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祿當政的第10年，帝國首都遭到一場大火，為禍之烈和受害之廣都是前所未有。所有希臘藝術和羅馬功勳的紀念物，布匿戰爭和征服高盧的全部戰利品，最神聖的廟宇和最壯觀的宮殿，都被凶猛的烈火吞噬。羅馬城劃分為14個區部或地段，隻有4個區部完好如初，3個區部被夷為平地，其餘7個地段在經曆大火肆虐後，到處是斷壁殘垣的悲慘景象。（譯注：公元64年7月18日羅馬大火，共燒了9天，將巴拉丁山和卡皮托山之間的精華區域全部燒成焦土，其餘位於北邊的各區也燒成半毀狀態。隻有4個區因為位於城市邊緣或在台伯河西岸，得以幸免於難。）當局提高警覺，采取各種預防措施，不讓這場重大災害引起不良後果。皇家花園開放收容受難民眾，迅速搭建臨時房舍讓災民棲身，提供廉價的糧食和民生用品。從下達的詔書對市容重整和民宅建構所做的規定可以看出，羅馬當局采用了一種最寬厚的政策。正如繁榮時期通常會出現的情況一樣，羅馬大火發生數年以後，反而建造出比過去更美麗整齊的新城市。尼祿在這段期間儘量謹言慎行，裝出悲天憫人的仁慈態度，還是無法使他免於大眾的猜疑。而且把罪名加在一個殺妻弑母的凶手身上，（譯注：尼祿繼位為帝，全仗母親亞格裡皮娜之力，後因宮廷之權力鬥爭，在公元59年派禁衛軍弑母於離宮；尼祿在公元62年與屋大維婭離婚娶波培婭為後，後來害怕發生無法控製的狀況，派人將屋大維婭殺死。）是很自然的事。身為國君，無視尊貴的地位，竟敢在劇院登台獻藝，這種人還有什麼蠢事做不出來。因而謠言到處流傳，指控皇帝縱火燒毀自己的都城，愈是荒謬的傳言愈容易迎合災民憤怒的心情。當時竟有一種聳人聽聞的說法，更是使人堅信不疑，說是尼祿欣賞他所引燃的大火，手裡彈著七弦琴，高歌特洛伊的焚毀而發思古之幽情。（我們可以得知，塔西佗以難以置信和猶豫的態度提到大火的謠言，蘇埃托尼烏斯毫不考慮地加以引用和轉述，迪翁用嚴正的立場證實謠言的起因和來源。）尼祿皇帝為了轉移用專製力量也無法消除的嫌疑，決意要找一些人出來當替死鬼。塔西佗曾經這樣寫過：“因此，尼祿為了辟謠，將群眾所稱的基督徒抓來。這些人因作惡多端普遍受到厭惡，於是用各種殘酷至極的手段來懲罰他們。教派因創始人基督而得名，在提比略當政時，被代行法務官頭銜的龐提厄斯·彼拉多處死。（猶太人過了一個世紀才推定基督的誕生日期，所以會造成年代的錯誤，我們從約瑟法斯的記載得知代行法務官頭銜的彼拉多，任職於提比略當政最後10年，也就是公元27年到公元37年，根據早年的傳統，把基督去世的日期定於公元29年3月25日，也就是兩位傑米尼出任執政官的那一年。這個日期為帕吉（Pagi,Antoine,1624～1695A.D.，希臘編年史家）、樞機主教諾裡斯和勒·克拉克所采用，這樣得出的公元比實際時間晚了4年。）這有害的迷信雖一時受到抑製，但再度於發源地猶地亞傳播，並蔓延到首都。須知羅馬是當世最汙濁放蕩的罪惡淵藪，邪教在受到庇護之下，非常猖獗地流行開來。起初，當局將自認是教徒的人逮捕起來，繼而根據他們的揭發，有大量人員被判罪，與其說是在城市縱火，不如說是由於他們對人類的憎恨。（拉丁文原文是Odio humani generis victi，含意可以說是“人類痛恨基督徒”，或是“基督徒痛恨人類”，我采用後一種意思，比較合乎塔西佗的風格，並沒有考慮福音的內涵。我查證過利普修斯權威的著作，塔西佗的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的譯本，以及勒·克拉克、拉德納和格洛斯特主教的有關資料，才做出這種解釋。）他們死於殘忍的酷刑，臨終還受到淩辱和訕笑。有些人被釘在十字架上，有些人全身縫上獸皮，讓狗撕裂。那些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後來身上浸著易燃物質，在夜晚點上當成照明的燈火。尼祿把自己的花園當成大型展示場所，到處是慘無人道的景象，還舉行賽車活動，皇帝親臨主持，他有時還會打扮成賽車手的模樣混雜在人群中。基督徒的罪過實在應予以嚴懲示眾，但輿論認為這批可憐蟲是死於暴君的殘酷，並非為著大眾的利益，因此群眾由痛恨轉為憐憫。”九*九*藏*書*網那些用好奇的眼光觀察人類變革的人，一定會注意到，尼祿位於梵蒂岡的花園和競技場，受到首批基督徒鮮血的汙染後，卻因這個受迫害的宗教的一連串的勝利，以及代表的極大的特權而變得更為名聞遐邇。就在這塊土地上，曆代教皇修建了一座比古代朱庇特神殿更為壯觀宏偉的教堂。他們從加利利海卑微的漁夫（譯注：耶穌的12個門徒之中，彼得、安得烈、雅各和約翰都是加利利海的漁民，這裡提到卑微的漁夫是指聖彼得。）手裡，獲得統治全世界的權力，所繼承的是愷撒的寶座，為征服羅馬的蠻族製定法律，把管轄心靈的統治範圍，從波羅的海推展到太平洋的兩岸。有關尼祿的迫害活動，在此還要提出幾點意見，希望能夠解釋若乾疑點，為研究後續的教會曆史提供一些線索：其一，後世抱持懷疑態度的學者，也不得不相信上述離奇事件的真實性，以及塔西佗這段著名記述的可靠性。前一點已經為治學嚴謹的蘇埃托尼烏斯所證實，他也提到過尼祿曾懲罰過一個新的邪惡的新興教派。（莫斯海姆用malefica（意為“邪惡的”）比較符合塔西佗原文exitiabilis（意為“致命的，死亡的”）的含意，但絕不像有些學者譯為magical（意為“神奇的”）。）可為後一點做證的則有：說法雷同的古老手稿；塔西佗為文那難以模仿的特殊風格；他那可以保證自己的著作不被狂熱分子篡改的極高的聲望；還有就是那段記述的主要精神，雖然指控首批受害基督徒犯了滔天大罪，但並未提到他們有任何超乎常人的神奇能力。（約瑟法斯所寫的作品，時間大約在奧利金到歐西比烏斯之間，裡麵提到耶穌基督的平生，可以斷定確有其人其事絕非虛構，曾經敘述先知伴同耶穌，還有他的德行、神跡以及死後複活，可以說是言之鑿鑿，同時約瑟法斯承認耶穌是彌賽亞。）其二，塔西佗出生在羅馬大火的前幾年（譯注：塔西佗生於公元55年，尼祿於公元54年10月13日即位，所以塔西佗應該是生於尼祿當政的次年。），隻能從史料和與人閒談中了解到幼年時代所發生的大事。他早年的生活平淡無奇，直到他的天才完全發揮出來以後才為公眾所矚目。他對高尚的阿格裡科拉出於感激之情的懷念，寫出使後人讀之深受感動而有所啟發的最早的一部曆史作品，這時他已經40歲了。他以《阿格裡科拉傳》和《日耳曼誌》一試身手以後，竟令人始料未及地完成了一部皇皇巨著——自奧古斯都崩殂至涅爾瓦繼位的30卷本《羅馬編年史》（譯注：本書提到塔西佗著《羅馬編年史》30卷，其實應該是《曆史》12卷和《編年史》18卷，合起來算是30卷。事實上，現存的部分是《曆史》的第一卷到第四卷和殘本第五卷；《編年史》是第一卷到第四卷，第十一卷到第十五卷，以及殘本第五卷、第六卷和第十六卷。）。涅爾瓦的仁政創造了公正和繁榮的時代，使塔西佗的晚年可以用全副精力來治史。當他進一步研究所要著述的題材之後，考慮到自己的榮譽，避免讓人作為筆誅的口實，認為與其頌揚在位帝王的德行，倒不如記錄往日暴君的罪惡。他決定以編年史的形式，敘述奧古斯都以降相繼四代帝王的行跡。要將80年的史料搜集、整理和修飾，使之成為一部不朽的名著，使每段文字都能發人深省而又栩栩如生，即使是對塔西佗這樣的天才人物而言，也要耗儘他大半輩子的心力。戰功彪炳的圖拉真在當政末期，已將羅馬的勢力擴張到古老的限製範圍以外，這位曆史學家卻在《編年史》的第二卷和第四卷中，描繪出提比略的暴政。等到哈德良皇帝繼承王位，塔西佗按照預定的進度，還來不及敘述首都的大火以及尼祿對基督徒的殘酷行為。這時候的間隔隻有60年，身為編年史家，有責任要能容納當代人的各種觀念和看法。但是，塔西佗已躋身哲人之列，在悉心探討這個新教派的起源、發展和性質時，很自然地拋開尼祿時代的偏見，而以哈德良時代的看法為依據。其三，塔西佗常常會考慮到讀者的好奇和見識，將許多事件中間環節的狀況和概念，留給讀者自己補充，因此他的行文極為簡潔，故意省略這些環節。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必然有特殊原因，導致尼祿對基督徒的迫害。否則，照當時他們的隱秘生活和清白無辜來看，不太可能引起帝王注意，更不可能觸怒當局。猶太人在自己的家鄉受到壓迫，現在大量聚居在首都，比起基督徒當然更會引起皇帝和民眾的懷疑，何況一個對羅馬的壓迫感到忍無可忍的民族，不惜采取殘暴的手段來報仇雪恨，倒是非常可能的事。但是猶太人在皇宮裡有靠山，甚至可以直接影響暴君本人。美麗的波培婭是尼祿的皇後，也是皇宮的主宰，還有一位猶太血統的演員深受皇帝寵愛，都在為這個讓人厭惡的民族說項講情（這位演員名叫阿利圖魯斯。約瑟法斯在兩年前也是經由這個渠道，將一些關在羅馬監獄的猶太祭司解救出來。）。想要猶太人不受牽連，必須找出替罪的羔羊，於是有人提出，雖然真正的摩西信徒與羅馬大火沒有關係，但最近他們之中產生了一個有害的教派，像加利利派可是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在加利利派這個稱呼之下，有兩類人被混為一談，其實他們的行為和信仰根本風馬牛不相關，一類是信奉拿撒勒耶穌的門人弟子（博學的拉德納（1684～1768A.D.，英國新教徒神學家）證明加利利人這個名稱非常古老，可能在早期用來稱呼基督徒。），另一類是投身到高盧人猶大旗幟下的狂熱信徒（猶大的兒子在克勞狄當政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孫子以利亞撒在耶路撒冷失守後，帶領960名抱必死決心的追隨者，固守一個堅強的碉堡。當攻城錘將大門打開裂縫時，他們拿刀先將妻子兒女殺死，然後自殺，無一人生還。）；前者是人類的朋友，後麵這類人才是充滿仇恨的敵人。他們之間唯一類似之處，是為了捍衛堅定的信仰絕不會讓步，全然無畏於死亡和酷刑的威脅。猶大的追隨者在煽動同胞全麵叛亂以後，全部在耶路撒冷的廢墟中壯烈犧牲；但作為基督徒的耶穌信徒，則已經遍布在整個帝國。在塔西佗所處的哈德良時代，一個完全被人遺忘的邪惡教派，竟將它的罪行和禍害，歸之於應公正對待的基督徒身上，倒是自然不過的事。其四，不管人們對這種臆測（這隻是一種假定而已）抱持何種想法，事實非常明顯，尼祿對基督徒進行迫害所產生的後果，包括引起的原因，都限於羅馬城的範圍之內。加利利派或基督徒所信奉的教義，從來沒有成為懲罰的標的，也沒有受到追究查禁。從此以後，他們在長時期內遭受苦難的概念，一直與殘暴和虐待發生關聯。後來幾位較為溫和的皇帝，將這個受到暴君壓迫的教派，看成善良和無辜的被害人，儘量采取寬容的對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