一次檢查——現場做，免費的。我趕緊拒絕，匆匆離開了。我快步走進夏洛特大街的一家酒館，找了個位置，點了杯啤酒。等女招待一走開我就開始解書包的繩子。我的手凍僵了，繩結又很牢，終於我失去了耐性，掏出小折刀割斷了它。此時外麵的濃霧倒真是我腦子裡的真實寫照。我打開書包掀蓋，看到的第一樣東西是包蓋裡麵用墨水筆寫的“大衛·坡”。字跡褪了色，像乾了的血跡。我把書包裡的東西倒在乾淨的桌麵上，用手指撥了撥——一個裝過白蘭地的小酒瓶，一件質地不錯但臟兮兮的襯衫，一條同樣肮臟的圍巾和一隻皮質雪茄盒。我打開盒子，把裡麵的東西倒出來。我一邊檢查一邊思索著，發現似乎每次我的設想變為事實的時候，若再進一步探索，就又會退回到假設範疇。我期待著確定，期待著無可爭辯的事實。然而現在雖說有這種可能，但依舊無法斷定牙醫的病人就是那個美國人，大衛·坡。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就沒什麼理由懷疑在惠靈頓彆墅死掉的那個人不是亨利·弗蘭特了。不過這個推斷就像蒲公英一樣脆弱，隻要一口氣就能徹底摧毀。這時，從我身後傳來倒吸一口氣的聲音。我趕忙回過頭，看到是女招待給我端來了啤酒。她手上的盤子在抖，她沒有看我，而是盯著桌上的東西。接下來的一刻我展現出異乎常人的清醒，瞬間看清了形勢——我的大腦飛速運轉，在一瞬間完成了平時可能需要一分鐘、一小時甚至一天時間的思考活動。“我是醫學院的學生。”我說道，“你看什麼呢？這隻不過是教授借給我的一個‘死人手指的標本’（原文為拉丁語。）。要是你不想被解雇的話，當心彆把啤酒灑在上麵了。”我拿圍巾蓋住了它——非常自然，就像是為了給她騰地方放托盤而不至於把酒灑出來一樣。女孩笑了，還是有點緊張，不過那幾個拉丁語專業術語顯然打消了她的驚恐。可惜儘管我一再警告，還是有幾滴啤酒灑在了桌子上。她趕緊掩住嘴，低聲說了句抱歉，跑掉了。我喝了一大口啤酒。等剩下我一個人，周圍也沒人會看到的時候，我才挪開了圍巾。這玩意兒整體是土黃色的，有些鐵鏽色的點。一頭是長長的指甲，上麵沾著像是墨水的汙漬。願望的可怕之處在於它們有時還真能實現。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不管我如何追究都不會是幻想的東西了，我終於找到了無可爭辯的事實。可這時我卻真心希望這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