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使命在於從實記錄史事以為後世借鑒，要是刻意為暴君的行為開脫責任，或為迫害的旨意尋找借口，就會自取其辱。我們必須了解，那些看上去對原始教會毫無善心的羅馬皇帝，要是將他們和近代君王動輒使用軍隊暴力和恐怖手段以鎮壓不同信仰的臣民做一個比較，其罪惡程度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一個像查理五世和路易十四這樣的君王，（譯注：查理五世（1337～1381A.D.）是法蘭西國王，在英法百年戰爭（1337～1453A.D.）初起時即位，加強軍事、政治和經濟實力，使法國能反敗為勝；法王路易十四（1638～1715A.D.），又稱太陽王，建立絕對君權，推動重商主義，為稱霸歐洲連年進行戰爭，重視文學藝術，是法國文藝的黃金時代。）無論從個人的思想和感情方麵，應該都能認清良知的權利、信仰的義務和法律的公正。古代的羅馬帝王和官吏，對基督徒堅持信仰的原則一無所知，但出於促使基督教合法或自然皈依本國的神聖宗教製度的考慮，他們的內心不會產生敵對的動機，所定的罪責也可以獲得緩頰，這些因素都能夠降低進行迫害的激烈程度。當局的行為出於立法者的溫和政策，不受具有偏見的宗教狂熱所驅使，執行那些針對地位卑賤的基督徒所製定的法律時，常因蔑視心理而不以為意，甚至出於人道的關懷而免於處理。要是我們全麵檢視羅馬當局的心態和動機，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其一，當局在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後，才發覺對此一新興教派不可漠然視之。其二，任何臣民被控犯有此一奇特罪行，當局在量刑定罪時，都會特彆謹慎處理。其三，處罰以從寬為原則。其四，受害的教會有和平安寧的時期。那個時代的異教徒作家長篇大論寫下皇皇巨著，但是對基督徒這個問題，一直視為平常，著墨不多。（奧古斯都在位時期的曆史著述中（有部分是君士坦丁時代所撰寫），提到基督教的文字不到六行。勤勉的希菲林在迪翁·卡修斯的曆史巨著中找不到基督徒的名字。）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根據可信的史料，來證明這四點符合事實，所言不虛。感激上天的恩賜，早期的基督教會被一層神秘的麵紗罩住，在教徒的信仰成熟、人數增加之前，保護他們免於惡意的攻擊，甚至完全不被異教徒知曉。他們逐漸拋棄摩西所規定的種種崇拜儀式，為最早皈依福音的人提供安全而無害的掩護。由於他們大部分都是亞伯拉罕的族人，割禮就是最特殊的標誌，在耶路撒冷神殿被毀之前，他們一直在那裡舉行禮拜，並將律法和先知視為神的旨意在地上顯現。就是在心靈上接受以色列應許之說的非猶太人，在改變信仰以後從外觀上也被視為猶太人。（蘇埃托尼烏斯的作品在論及猶太人和基督徒時都很含混，證明羅馬人不僅對他們很陌生，而且也弄不清兩者有什麼差彆。）多神教徒重視表麵的祭典和儀式，更甚於信仰的實際內容。這個新興教派有偉大的企圖和期望，始終小心地加以掩飾，不動聲色地私下傳播，從羅馬人對那個聞名的古老民族所抱持的寬容政策中，獲得相當程度的保護。時隔未久，猶太人受到宗教狂熱和對異端深仇大恨的刺激，慢慢覺察到他們的拿撒勒兄弟正在背棄猶太教堂的教義，一心一意要把異端邪說淹沒在信奉者的血泊之中。但是上天的意旨，早已解除他們執行惡毒念頭的武裝能力。雖然他們有時還能無法無天，行使煽動叛亂的特權，但是已不再擁有審判罪犯的司法權力。同時猶太人發現，要在一個冷靜的羅馬政府地方官員的心中，煽起由狂熱情緒和偏見引起的仇恨也確乎不易，何況各行省總督曾宣布，隨時準備受理危害公共治安的案件。一旦羅馬人聽說問題的核心不是具體事件，而隻是一些有關宗教的空話以及猶太教的律法和預言應如何解釋所產生的爭論時，羅馬當局便覺得，認真研究在一些野蠻和迷信的人當中發生的不著邊際的意見分歧，未免有損於羅馬帝國的尊嚴。因此，第一批基督徒的清白無辜，倒是受到全然無知和不屑過問的保護，異教徒地方官的法庭常常變成躲避猶太會堂瘋狂迫害最安全的庇護所。（譯注：參閱《使徒行傳》第十七章和第二十五章，有關亞該亞總督加利奧和猶地亞總督菲斯特斯的行為。）確實，如果我們願意接受從古代遺留下來的傳說，也會在這裡重述十二使徒漫遊異邦的行程，他們的種種神奇行跡，以及各自不同的死難情景。但是，經過一番更細膩的研究，我們不得不懷疑，這些曾目睹基督創造各種奇跡的人，如何可能會被允許在巴勒斯坦境外，用自己的鮮血來證實他們所言不虛。（在德爾圖良和亞曆山大裡亞的克萊門斯那個時代，殉教者的榮譽僅限於聖彼得、聖保羅和聖詹姆士。等到後來，當時的希臘人才逐漸加在其他使徒的頭上，很審慎地挑選他們傳教和殉難的地點，有些遙遠的國度已超越羅馬帝國的疆域。）從常人的正常壽命來判斷，就能知道，在因猶太人的不滿而導致的那場以耶路撒冷的徹底毀滅而告終的瘋狂戰鬥爆發之前，十二使徒中的大多數人都應該早已過世。從基督死亡到那場令人難忘的暴亂之間，隔了很長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中，除了在基督死後第35年，也就是那場大暴亂發生之前兩年，尼祿曾對帝國的基督徒突然進行過一次短暫而殘酷的迫害之外，我們沒有發現羅馬政府改變寬容政策的任何跡象。後來我們之所以能夠知道這一獨特事件的曆史麵貌，主要是依靠那位具有哲學頭腦的曆史學家，僅憑他的人品也足以使我們不能不對這段史料做一番最認真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