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辯家把異教的毀滅說成可怕而令人驚異的事件，他們如此描述道：大地陷入一片漆黑，世界重歸混沌初開和暗無天日的狀態。他們用莊嚴而悲傷的語調，訴說廟宇都成為墳墓，擺設著許多神像的聖殿，被基督教殉教者的骨骸所玷汙。“僧侶（歐納庇烏斯認為這是一種肮臟的畜生，可以劃分在人類的範圍之外）是一種新的崇拜儀式的始作俑者，原先那些由人的認識構想出的神明，被最低賤和最可鄙的奴隸所取代。那些罪大惡極的罪犯，在明正典刑以後，頭顱用鹽醃好，他們的身上仍舊留著鞭痕和傷疤，那是行政官員刑囚和懲處的證明。這些頭顱和傷痕（歐納庇烏斯接著說）就是大地在我們這個時代所創造的神，這些就是殉教者，是我們向上帝祈禱和懇求的最高中間人，他們的墳墓現在已經成為聖地，是人民崇敬的對象。”我們不必懷有對詭辯家的惡意，他們是這場變革的見證人，他們的驚訝自然可以理解。羅馬法律的卑賤犧牲者在這一場變革中，被抬舉到帝國保護者的地位，難以形容而又無比崇高。基督徒對忠於信仰的殉教士，這份尊敬是出於感激之情，隨著時光的荏苒和勝利的獲得，升華為宗教上的崇拜，那些聞名遐邇的聖徒和先知，必然享有殉教士的殊榮。在聖彼得和聖保羅光榮死難150年後，梵蒂岡和通往奧斯蒂亞的大道，就是以宗教英雄人物的墳墓（蓋烏斯是羅馬長老，生活在澤菲萊努斯時代（202～219A.D.），是這種迷信行為最早的證人。）（也可以稱為紀念物）而舉世知名。在君士坦丁改變信仰後的年代裡，無論是皇帝、執政官還是軍隊的將領，都會很虔誠地來到漁夫和帳幕工的墓前致祭。（我感謝能引用教皇本尼狄克特十四世在公元1750年為天主教大赦年寫的牧函。）受到人們敬仰的骨骸被安置在耶穌的祭壇之下，帝國都城的主教不斷前來供奉非殺生的祭品。東部世界的新都城無法提供古老的紀念物，就向所屬行省大力搜刮，因此也顯得相當富有。聖安德烈、聖路加和聖提摩太的遺體，在不為人知的墳墓中安眠了近300年之久，才被隆重遷到慷慨的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岸邊修建的使徒教堂去。（傑羅姆為這次聖徒遺體的遷移，找到目擊證人，教會曆史學家都忽略此事，亞加亞的教士在信函中提到聖安德烈在帕特雷的激情演出，巴羅尼烏斯（1538～1607A.D.，意大利樞機主教）希望能相信此事，蒂爾蒙特受到壓力隻有否認，但聖安德烈還是成為君士坦丁堡在精神和信仰上的奠基者。）大約又過了50年，同一邊的海岸又接納了既是以色列人的士師，也是先知的撒母耳。（譯注：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先知和士師，奉神意旨立掃羅為王，時間在公元前11世紀左右，這是“君權神授”之始，參閱《舊約全書·撒母耳記》。）他的骨灰被裝在金瓶裡用絲綢包裹，主教排成一列親手傳遞。撒母耳的遺物也被歡欣鼓舞的人們非常恭敬地接受，以留給將來新的先知。從巴勒斯坦到君士坦丁堡城門口的大道上，排滿了連綿不絕的接送隊伍。阿爾卡狄烏斯皇帝走在地位最高的教士和元老前麵，親自迎接這一極為不凡的“賓客”，他有權受到君王的頂禮膜拜。（傑羅姆用非常炫耀的態度，敘述撒母耳遺體的遷移，當時的編年史都有記載。）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做出的榜樣，進一步肯定了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和紀律。聖徒和殉教者的名聲經過了一段式微的時期，那時基於世俗的原因隻能發出喃喃的抱怨聲，（維吉蘭提烏斯是當時的新教徒，堅定地反對僧侶、遺物、聖徒和齋戒這些迷信的行為，但是沒有發生效用。傑羅姆把他比擬為九頭龍、地獄狗和人馬怪，認為他是魔鬼的代言人。隻要深入研究聖傑羅姆和維吉蘭提烏斯的論戰，以及聖奧古斯丁對聖聖司提反奇跡的記錄，很快就可以大概了解宗教先驅人物的信仰。）但從此以後就普遍地建立起來了。在安布羅斯和傑羅姆的時代，一所基督教堂如果沒有被貢獻部分神聖的遺物，仍然會被認為是有損尊嚴的行為，這些聖物能夠起到穩定和激發虔誠信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