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這是一本小書，但它也依靠了很多人的幫助才最終成形。當一個人奉上帝安排，活到七十歲才開始成為作家時，他所需要的便不隻是他個人的力量。隨之，令其文學短板彰明較著的是，所書寫的故事竟然是西部故事，正如一位編輯在退稿時說的那樣：“幾個故事中有太多文字寫到樹木。”令我提筆的，是我那兩個孩子，吉恩和喬恩。在他們幼年之時，我就給他們講故事。他們希望我把講過的故事寫下來。不過，無論結果如何，我並不想把責任推到孩子身上。任何講過故事，後來又想把它們寫下來的人都知道，寫作過程會使故事大為走樣，因此我寫出來的故事，與我曾經跟孩子們講過的故事並沒有高度相似性。首先，寫作會令一切變大變長；跟孩子們講故事的首要目的，說白了就是哄他們入睡，無須太長，而這幾個故事都加長了許多。其次，這幾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目的，那就是讓孩子們了解、思考或者希望，他們的父母是什麼樣的人。退休方才開始寫作，當萬事就緒時，很快又遇到了另一個問題。問題來自這樣一個事實，隻有當一個人不讓他人知道他已經開始寫作時，他才能開工。他做得如此隱秘，就連幾個孩子都不知道他采納了他們的建議。但這種偷偷摸摸令他自己都對自己的諸多行為生疑，於是他不久便覺得自己需要得到大家的某種支持。我剛寫完第一個故事，正在琢磨它究竟像一個什麼東西，自己該不該繼續寫下去時，一個我所屬的學者俱樂部的秘書打來電話告訴我，下次月會就該我提交一篇文章了。這個俱樂部的人自詡為“推測學者”（思想家），初創成員全是生物學家，不過，為與時下之文化變革保持接觸，吸收了若乾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總體而言，這樣的嘗試極為成功，因為無論餐前還是餐中，抑或隨之舉行充滿科學精神及學術風的報告會上，儘管大家來自不同社會階層，飲酒量並沒有明顯差異。突然，我看到了機會，可以擺脫偷偷摸摸的幽閉恐懼症。我告訴秘書：“我剛寫完一篇文章，非常樂意宣讀。”我寫的第一個故事是一個短篇，取材於我在伐木營地度過的幾個夏天。秘書回答道：“很好。題目想好了嗎？我得在會議通知卡上寫上題目和宣讀者的姓名。”我在寫這個故事的過程中，至少有過一次的靈感閃現，所以我立馬回答道：“你可以在卡片的‘題目’一欄寫上‘伐木工及皮條客’，在‘宣讀者’一欄寫上‘諾曼·麥克林恩，著名作家’字樣。”結果，電話那頭安靜了，我可以清晰地聽到對方的呼吸聲。於是，為了讓她回過神來，我又解釋道：“這是一篇學術文章，拿學者的話來說，是貨真價實的知識類稿件。”事後，秘書告訴我，這次聚會的參會人數創下協會的最高紀錄。不過，我有些疑惑，這些與會者究竟是衝故事還是衝題目而來。次年秋天我又應邀宣讀，“推測學者”們把這一次活動命名為“異性戀聚會”，大家還帶了夫人。至此，我差不多寫完了《國家林務局1919：護林員、廚師和浩瀚天空》。聚會達到高潮，我給大家朗讀了出現女人的那個章節，儘管這個女人碰巧是一個妓女。她和我都受到夫人們的一致好評，竟讓我在書都要寫完時，也不覺得需要彆的道義支持。退休之後一段時間才明白，寫書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是把它出版——出版了才算。除非活到這個年紀上還有朋友，否則這個道理可能很晚才會明白過來。為繁事簡辦，我找到了“推測學者”俱樂部，隻不過找的是個彆會員，也就是那些很早就明白上述道理，因而寫過足夠多的書的人，這樣我就不必到了這個份兒上還要毫無防護地獨自亂撞。我尤其想感謝戴維·貝文頓、韋恩·布斯、約翰·卡威爾第、賈爾·戴儒德博士、格溫·科爾布、肯尼思·諾斯科特，以及愛德華·羅森海姆。我敢說，要是沒有他們的幫助，我現在所能擁有的不過是一堆孩童故事手稿，冗長得無法給孩子們講述。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有一種引以為豪的傳統，從不允許作者對其員工點名致謝。我尊重這一傳統，但在其悠久的曆史上第一次出版原創虛擬，必定是有人對這些故事懷有濃厚的興趣，才會去尋找和爭取同意。若不對此榮幸深表謝忱，豈非太木訥不堪？也許我能找到其他方法讓他們知道——借用一句經典的西部話語：我永遠對他們充滿感激。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及其董事會首次批準出版一部虛構，這讓我感到榮幸之至。沒錯，這主要是一本虛構，但孩童故事大多具有相對明顯的教育目的，而這些故事也不例外。孩子比成人更想知道，自己出生前的世界，尤其是父母曾經居住過，卻在當今看起來顯得陌生或者已經消失的地方是個什麼樣。所以，我很早就慣於細致描述這些場景來讓人知曉，在主要街道通常就是狩獵道的西部地區，人和馬如何開展勞動。同時，我一直覺得重要的是，把孩子們引入真正的森林，而不是“小紅帽”故事裡那種森林——我一直在琢磨，它與現實中的森林差距多大啊。於是，在寫作過程中有那麼一次，我的想法發生了重大轉變。我記得蘇格拉底說過，如要畫一張桌子，你就應該拜訪木匠高手，以弄清是否畫得到位。接下來，我就谘詢了幾位著名專家，想弄清我把自己熱愛的土地、飛蠅釣，以及年輕時服務過的伐木營地和國家林務局描繪成了什麼樣子。我要感謝吉恩·鮑卡斯和約翰·鮑卡斯在《大河戀》時表現出的敏感性和專家範兒，他們共同擁有廣袤的西本牧場，從海倫娜峽穀到狼溪河再到大黑腳河連成一個三角形區域，我在這片土地上有過很長時間的生活經曆，寫到的諸多故事也發生在這裡。為征求關於苦根嶺和我在林務局服務的早期歲月故事的專家意見，我找到了在美國國家林務局擔任過火災管理及空中行動部負責人的W.R.（巴德）穆爾。作為林業人，他在我們那一片山區堪稱傳奇人物，雖然隻上過小學，但他擁有榮譽博士學位。他十歲出頭時，就一連數個冬天沿著苦根嶺布設陷阱，我則在這裡開始替林務局做事。從林務局退下來的冬日裡，他每個星期會抽出兩天時間，就從岩溪河經藍寶石山到苦根河穀布設陷阱一事忙不迭地進行寫作、教學和研究工作。我不建議任何年輕讀者學他的樣，穿著雪地靴穿越這一片不毛之地。我還要感謝來自林務局的三名女性專家：照片檔案保管員貝弗利·艾爾斯，以及製圖技師薩拉·希思和喬伊絲·海利，她們在我寫這幾個故事的過程中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她們天賦異稟，彆具匠心，總能弄懂我的各種需求，儘管有時連我自己都弄不太懂。我就自己的弟弟和飛蠅釣這一部分找到了喬治·克魯倫伯格斯和戴維·羅伯茨，前者在四十多年前曾經替弟弟和我綁飛蠅餌，後者長期從事釣魚和打獵工作，每周會抽出三到四個時段進行寫作。在我認識的人中間，他們是最好的飛蠅釣手。他們還讓我想起了時過境遷的一場謝恩。我和他們都要感恩於我的父親，是他讓我們愛上了飛蠅釣——喬治·克魯倫伯格斯在替他綁飛蠅的過程中學到了第一課，戴維·羅伯茨至今仍偶有專欄文章提到他。至於我，我所有的文章都可被視作我對他的感激之情的流露。你們也許會問，夏安印第安人隻在故事中出現過一次，而且她的血統並不純正，我為何要就夏安印第安人這一點，讓大牌專家彼得·鮑威爾神父加以審讀。因為我需要這個偉大而善良的人，以他至為純潔的召喚，讓我確保自己的記憶中仍有幾個時刻能被崇高的精神生活所打動。最後，若非得益於耶魯大學首位女性英語教授瑪麗·波洛夫的批評意見（她稱之為“建議”），我迄今也出版不了任何東西。我讓她審讀那些半世紀前的伐木營故事和林務局故事，你們要是覺得我浪費了一位女士的大好時光，那我可能不得不讓你們知道，她給了我怎樣的意見。不過，在舉例說明之前，我或許應該補充一點，她也是個詩人。針對我寫的第一個短篇（也就是伐木營那一篇），她說我如此專注於講故事，以至於沒有抽出時間做一個詩人，表達一下我對那片如斯存在的土地的熱愛之情。把我在聽了她的意見之後寫的兩個長篇，與相對較短的第一個故事相比，你們也許就能發現，我在聽取這位耶魯女士的意見方麵是多麼認真。那麼，總體而言，這是一本獻給孩童、專家、學者、學者之妻和詩人兼學者的西部故事集，裡麵寫到了樹木。我希望，還有其他人不介意書裡麵寫到的樹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