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星期天下午，黑腳河畔，阿納康達公司一處伐木營地的工棚內，他第一次真正地引起了我的關注。正值夏日午後，悶熱的工棚內半明半暗，他、我和另外幾人躺在各自的鋪位上看著書。其餘的人一直在說話，但我選擇完全忽略。從幾分鐘後發生的事情來看，他們談論的話題正是這家公司。而我對此充耳不聞，大概是因為對那幾個伐木工的習慣性抱怨習以為常：這家公司徹頭徹尾地控製著大家；它把持了蒙大拿州，控製著新聞媒體、布道牧師等等；夥食糟糕透頂；薪水也好不到哪裡去；小賣部抬高定價，而大家隻能在此購買，難道在茫茫森林裡還有彆的購物地嗎？公司就這樣又把大家的薪水收了回去。他們正在議論的一定是這類話題，因為突然之間，我聽見他冷不丁地說道：“閉嘴，你們這幫無能的雜種。如果沒有這家公司，你們一個個都得餓死。”乍聽之下，我拿不太準，自己竟聽到了這樣的話，或者他竟說出了這樣的話，但那番話確實是他說的。這樣一來，工棚裡變得鴉雀無聲，每個人都注視著他鋪位上那張瘦小的臉、那顆碩大的腦袋和用單隻手肘放在前側支撐的那副龐大身板。轉瞬之間，起了一陣躁動，躁動的人先後走到了陽光明媚的門外。竟然沒有人出聲反駁，在這個伐木營地，他們可全是些大個子。我躺在鋪位上，意識到這並不是自己第一次關注到他。例如，我已經知道他名叫吉姆·格裡爾森，我還知道他信仰社會主義，認為尤金·德布茲（尤金·德布茲（1855—1926）：美國社會主義者、勞工組織領袖、世界產業工人組織創始人之一。——譯者注）性格軟弱。也許他比營地裡的任何人都討厭伐木公司，但他對這些人的厭惡，超過了他對公司的反感。我還清楚，自己早就注意到了他，因為就在我盤算著與他打上一架會是什麼結果時，我發現答案已經不言自明。據我估算，他的體重在85公斤左右，至少比我重15公斤，不過我自忖比他訓練有素，隻要能挺住頭十分鐘，應該可以將他降伏。我也思量過，自己也許根本挺不過頭十分鐘。我沒有繼續看書，而是躺在鋪位上，琢磨著這個有趣的問題。我終於饒有興趣地意識到，早在對他有所關注之前，我就掂量過跟他打上一架有多大勝算。差不多從見到吉姆那一刻開始，我就覺得受到了威脅，顯然，其他人也有這種感受。隨後，我對他的認識越發清晰，所有關於他的念頭始終圍繞著這個問題：“他贏還是我贏？”除我之外，他已經搞定了整間工棚，此刻，睡在鋪位上的他躺臥不寧，我的在場讓他感到很不自在。我撐了一會兒，表明自己有權不走，但已經無法繼續，棚子裡也好像變得愈加悶熱。我把自己強行留下來的種種後果權衡一番之後，從鋪位上爬了起來。當我慢慢走出工棚時，他正在鋪位上一邊翻身一邊歎氣。夏末，回校上學之前，我對吉姆有了更多了解，實際上，他和我已經達成一致，來年夏天搭手乾活兒。很快就可以看出，他是全營地最好的伐木工。他對鋸子和斧頭極其在行，乾活兒的速度算得上威猛無比。我記得當時是1927年，還沒有鏈鋸之類的工具，正如現在不可能有沿黑腳河一字排開的伐木營地或者工棚，儘管那個地方現在仍有很多伐木的活兒。現在所用的單人鏈鋸由輕便的高速馬達予以帶動，掌鋸工均已結婚，並與家人同住，有的遠在米蘇拉居住，上下工往返需要駕車一百六十多公裡。可在伐木營地時代，人們乾活兒主要靠堪稱美妙之物的雙人式拉鋸，而全營地報酬拿得最高的，往往是把鋸子挫磨得鋒利無比、調試得最為精準的那個人。兩個人組合拉鋸，要麼拿基本工資，要麼按件計酬勞。表示“計件”的“gyppo”這個詞不太中聽（“gyppo”一詞詞源不明，一說源自希臘語，意為“禿鷲”，也有人認為衍自“gypsy”（吉卜賽）一詞，二者均含“精明”“攫取”之意。——譯者注），可用作名詞或動詞，意指某人單日內根據伐木的千板英尺（千板英尺是美國與加拿大常用的木材計量單位，表示1英尺長、1英尺寬、1000英寸高的木板的體積。——編者注）而取酬。當然，隻有當你覺得這樣的報酬能夠高於固定薪水時，你才會選擇計件方式。如前所言，吉姆已經說服了我，要我在來年夏天與他搭手做計件，好好地掙上一筆。毫無疑問，我答應的時候有些惴惴不安，但我當時已考上研究生院，財務自擔，急需一大筆錢。再說，受到全營地最好的掌鋸工的邀請，我覺得這算是對自己實力的一種讚賞。不過，要得到真正的讚賞，尚且任重道遠呢。我還覺得，那是對自己的挑戰。伐木營地是森林和勞動人民的世界，這裡充滿了挑戰，如果有人打算在挑戰麵前避而遠之，那他最好彆進入森林。事實上還有一點，我樂意跟隨他——他比我大三歲，這樣的差異有時候顯得非同小可，他對各種生活都已經有所見識，而我作為長老會牧師的兒子，對此完全沒有切身體會。那個夏天，突然了解到很多跟他有關的信息，於是我打定主意，來年夏天和他搭手做計件掙大錢。他告訴我，他是蘇格蘭後裔，這一點早在我的意料之中，且讓我倆搭檔的想法更加穩固。他說他在達科他地區長大，父親是個（我將原話引述）“蘇格蘭龜孫子”，自己十四歲時被他趕出家門，此後一直獨立為生。他告訴我，乾活兒隻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隻在夏季乾活兒，其他時候，他身上的文化秉性在某種程度上占了上風。整個冬天，他會貓在某個小鎮，鎮上的卡內基公共圖書館的條件相當不錯，辦理借閱卡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之後，他會設法找一個不錯的妓女，如此一來，他整個冬天要做的就是讀書和拉皮條這兩件事兒——或者順序應該顛倒一下。他說，總體而言，他喜歡跟南方妓女打交道；他說，南方妓女整體上“更有詩意”；我後來才逐漸明白他這個說法的內中含義。那年秋天，我開始了研究生生活，日子很難熬，並不會因為想到來年夏天我要與那個“蘇格蘭龜孫子”的直係後裔隔鋸對坐而變得輕鬆。但他拖到六月底才終於露了麵，隻見他坐在我對麵的一根木頭上，一身穿戴像極了伐木工中的百萬富翁。他全身穿的都是羊毛製品——價格不菲的“黑色守望”花格襯衫、灰色鹿皮短褲、嶄新而好看的伐木靴，靴幫上方露出兩三厘米的白色短襪。就基本的經濟模式和生態模式而言，伐木工和牛仔存在許多共同點。每到年底，如果入不敷出，他們會儘量精打細算。如果運氣好，未曾遭遇疾病之類，他們會拿出足夠的錢，每天醉上三四回，還要買一身新衣服。他們穿的衣服都很值錢。他們會說，自己四處遭到盤剝——也許吧——但既用於乾活兒又應對天氣的著裝不能太過寒磣。對伐木工和牛仔來說，穿戴的核心在於靴子，這往往要耗去幾個月的積蓄。吉姆腳上穿的靴子是“伐木工懷特”的產品，我記得這家公司位於斯波坎，它會留存顧客的姓名和尺碼。這個牌子的靴子很不錯，不過，其他產品也很棒——必須如此吧。國內其他地方的品牌有巴斯、伯格曼、齊佩瓦等，但在我記憶中，西北地區的伐木工大多穿著斯波坎的產品。牛仔們穿的靴子主要用於騎馬和驅趕牛群，而伐木工的靴子主要用來跟原木打交道。吉姆那雙靴子的鞋幫高達15厘米，不過有些型號的鞋幫更高。吉姆就喜歡這一類伐木靴，腳踝要有足夠的支撐，卻又絕不使用綁帶；靴子的前端沒有加厚層，十分柔軟，塗上牛蹄油便能適度防水；靴子的形狀適合移攆原木；高足背可與原木貼合，高鞋跟與之相配。鞋跟高度不如牛仔靴，但更有韌性，因為這樣的靴子還要用於行走；實際上，它們都是很好的步行鞋——適度的高跟讓人在正常站立時略微前傾，產生被往前推的感覺——這種感覺正是他們的標誌。吉姆坐在那裡，右腿搭在左膝上抖動著。很多東西他都用腳來表達，隻見他照著我屁股下那根原木狠狠地踢去，樹乾上隨即留下一道印子。伐木靴的靴底精心排列著深溝和倒刺，像極了“一戰”的戰場。對伐木工來說，如此精心排列是為了移攆原木。如此巧妙設計的精髓是那些防滑刺，伐木工們稱之為“防滑齒”；一道道防滑刺長而銳利，足可踩住剝得溜光的原木，也有足夠韌性，能踩住已經脫皮的枯樹。當然，一道道防滑刺可能會伸出鞋邊，造成顛簸或把人絆住，於是鞋底邊緣設計了一排堅硬的平頭釘，足尖部位多達四五排。鞋底中間部分就像是防滑刺形成的戰場，側麵各有兩道防滑刺，其中一道延伸至足背，便於橫著跳上原木時能穩定抓牢。確實，這樣的設計雖然略顯原始，但樣子非常漂亮，而且用處很多，例如，當兩個伐木工打架時，若一方倒地，另一方幾乎肯定會用靴子加以踢踹。這叫作“來點兒皮實的”，伐木工如果遭此下場，會好長一段時間乾不了活，而且再也神氣不起來。吉姆每次重重地踢踹我身邊的原木時，我都要從臉上抹下幾小塊樹皮碴兒。就在我倆交往的這一係列小插曲中，我發現與去年剛認識他時相比，他的臉龐變大了不少。從去年開始，我就記得他身板寬闊，腦袋碩大，麵龐窄小，緊縮得像一隻拳頭；有時我甚至會暗想，他這隻拳頭揮出的力度可不比他真正的拳頭大。但在此刻，他悠閒地坐著，一邊閒聊拉皮條的經曆，一邊把樹皮碴兒濺到我的臉上，他看上去，鼻高眼大，長相帥氣。顯然他喜愛拉皮條——每年至少拉上四至五個月的皮條——尤其喜歡在自己的地盤充當保鏢，可他說，即便如此，仍很無聊。他說他喜歡再次回到森林的感覺，與我相見的感覺很不錯——他確實是這麼說的；再次投入工作的感覺很不錯——這句話他說了好幾遍。這一切都發生在頭三四天的時間裡。一開始的氣氛很融洽，相互坦誠，經過冬天後，我們都變柔軟了。同時，吉姆一直在給我上拉皮條的課程。與一般人想象的不同，拉皮條的過程比較複雜。除了挑選妓女（大個子，南方人，也就是要“有詩意”）、哄她開心（下午要帶她去碧玉劇場）、招攬顧客（訪遍了整個森林你數得出名號的瑞典人、芬蘭人和法裔加拿大人），你還得販賣私酒（當時仍處於禁酒時期）、搞定警察（這是常事兒）、自任保鏢（這給整個過程帶入了一點兒體育競技的味道）。一連數天，每小時的休息時間裡都要談到這個話題，不過似乎誰都沒有興趣提及社會主義。在我看來，開始討厭某人的初始階段就是無話可說。他喜歡大個頭的南方女人，我當時覺得那跟我沒有半毛錢的關係。再說，我們都在一點點地進入狀態。我們逐漸不再需要休息時間，隻在午飯時休息半個小時，而且趁此用金剛砂石打磨斧子。漸漸地，我們不再說話，而沉默是友情的大敵；回到營地後，我們就各走各的路，整整一個星期，我們相互沒再說過一句話。當然，這本身不一定就是惡兆。很多拉鋸組合乾活時都默不作聲，因為他們本身就是那樣的人，當然，也因為沒有人能夠一邊說話一邊計算千板英尺的數量。有些拉鋸組合甚至彼此生厭，那樣的情形頗像過去的紐約凱爾特人籃球隊，隊員們無須眼看也能知道彼此的動作軌跡。不過，我們的沉默與之不同。我們之間的沉默與效率和高產無關。當他打破沉默，問我要不要將鋸子從6英寸換至7英寸時，我才明白自己拉鋸是為了生存。對我們要鋸的東西而言，6英寸的鋸條已經足夠長了，若再增加長度，那隻意味著我要推拉更長的距離。天氣漸熱，那天乾完活回到營地時，我覺得身體有些不太舒服。我從自己的粗呢袋子裡翻出乾淨的內衣褲、白色襪子和一塊肥皂，來到了溪邊。洗完澡，我在岸邊坐下來，讓身上自然風乾，那樣我會覺得舒服許多。這是我在林務局做事的第一年就學到的一條法則——如果身體疲憊、心情沮喪，保持潔淨會讓你感覺舒服很多，至少可以換換襪子。周末，洗衣服要花掉我很長的時間。我洗得很仔細，因為我希望把它們晾曬到灌木叢上時，它們是白白淨淨的，而不是略顯灰色。當時，我隻能首先依賴潔淨這樣的家庭偏方。有一段時間，我試圖從諺語中尋找安慰，儘量找個理由，將責任歸咎到自己身上。整個冬天，我都有一種清晰的認知，類似的事情早晚要來。現在，我儘可能地泰然處之，在心裡對自己說：“行了，夥計，既然要逗貓，就得準備讓貓抓。”可是，等你真被貓抓之後，諺語沒有任何安慰作用。不過，那些關於自我的畫麵，以及正在發生的事情，都漸漸地從我頭腦裡消失了，左右我思緒的，變成了他。在這樣的思緒——有一部分就發生在白天——中，我不斷地拉著鋸子，他在鋸子的那一頭顯得越來越大，但麵龐越來越小——也越來越近——直至最後，它一定是從鋸開的原木口子裡，沿著鋸條步步緊逼，鑽進了我的思緒。那張臉有時候湊得極近，我竟能看清它變小的過程，那張臉以鼻子為中心而扭曲壓縮，變小到一定程度時，我會努力從思慮中清醒過來，擺脫這一切。疲乏的後期，沒有了沉思——或者昏昏欲睡——隻是持續地感到口渴，以及一連串經常被忽視的低層次生理需求。一整夜，歎氣聲、呼嚕聲、肚子的咕咕聲接連不斷，大家上床且已入睡約一小時後，有人試圖與同性發生關係，不過總不成功，如果我記錄的數據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話。工棚內幾乎一片寂靜。突然，有人從鋪位上蹦起，一邊毆打另一個人，一邊低聲說道：“好你個下流胚！”他會用又快又狠的四五記重拳猛擊對方。另一個人一直沒有還手。相反，他儘量悄無聲息地回到自己的鋪位，聽得出步履憂傷。還不到深夜，連想著天明都顯得太早。我靜靜地躺在那裡，挨過無數個小時，感覺好像頭一天花了一整天時間喝鍍鋅桶裡的水——到後來，一想到水，就想到了鍍鋅味兒。如此熬過兩三個夜晚之後，你才慢慢明白，自己不能被擊垮。也許你成不了贏家，但卻不能被擊垮。關於伐木，我不想說得過於技術化，但我必須讓你知曉，白天是個什麼樣的狀況，我得讓你明白，在我們設法求生的過程中，林子裡會發生什麼事情。吉姆的節奏會要我的命——到頭來也會要了他的命，不過首先會要我的命。因此，大體而言，問題就變成了如何打亂他的節奏，還不讓他發現，因為與鋸子另一端的“傑克·登普西”（傑克·登普西是美國知名的重量級拳擊冠軍。——編者注）共事已有一個星期，我知道他要是對我揮上一拳，我根本不會有任何勝算。然而，我要是膽敢叫他把鋸木活兒變得輕鬆一點兒，恐怕早就挨上他的拳頭了。你要感覺不到這一點，那就不算是個伐木工。森林和下力漢的世界完全由三樣東西構成——乾活、打架、耍女人，一個地道的伐木工人必須對這三樣東西得心應手。不過，如果可以選擇，他不可能繼續做一個伐木工，被這種苦活兒拖死。我要是求他在鋸木上放我一馬，我也有可能已經卷鋪蓋走人了。於是，趁著還沒開始砍倒樹木，我就千方百計打亂吉姆的節奏。開始鋸木之前，掌鋸工往往要清除一定數量的雜草，也就是用斧子砍去那些妨礙鋸木的灌木和矮小短葉鬆。我覺得，就天性而言，我砍除的雜草多過吉姆，至此我更是膽大妄為，儘量多砍，而這讓他大為光火，在這個伐木季的開始階段，我們還相互說話時，他就為此訓斥過我。“嘿，”他說道，“你這哪是在做計件。鋸的隻要不是木頭，你就賺不了錢。你這是收拾花園，無論你乾到什麼時候都沒有人給你付錢。”他會走到一處鋸口，那兒要是有矮小短葉鬆礙事，他會將鬆樹折斷，一邊用腳踩住一邊開始鋸木，他在越橘樹叢中橫衝直撞。即使灌叢妨礙他鋸木，他也絲毫不會在乎。他隻會拉得愈加起勁。就拉鋸這件大事來說，如果雙方拉出了節奏，那會是一個漂亮的場麵——你有時會忘掉自己在做什麼事情，一心隻有抽象的動作和力量。可如果鋸子拉得沒有節奏，哪怕隻是短短一瞬，那也會讓人大傷腦筋——也許遠不止於此。就連你的心臟似乎都無法正常跳動。當然，吉姆一開始快速且長距離——即便對他自己來說，也推得太快太長——推鋸，令我一個趔趄坐到地上時，我們就連基本的節奏也找不到了。多數時候我能跟上他的拉鋸；我必須跟上，但我會挑選時機，在把鋸子朝向自己一側拉回時，刻意拉得慢一點兒，或者長度不夠。隻需稍稍打亂一下節奏，不至於做得過於顯眼而招來他的嗬斥，但又讓他明白我的意圖。為了確保他已經明白，我會一下子拉回他的節奏。我再介紹一個小花招，那是我的發明，指望不時地消一消腎上腺素，從而殺一殺吉姆的威風。伐木工有很多細微但幾乎算是神聖的工作規則，目的是為了發揮團隊作用，我會不時破壞一兩樣規則，但絕不再多。例如，要鋸斷一根倒地原木，而原木發生彎折，或者夾住鋸條時，就需要用一塊楔子來撐開鋸口，讓鋸條推拉順暢，而楔子往往放在吉姆那一側，那麼我就無須越過原木夠到楔子，再把它卡進鋸口。操鋸工可不會浪費時間來搞阿方斯-加斯頓式的相互謙讓（阿方斯和加斯頓是美國一連環漫畫的兩名主角，其特征是極其禮貌、謙讓。——編者注）；在你這邊就是你的事情，這是規則。但我會不時地伸手去碰楔子，我們的鼻尖就要碰到一起時，兩人便僵在那裡怒目而視。這樣的場麵，猶如早期電影的近景照。末了，我會看著彆處，仿佛我的頭腦裡壓根兒沒有楔子這個念頭。你放心，儘管我伸出了手，但從未首先觸碰過它。想到自己的一些行為正在他的身上起作用，多數時間我會覺得寬慰不已。應該說，我也琢磨過，這種隻求自己獲得寬慰的行為是否不好，即便如此，我也隻管不停地重複著自認為充滿敵意的舉動。不過，從其他伐木工的反應來看，我的行為確實是一種挑釁。他們一致認為，我和吉姆將大打出手。他們還給我無聲的鼓勵，也許是因為他們不必親自與他交手了。早上出門上工的路上，其中一個低聲對我說：“總有一天，那個龜孫子進了樹林，就再也不會回來。”我覺得，他這麼說的意思，是我可以在原木向他倒下的時候，忘了大吼一聲：“倒下來了！”實際上，我早有了這樣的想法。另一個好情況是，他在討要早餐煎餅時，與廚師負責人大吵了一架。這聽起來有點兒瘋狂，因為任何人隻要稍明事理就應該知道，掌管伐木營的人是廚師頭兒。正如伐木工們所說，他是個“金寶卵”（此處的原文為“the guy with the goldeicles”。——編者注）。要是某個伐木工在用餐時因為餐桌惡習而招致他的厭惡，這位廚師就會找到林區工頭，那麼這位伐木工就得卷鋪蓋走人。但這一次，吉姆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大吵一架之後並沒有人滾蛋，而我們每天早餐還吃上了兩至三種煎餅，此前從來沒有人吃過煎餅，包括吉姆自己。奇怪的是，吉姆在與廚師的爭吵中勝出之後，我在樹林子裡的情況竟變得好了起來。我們還是互不說話，但鋸起原木來逐漸有了節奏。之後的一個星期天下午，一個女人來到營地，並停下腳步同林區工頭和他的老婆聊了起來。這是個大個子女人，拎著一隻桶，騎了一匹大馬。營地裡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認識她，或者聽說過她。她是一位牧場主的老婆，而這位牧場主擁有這個峽穀裡最好的牧場之一。我隻碰到過她一次，但我的家人與她的家人非常熟識，我父親偶爾會來到峽穀，給特地聚在一起的長老會信眾做禱告。無論怎麼說，我覺得自己應該走過去跟她說上兩句話，那也許對我父親的事業有所幫助呢，但我做錯了。她依舊騎在那匹大馬上，我與她隻交談了幾分鐘，偏偏吉姆出現了。他甚至懶得看我一眼，就說我是他的搭檔，是位“老夥計”，還問她提個桶做什麼。林區工頭替我們回答了所有問題。首先，他替她回答說她要去采摘越橘果。接著，他以工頭的口吻告訴她，我們是伐木工，對周圍的林子十分熟悉。再接著，他自問自答，代表我們向她保證，吉姆將會樂意帶她尋找越橘果，還說他很有把握。營地裡的人都在打賭，吉姆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在兩個小時內把她放倒。一個伐木工說：“他放倒女人的速度跟放倒樹木的速度差不多。”傍晚時分，她騎著馬回到了營地。她沒有停留。她走得很急，隔著一段距離也能看出，她臉色蒼白，一顆越橘果也沒有采到。她連空桶都沒有拎回。誰知道她該怎樣向丈夫交代呢？我從一開始就替她感到羞愧，因為營地裡很多人都知道她，而且時常談論她，可她依舊騎著那匹“高個寬背靚馬”。她每個星期天都會回到營地。她總會在來的時候帶著一隻加侖桶，離去的時候兩手空空。越橘果采摘季節過去了很久，她照舊前來。灌木叢已經找不到任何漿果，但她來的時候仍舊拎著一隻大桶。從心理學角度來看，煎餅之爭和空空的越橘果桶正是我所需要的，可以讓我拖延到勞動節的周末，因為很久以前我就告訴過吉姆和工頭，我要辭工並準備上學。無論吉姆，還是我，都沒有大的變化。吉姆的個子還是堪比傑克·登普西，這種力量與速度的結合體，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讓它有所改變。隻是因為前不久發生的那些事情，我們現在才把大多數時間用來鋸木。就我而言，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每天二十四小時啥也不想，一個多月來隻惦記著討厭一個人。不過，我現在有時也會想想彆的事情——事已至此，我隻得在心裡對自己說：“彆心軟，彆忘了記恨這個差點要了你命的小子。”差不多也是在這段時間的某一刻，我變得信心滿滿，做出了他不會朝我揮舞拳頭這種揣測。我也許隻是越來越明智地意識到，他從來沒有打過架，他做出一副打架好手的模樣，是想讓整個營地由他說了算。他讓我們這些傻蛋怕得要命，是因為在乾活和女人方麵他讓我們顯得熊樣十足，於是我們覺得自己也會隨時挨他的拳頭。幸運的是，我認為自己一直十分清楚，這可能隻是一種揣測，於是繼續做出一副他才是營地裡最好的打架能手的模樣，因為他可能算得上是吧，但你要明白，他也可能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兒，所以這仍然讓我煩心不已。不過，傍晚收工後，我們仍然會獨自走回營地。他照舊先走一步，在內衣的外麵套上那件沃爾裡奇襯衫，腋下夾著空餐盒。跟所有伐木工一樣，我們會在早上脫去襯衫，然後穿著內衣勞動一整天。夏季，我們也會穿著羊毛內衣，因為我們經常說，汗水會讓棉布黏身，而羊毛會吸去汗水。吉姆的身影消失在營地的方向之後，我找棵原木坐下來，等著身上的汗水晾乾。坐了一陣子，心情足夠平和後，我才穿上沃爾裡奇襯衫，帶著午餐盒，向營地的方向走去。我此刻心裡清楚，我會乾到此前承諾的辭工之日，一想到這裡就覺得美滋滋的。八月末的一天，他打破沉默問道：“你打算什麼時候辭工？”當時的情形活像天地之初，一片混沌之時，有人打破了沉默。幸運的是，我早想好了答案。我回答道：“我不是早跟你說過嘛，勞動節那個周末。”他說道：“你去東部之前，我想約你在鎮上見一次麵。就在今年，要不了多久，我也會辭工。”他又說：“去年春天，我向一位婆娘保證過。”我和所有其他伐木工都早就注意到，那位牧場主的老婆上個星期天沒有來營地，而那意味著什麼，無須明說。離開營地去上學的前一個星期，我在大街上碰到了他。他看上去很不錯，變瘦了一點兒，可也隻有那麼一點點。他把我帶到一處地下酒吧，從一個加拿大人俱樂部那裡給我點了杯酒。因為蒙大拿州位於北方邊境，禁酒時期我居住的鎮上就有不少加拿大人開的威士忌酒吧，隻要你能找到地方，又出得起價錢。我買了第二巡，接著他又買了一巡，我打算再買一巡時，他說已經喝得差不多了。他接著說：“我一直覺得我得照顧你。”即便在下午時分，已經酒過三巡，我仍然有些驚訝，直到現在。走出酒吧，我們站在陽光下，眯著眼睛就要分手，他對我說道：“我已經給這位婆娘找了個地方，不過還準備得不太到位。”接著，他一本正經地對我說：“你要是在離開鎮上之前，能來我們家裡小坐一會兒，我們將備感榮幸。”他給了我地址，當我告訴他我很快就要去上學後，我們把造訪日期定在了第二天晚上。他給我的地址位於小鎮北麵，離鐵路不遠，鐵路工人大多居住於此。我還是個孩子時，鎮上就有所謂的紅燈區，位於前街，毗鄰垃圾場，時常彌漫著一股子氣味兒。法律迫使它半遮半掩，一幫女人隻能四散開去，相當一部分就與鐵路工人混雜而居。當我終於找到準確地點時，我立馬認出了它邊上的一棟房子。這棟房子屬於一位火車製動員，他娶了一個蕩婦，自以為是個打架好手，儘管他贏架的次數並不算多。他在鎮上大名鼎鼎，因為有傳聞說，他在一天夜裡出其不意地回到家裡，結果逮著一個家夥正好從他家裡往外走。他從口袋裡掏出三個美元。“拿著，”他對那個家夥說，“去找個好地方爽一爽吧。”吉姆的住處看上去是個正當人家——窗簾沒有拉上，大門微開，一束光線照了進去。吉姆開了門，寬大的身板差不多完全擋住了我的視線，但我還是看到了他身後那位婆娘的身影。在我記憶中，她應該來自南方，我看見她那隻沒被擋住的肩上披著一頭卷發。吉姆轉過身，沒有給我們做介紹。突然，她繞過他的身邊，抓住我的手，說道：“上帝保佑你的小兄弟，進屋吧，把你的屁屁放到鋼琴上。”突然之間，我覺得自己明白了吉姆在夏初跟我說過的話，他喜歡南方妓女，因為南方妞兒有“詩意”。我快速掃了一眼客廳，的的確確，沒有鋼琴，所以那完全是一種“詩意”。我稍後才知道她名叫安娜貝爾，真是名如其人（該英文名含“可愛、和藹、美麗”之意。——譯者注）。她浮誇地打過招呼後，就安安靜靜地退到一邊坐了下來，當她從立式燈具旁邊經過時，我一眼看出，她沒穿貼身內衣。我環視了客廳一圈，沒有看見鋼琴的影子，不過卻看到了另一個女人，以及牆上的一句蘇格蘭格言。那個女人年齡較大，但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因為當她最後被介紹給我時，我才知道她是安娜貝爾的媽媽。我不禁想問，她在吉姆的營生中扮演什麼角色，幾天後我在鎮上遇見一幫認識她的伐木工，他們說她仍算是個不錯的妓女，儘管略顯憂傷和肥胖。那天傍晚，我試著和她說說話；我並不認為她的內心還有什麼東西，不過看得出來，她很在乎吉姆。我又看了一眼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它就掛在那麵牆上，吉姆正準備坐到它下方的椅子上。那是一句蘇格蘭格言，也是一句拉丁語——“傷我者必受罰”。想來隻有吉姆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兩個妓女不可能明白，那些斯堪的納維亞籍和法裔加拿大籍伐木工主顧更不可能明白。作為這塊地盤的領主和首席保鏢，他一屁股坐上皮製寶座，自認為隻有他自己明白頭頂上的格言：“傷我者必受罰”。然而，總有例外。我懂得那句格言的意思，因為我從小就在同一塊匾額之下長大，我那塊匾額比他這塊看起來更顯粗獷，在格言的四周還刻著蘇格蘭薊花紋飾。我父親把它懸掛在前廳，讓所有進入宅子的人第一眼就能看見，同時讓一大早去廚房的母親經過前廳時也能看見，因為她作為半個英國人，天生帶有未曾被人提起的懦弱性。多數時間是吉姆在說話，其餘的人充當聽眾，我間或四處打量一眼。他真的算是個長相帥氣的家夥，此刻穿得十分周整，身著一件黑灰色人字呢西服，打了一條藍黑色領帶。可不管他穿成什麼樣，在我看來他始終就是個伐木工。怎麼不是呢？他是我與之共事過的最好的伐木工，我這一生都敢這樣說。吉姆談論的主要是伐木和讀大學的事情。他和我整整一個夏天幾乎不說一句話，更不可能說到大學。但此刻，他問了我許多上大學的問題，不帶絲毫忌妒或者遺憾。他覺得我跟他那樣的蘇格蘭小夥子不一樣，不算很擅長擺弄鋸子斧頭，但是運氣還不錯。那天傍晚當他坐在那裡時，他把自己當成了功成名就的年輕商人，他肯定認為我絕不會去做他想做的那些事情。社會主義者這樣的身份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我一直沒弄明白。在我看來，他一開始就是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他就是那樣的人，第一次相識時，你覺得他具有某些明顯特征，最後卻發現他並非你想象的那樣。也許你以為他有那樣的特征，隻因為你的所聽所聞出於一個狹隘角度，或者那些特征在一些情況下存在，而你的性格使它們處於一種隱性狀態。反正，他從沒和我談論過政治（要承認，我們多數時間根本互不說話）。我聽見過他跟其他伐木工談論社會主義，更準確地說，那是在衝他們大喊大叫，仿佛他們對伐木這個活兒一竅不通。他在二十年代偷偷逃出達科他州，現在隻能是一個一無所有的社會主義者，但他跟我談論研究生學習生活時，主要關心的是，假如他打算前往攻讀，可否將其視同鋸木那麼簡單。這個問題肯定具有基本的資本主義性質。在達科他的教育經曆對他具有持久影響。他隻上到過七年級，而達科他那些教過他的老師一個個自大倔強，沒少敲打他。他想知道，從七年級到研究生，教書的人會不會跟著變化，會不會仍舊要時常敲打他。我的回答給他打了不少的氣：“不會，去年冬天我過得可不像今年夏天這麼艱苦。”他在加拿大人俱樂部給我們所有人又買了一巡酒，就在喝下這一巡的過程中，我突然想到他今年夏天的所作所為大概就是在告訴我，他所理解的研究生生活。如果是這樣，他就不算錯得太多。不過，我們談論的話題幾乎全是伐木，因為這就是伐木工所能談論的話題。他們把它融合到了所有話題裡。例如，伐木工在七月四日慶祝國慶——在當時，除了聖誕節，就隻有這一個神聖節日——時，要舉行滾木賽、鋸木賽、砍伐賽等。他們的工作就是他們的世界，既有遊戲也有女人，尤其賭咒發誓的時候，他們的女人也得像個伐木工那樣說話。安娜貝爾偶爾會冒出這樣一句話：“真應該有人把那個龜孫子揍個屁滾尿流。”可當我閒得無聊，想弄清她是否知道“屁滾尿流”具體是什麼意思時，她又恢複了純粹的南方詩意。妓女得像她為之服務的男人那樣賭咒發誓，還得口出妙語。還令我覺得有趣的是，吉姆向他的兩個女人說起我和他自己的那番架勢——一對從來就十分友善的活計搭檔，時常就鋸木過程中的技術問題相互交流。在他的演繹下，我們之間出現了這樣的對話：“你那邊鋸進去多深？”我問道；他會回答說：“三四厘米的樣子。”我又會說：“天哪，我這邊已經6厘米多了。”我可以告訴你，這個夏天除了前麵幾天，我們根本沒進行過如此友好的交談，任何一個伐木工都能告訴你，他編的那些伐木過程中的技術性對話，也許在妓女們聽起來印象深刻，但在伐木工聽來沒有任何意義，那全是他的胡編亂造。他是個了不起的伐木工，本不需要編造任何東西，但似乎每當他把我們說成朋友時，總得編出幾句相關的謊言。我想在離去之前跟兩個女人說幾句話，可我轉向安娜貝爾，還沒來得及開口，就讓她給我迎頭掐斷：“你看，你我都算是吉姆的搭檔吧？”眼見她擺出了這麼大一個話題，下一分鐘她卻改弦易轍，一心讓我相信她是蘇格蘭人，但我對她說了一句：“你試試跟瑞典人說這個事兒吧。”她的風格是，你希望她是什麼風格她就是什麼風格，除了她明擺著不是的那種風格。我無須聽她多說就基本確信，她不是什麼南方人。另一個女人也不是。她們會說“你們大夥兒”這樣的話，蓄卷發，看起來像那麼回事兒。她們這麼做，也許都是為了來自達科他州的吉姆。安娜貝爾偶爾變得有些歇斯底裡，至少會突然變得喋喋不休，說出一兩個帶著“詩意”的句子——要麼是一句押頭韻的祝酒詞，要麼是一句北歐話，或者某個外語短語。緊接著，她會恢複到安靜的遊戲狀態，比如想出一樣我感興趣但知之甚少的東西，然後試圖說服我相信她擁有這樣東西，當然她的蘇格蘭人身份除外。入夜尚早，我已經弄清楚，這兩個女人不是母女，也沒有任何關係。一家人這個概念也許給他們三個人帶來了彆樣的快樂。當然，兩個女人的穿戴相同，蓄卷發，有一點兒南方人的特征，但從本質上說，她們的體型特征完全不同，除了都是大個子這一點。就這樣，他們三個人用謊言組成了一個溫暖的家庭。穿人字呢的伐木工和他那兩個隻穿著外衣的大個子女人堵在門口跟我道彆。“再見。”我站在門外說道。“彆了。”安娜貝爾用法語說道。“再見，”吉姆說，接著他又補充道，“我會給你寫信的。”他說到做到，可一直拖到了秋天。到那個時候，也許瑞典籍和芬蘭籍伐木工全都已經熟知了他在城北的房子，而他也從米蘇拉公共圖書館辦好了借閱卡，開始重讀傑克·倫敦（傑克·倫敦（1876—1916）：美國知名的現實主義作家，著有《馬丁·伊登》《熱愛生命》等多部。其中，《野性的呼喚》和《白牙》是與狗相關的故事。——編者注）的作品，並跳過其中與狗相關的故事。因為信封上我的收信地址十分詳細，所以他一定是給我家裡打過電話，要到了地址。信封很大，呈四方形；信紙很小，印有橫線，頂端有膠水的痕跡，應該是從什麼寫字簿上撕下來的。他的字寫得很大，但詞尾字母都越寫越小。那個學期放假前，我又收到他寫來的三封信。他的信隻有一兩句話，還頗有文學味兒。如果一位大師使用這種簡短的文學形式，他的目的肯定不是表達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是要高度濃縮世間萬象。吉姆是我認識的人中，具有此類大師範兒的第一人。他寫信往往以“親愛的搭檔”開頭，落款通常是“老夥計，吉姆”。可以肯定的是，我對於來年夏天再與他搭檔的任何暗示性提議一律置之不理，而他也就從未明確提議過。我早就認定，我的一生中隻能有一個階段用於計件掙錢，而我已經毫無保留地付出了。後來，我回到了美國國家林務局與大火展開鬥爭，這在吉姆看來無異於我聲稱自己需要憐憫，正在接受休養療法。因此，我那個夏天自然沒再收到吉姆的來信——毫無疑問，他鋸子的另一端有了新的掌鋸手，而他會把這個人壓榨成一堆鋸末。不過，夏去秋來，我又收到了一個四方形大信封，字很大，詞尾字母都越寫越小。時值初秋，他的生意可能還沒有開始。他也許剛剛辭掉伐木的活兒，正在鎮上打探呢。也有可能，他還沒有辦好借閱證。反正，他就寫了這麼一封信：“親愛的搭檔，”“我隻是想告訴你，我睡了一位體重300磅的婆娘。”自那封信以後，好多年過去了，我再沒有收到過吉姆的信，也沒有任何關於他的消息。也許，那三百磅終於把這個龜孫子給降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