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裡索洛拉斯的範例發生作用，一批批難以糊口而學有專長或精通語言的移民，前來意大利推動複興希臘文化的工作。帖撒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感受到土耳其軍隊帶來的恐懼和壓力，紛紛逃往一個神奇而富足的自由樂土。宗教會議將希臘教會之光及柏拉圖哲學的神諭引進佛羅倫薩。流亡人員堅持統一，不僅在於善儘基督徒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完成正統教會的複興大業，所以他們有雙重理由可以拋棄自己的家園。一名愛國者受到高官厚爵的引誘，犧牲自己的黨派和良心，仍舊可能具有個人和社會的美德。他不再聽到奴才走狗和變節分子的指責，從新交往的人士中得到地位，使得他在自己的眼中恢複尊嚴。貝薩裡翁審慎信奉正統教會的態度使他獲得羅馬的紫袍，這時他定居在意大利。這位希臘的紅衣主教也是名義上的君士坦丁堡教長，被尊為全民族的首領和保護人。他出使博洛尼亞、威尼斯、日耳曼和法蘭西，展現出過人的才能。等到他參與聖彼得寶座的選舉活動，在樞機主教的秘密會議難以掌控的氣氛中，他的當選一度搖擺不定。（一些紅衣主教在敲貝薩裡翁的大門，他的老友是參加秘密會議的代表，不願讓他在研究學問時受到打擾。貝薩裡翁說道：“尼古拉，你的尊敬的確值得被授予一頂法冠，而我卻損失了教皇的三重冠。”）他在教會的地位使得文學成就和作品能夠散發出顯赫和崇高的光輝。他的府邸像是一所學校，每當這位紅衣主教拜訪梵蒂岡，總有兩個民族組成學者的隊伍在一旁陪伴，（諸如特拉布宗的喬治、狄奧多爾·加薩、阿吉羅普盧斯、帖撒洛尼卡的安德羅尼庫斯、菲勒福斯、波吉烏斯、布隆杜斯、尼古拉·佩羅特、瓦拉、康帕努斯、普拉提納和維裡等人，都是當代的有識之士（霍迪的說法很像一位極其熱誠的學者）。）這些人互相捧場也獲得公眾的讚揚，那些已經塵封的作品在當時不僅受到喜愛也很管用。對於15世紀致力於恢複希臘文化的人士，我無法在此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在這裡隻要滿懷敬意提到狄奧多爾·加薩、特拉布宗的喬治、約翰·阿吉羅普盧斯和德米特裡烏斯·卡爾科科戴勒斯也就夠了，他們在佛羅倫薩和羅馬的學校教授本國的語言。他們的努力比起貝薩裡翁毫不遜色，隻是他的紫袍受到尊敬，他的運氣為他們在暗中羨慕而已。但是這些文法學家的平生顯得寒微鮮為人知，他們拒絕走上教會這條可以飛黃騰達的路徑，穿著和舉止像是被排除在經商這個行業之外，要是他們的長處僅限於學識這個範疇，那麼或許滿足於安貧樂道的報酬。就這個問題來說，雅努斯·拉斯卡裡斯（雅努斯·拉斯卡裡斯出生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但是他過著體麵和禮遇的生活延續到16世紀（1535 A.D.）。利奧十世和法蘭西斯一世這些尊貴的人物都是他的讚助人，受到他們的支持，他在羅馬和巴黎創建希臘學院。他的後代留在法蘭西，但是從13世紀與一位希臘皇帝的女兒令人感到可疑的婚姻中，德·文提米勒伯爵和人數眾多的旁支，獲得拉斯卡裡斯的姓氏。）倒是一個例外，他那出眾的辯才、瀟灑的風度和皇家的出身，受到前後幾位法蘭西國王的重用，在這些城市他被請去教學或是參加談判。責任和興趣激勵他們加緊培養對拉丁語的研究，其中最有成就的人士獲得說和寫的能力，運用這種外國語文不但流利而且文雅。但是他們對於自己的國土抱著根深蒂固的虛榮，他們的讚譽或至少是敬意僅限於本族的作家，這些人為他們帶來名聲和生計。有時他們用肆無忌憚的批評或嘲諷，表示對維吉爾詩篇和塔利（譯注：塔利是指羅馬政治家、演說家和哲學家西塞羅（106～43 B.C.）。）辯詞的輕蔑之意。這些大師的優越性來自親切使用一種活的語言，那些最初的門徒無論是在知識還是實踐方麵，要是與他們的祖先相比，退步的狀況不能以道裡計。他們引進謬誤的發音（伊曼紐爾·克裡索洛拉斯和他的同事受到無知、嫉妒或貪婪的指控。現代希臘人的發音β與子音V相近，三個元音（ηιυ）和若乾雙元音有混淆不清的現象。這就是嚴厲的加德納在劍橋大學用懲處條例維持庶民的發音方式。但是單音節的βη在古代希臘人聽起來就像羊的咩咩叫聲，比起主教或是大學校長，一頭係鈴羊是更好的證據。這些學者所寫的論文，特彆是堅持古典發音的伊拉斯謨，全部收集在哈弗坎普（1684～1742 A.D.，古典學者和約瑟法斯、森索萊努斯、奧羅修斯和優特洛斯庇斯等人作品的編輯）的《三段論邏輯》一書中，但是很難用文字來描述聲音，提到這些發音的方式可供現代運用的參考，也隻有那些使用國家的人士才真正了解。我們或許可以說，對於θ（即th）的特殊發音得到伊拉斯謨的認同。），被學校中明理的後輩廢除。他們完全不了解希臘人對重音的重視，那些古阿提卡語的腔調，聽進阿提卡人耳中如同歌唱的音符，必定是產生和諧而又不為人知的精義所在，後來在他們的眼中如同我們今日所見，是一堆無聲無息沒有意義的符號，出現在散文中顯得多餘，更會給韻文帶來困擾。他們的確掌握了文法的技巧，阿波羅尼烏斯和希羅底安價值很高的隻言片語在課堂中被灌輸給大家，他們有關句法和語源的論文，雖然欠缺哲理的概念，學習希臘語的學生仍舊可以運用。拜占庭的文物遭遇劫難時，每位流亡人士總要攜帶一部分財物，或許是某些作家的一部書，如果不是他費儘力氣帶出來，可能就此在世間絕滅。手稿經過不斷的抄錄和文人雅士的需要而增加，原文的謬誤得到勘誤和改正，年長的訓詁家添加注釋對其加以解釋，希臘古典作品經過翻譯傳到拉丁世界，雖然神韻不足但是原義未失，意境之美在譯本中當然更難保持。狄奧多爾·加薩的判斷非常正確，選擇亞裡士多德和狄奧弗拉斯圖斯更有分量的著作，有關動物和植物的自然史，為真正的實驗科學打下堅實而穩固的基礎。然而，大眾用強烈的好奇和熱情在追逐飛馳而過的形而上學陰影。有一位可敬的希臘人（喬治·吉米斯圖斯·普勒索是位興趣廣泛的多產作家，也是貝薩裡翁和那個時代所有柏拉圖主義者的老師。他到了暮年才去遊曆意大利，很快返回伯羅奔尼撒終老餘生。）在美第奇家族的科斯摩家中任教，使得柏拉圖長時間被人遺忘以後，經過他的努力又在意大利複興起來。正當佛羅倫薩的宗教會議陷入神學爭論時，他的哲學研究極其雅典化，可能產生一些有益的結果。他表現出的風格是古阿提卡語最純正的標準，崇高的思想有時適合親切的交談，有時裝點著詩歌的韻味和雄辯的色彩。柏拉圖的《對話錄》是一位聖哲的生與死最戲劇性的描述，而且，每當他從雲端降落時，他的道德體係總在諄諄教誨對真理、國家和全人類的愛。蘇格拉底的言傳身教使人對一切事物保持適度的懷疑和自主的探索。如果柏拉圖主義者出於盲目的崇拜，對於神聖大師所表現出的幻覺和謬誤還是同樣敬愛，那麼這種熱情會使逍遙學派枯燥而教條的方法論有所改進。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優點可以說是不分軒輊，有的地方卻形成對立，產生無窮儘的爭論還能保持平分秋色的局麵。論點相違的奴隸製度發生碰撞會產生零星自由的火花。現代希臘人分為兩派，隻會在領袖的旗幟之下狂怒爭吵，卻沒有戰鬥的能力和技巧，戰場也在他們的交鋒中從君士坦丁堡搬到羅馬。這場哲學的論戰很快墮落成文法學家怒意的發泄和個人的口角，貝薩裡翁雖然始終都為柏拉圖辯護，卻以斡旋者的身份提出建議和裁定，能夠保住民族的榮譽。在美第奇的花園裡，文雅和飽學之士讚賞這個學院所標榜的理論，但是他們這個哲學社團很快解散。如果古希臘哲人的作品是在私室中被研究，更有勢力的斯塔吉拉人則繼續主宰教會和學校的神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