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令人吃驚了。但卻是真實的。科爾特斯在那裡待了一個多小時。和他在一起的有六個帶著武器的人，還有一隻狗。那隻狗用鼻子到處嗅，想找到那些曾經攻擊這家加工廠的人。空子彈殼多數是五點五六毫米子彈的彈殼，北約大多數國家和他們在全世界的代理人都使用這種子彈。可這種子彈最初是在美國使用的點233雷明頓獵槍用的子彈。還有一些九毫米子彈的彈殼，此外還有一枚四十毫米槍榴彈的空彈殼。攻擊者中有一人受傷，可能傷勢很重。攻擊方式是傳統式的，山上有一個護理小組，突擊組也在同一高度，但略偏北一點。他們是在倉促中離開的，沒有像前兩次那樣在死者身上布設餌雷。科爾特斯想，也許是因為有一位重傷員吧！也許因為他們知道——懷疑？不，他們也許知道——有兩個人跑了，去搬救兵了。在山裡活動肯定不止一個小組。到目前為止，從受到攻擊的加工廠的數目和位置分布來看，可能有三四個小組。這就排除了M-19遊擊隊的可能性。M-19遊擊隊沒有那麼多受過訓練的人，乾不出這樣的事——從他所聽到的情況看，沒有這種可能，他糾正自己說。卡特爾收買了當地遊擊隊的一些派彆，還對那些單位提供信息的人給以報酬。這一點哥倫比亞政府顯然做不到。他暗自思忖：所以，現在可能有美國人的秘密行動小組在山裡活動。他們是些什麼人？在乾什麼？也許是士兵，也許是高水平的雇傭軍。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國際上的雇傭軍組織已是今非昔比了——實際上雇傭軍從未發揮過什麼特殊作用。科爾特斯曾去過安哥拉，知道非洲部隊的實際情況。雇傭軍要打敗非洲軍隊並不需要很強的戰鬥力，當然這一點也正隨著世界的變化而變化。不管他們是什麼人，他們此刻一定離這裡很遠——遠得絲毫沒有讓他感到不安。當然他要把追蹤這些人的任務交給彆人去乾。科爾特斯是個諜報人員，並不幻想當一名軍人。眼前，他幾乎像個警察似的在收集證據。他發現那些步槍子彈和機槍子彈都是同一廠家生產的。他並沒有把這個信息記在腦子裡，但他發現這些九毫米的彈殼和他從哥倫比亞北部海岸附近一個機場發現的彈殼屬於同一批號——彈殼的底部都有壓印。他認為巧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當初那些監視機場的人，現在已經到了這裡……？那麼他們到底是怎麼來的呢？簡單的辦法可能是坐卡車或者交通車輛，但是那又有點兒太簡單了。如果是M-19遊擊隊，倒可能這樣乾。可是，如果是美國人，這樣做風險就太大了。美國佬會用直升機。從哪兒起飛呢？也許是從一艘軍艦上，更有可能是從他們在巴拿馬的基地。他知道在直升飛機航程範圍內沒有美國人的海軍演習。所以一定是一架能在空中加油的大型飛機。隻有美國人才會這樣做。而且必須以巴拿馬為基地。科爾特斯在巴拿馬有人。他把子彈殼收起來後便進山去了。他現在有了一個出發點，像他這種受過訓練的人，必須找到這樣的出發點。瑞安的VC-20A飛機——把它看成是他的飛機，還確實需要有點想象力——下午很早就從蒙斯郊外的機場起飛了。他出人意料地以真實身份參加國際情報業大聯盟的會議，結果是令人滿意的。他那篇關於蘇聯人和他們在東歐活動的報告，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讚同。他非常滿意地得知，在對敵人政策變化問題的看法上，北約組織各情報部門的分析要員和他可謂英雄所見略同：誰也不知道到底在發生什麼事情。各種觀點都有，如“和平正在突破，我們現在怎麼辦？”的看法，還有同樣不太可能的“一切全是花招”的看法等，不一而足，理論上也是五花八門。但是要作出正式的情報評估，就連那些在瑞安出生之前就開始從事情報工作的人也隻能搖搖頭，對著啤酒興歎——瑞安有時候也這樣。當然，這一年真正的好消息是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中央情報局的反諜報組織在整個歐洲擊敗了克格勃的行動，雖然它沒有告訴任何人（除了巴茲爾勳爵，因為製定計劃的時候有他在）這是如何發生的，中情局開始在歐洲地區享有很高的威信。用瑞安曾在投資業務中經常引用的說法，底線是相當清楚的：北約在軍事上處於有史以來的最佳狀態，它的秘密機關所取得的成績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然而，從政治上來看，這個聯盟的總體使命受到了懷疑。在瑞安看來，這似乎是成就，隻要政治家不是頭腦發熱，這樣的成就已經不錯了。腳下的比利時鄉村漸漸遠去，好像變成賓夕法尼亞州荷蘭人聚居區的一條特彆迷人的被子。瑞安覺得有許多事值得高興，至少從北約方麵看是這樣。然而，最能說明北約目前的高興程度的證據也許是：在全體會議的休息時間、在宴會桌旁、在喝咖啡的時候，他們所談論的內容，並不是多數與會者認為的“正事”。來自德國、意大利、英國、挪威、丹麥和葡萄牙的情報分析家們，都對本國日益嚴重的毒品問題表示關注。毒品卡特爾的活動正向東擴展，它不再僅僅滿足於在美國推銷毒品。這些職業情報人士都注意到雅各布斯和其他人被暗殺的事，他們都懷疑，國際毒品恐怖主義活動是否已完全轉向新的危險道路，他們對此應該采取什麼對策。法國代表對麥德林附近的這次炸彈爆炸稱讚有加，因為從曆史上看，法國人就一直采取積極的行動保衛自己的領土，所以他們對瑞安那種困惑的、有點讓人惱火的反應感到茫然。瑞安的反應是：無可奉告。當然，他們對此作出的反應是可以預料的。如果法國一位同樣職位的高官被公開殺害，法國海外安全局一定會馬上采取行動。法國人極擅此道。法國的新聞媒體能夠理解並予以讚同，更準確地說，法國人民能夠理解並讚同。所以，法國海外安全局的代表希望瑞安即使不作評論，也要有一點兒會意的微笑，而不是露出毫無表情的窘態。歐洲人一般是不會這樣的，這使美國的歐洲盟友覺得，美國人真是太怪了。他們會問自己：美國人非要表現得這樣深不可測嗎？美國人用這副架勢對付俄國人還有些戰略價值，但是不應當這樣來對待盟友。也不能這樣對待自己的政府官員嘛，瑞安心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瑞安對這件事的看法之所以能比較超脫，是因為它發生在距自己國家三千英裡之外的地方。在目前還沒有任何機構來對付此類犯罪的情況下，也許直接采取行動的辦法是必要的，也是適當的。如果直接向一個民族國家的權力挑戰，那就要隨時準備這個國家的直接反應。如果因為有人組織了對柏林迪斯科舞廳（一九八六年四月五日，德國西柏林的一家迪斯科舞廳發生爆炸，爆炸中有兩名美國軍人喪生。據說爆炸係利比亞籍的恐怖分子所為。）裡的美國士兵采取敵對行動，就可以對一個國家進行轟炸，那為什麼不能————在一個美洲民主國家的領土上殺人？它的政治含義是什麼？這是困難之所在，對吧？哥倫比亞有自己的法律。它不是利比亞，統治利比亞的是一個穩定程度令人懷疑的小醜。它也不是伊朗，伊朗是一個由老人政治手段維持、靠神權統治的國家。哥倫比亞是個具有真正民主傳統的國家，它曾經使自己的製度遭受危險，為的是使彆國的公民不受他們的危害而鬥爭。我們在乾些什麼呢？按照現在的治國方略，正確與錯誤具有不同的價值。這種看法是對還是不對？什麼是法律？什麼是規則？有沒有法律？有沒有規則？瑞安知道他必須先了解事實，然後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向後靠在舒適的座椅上，看著下麵的英吉利海峽。隨著飛機向西朝蘭茲角飛行，海峽開始變寬，形成漏鬥狀。在那一片能造成船毀人亡的礁石外側就是大西洋，大洋彼岸就是家了。他有七個小時時間可以考慮回國以後需要立即做什麼。整整七個小時呢，瑞安心想。在這段時間裡，有多少次他可以向自己提出同樣的問題？有多少次他隻會遇到新問題而找不到答案？法律是陷阱，默裡心想。它是一個令人崇拜的女神，是黑暗中高舉指路明燈的可愛的青銅女士。可是，它所指引的道路要是不通呢？在如何對付暗殺局長的“嫌疑犯”的問題上，他們走進了死胡同。哥倫比亞人已經得到了疑犯的供詞。長達三十一頁的密密麻麻的供詞就放在他辦公桌上。經過聯邦調查局傳奇式的刑偵取證實驗室的化驗測定，他們有了足夠的物證。隻有一個小小的問題，那就是美國和哥倫比亞之間的引渡條約目前還沒有生效。哥倫比亞最高法院的法官認為該條約與他們的憲法有抵觸。不久前，M-19遊擊隊殺害了十二名法官，而所有遇害的法官生前都是反對引渡條約的。沒有條約就無法引渡。疑犯將在當地受審，無疑將被判處長期監禁。可是默裡和聯邦調查局希望，最好能把他關在伊利諾伊州的馬裡恩——那裡有安全性最高、收押真正搗亂分子的聯邦監獄。那裡是沒有周邊設施的阿爾卡特拉斯島——司法部認為，可以運用關於“與毒品有關的謀殺”的死刑法規。但是——哥倫比亞人得到的供詞不符合美國人關於證據的有關規定。不過律師們也認為，這樣的供詞很可能被美國法官否決，這樣就不可能判處死刑。這一來，那個殺害聯邦調查局局長的家夥在伊利諾伊州的馬裡恩監獄就有名了，因為在那裡的大多數犯人並不像大多數美國公民那樣喜歡聯邦調查局。他昨天剛得知，海盜一案也是如此。但有個該死的辯護律師很狡猾，他打聽到海岸警衛隊有出格的做法，所以使一樁死刑案告吹了。默裡認為，惟一的好消息是，政府肯定已經以某種令人滿意的方式進行了反擊，但是在法律上卻構成了謀殺罪。丹·默裡的確認為事態的這一發展是個好消息，可是這也使他擔憂，因為這不是他在聯邦調查局學院學到的東西，也不是他後來當教師時教彆人的東西，是吧？政府違法行事會出什麼問題呢？教科書上的答案是無政府主義——至少大家知道政府違反自己製定的法律會是這樣的結果。但是，對罪犯分子所下的真正可操作的定義是——違反法律而被抓住的人，難道不是嗎？“不是，”默裡暗暗對自己說。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光明，因為在黑暗的夜晚，整個社會隻有“明智”這座燈塔還亮著。他和整個聯邦調查局的任務就是使他們國家的法律得到忠實地執行。會有靈活的餘地的——應該有，因為落在紙上的東西不可能包羅萬象——但是，如果法律文字表述不夠清楚，人們就得依照該法律所依據的原則行事。也許這個情況不能儘如人意，但是舍此又彆無選擇，不是嗎？可是當法律無法解決問題時，你怎麼辦？難道這也是法律遊戲的一部分？難道說歸說，做歸做，這也是遊戲？在這個問題上，克拉克所持的觀點稍有不同。他從來不考慮法律——至少不會直接關心法律問題。對他來說“合法”就是“允許”，而不是由某些立法者製定出一套法規，再由某個總統或其他人簽署。對他來說，如果現任總統已經確定，某個人或者某個事物的繼續存在損害了國家的最大利益，那麼把這個人或這個事物消滅就是合法的。他開始為政府工作時，是在海軍秘密的精銳部隊——海豹突擊隊——服役。那是一支組織嚴密、行動詭秘的部隊。他在那裡小有名氣，至今仍為人們所稱道。人們把他稱為“蛇”，因為彆人幾乎聽不見他走路的腳步聲。他不知道有哪個遇見他的敵人能夠活著回去，並向彆人講述自己所經曆過的事情。他當時並不叫克拉克，後來改名字是因為他離開海軍後犯了一個錯誤——他確實認為那是個錯誤，不過隻是個技術性錯誤——那就是，他可以向任何人提供服務。他乾得很不錯。後來他的身份終於被警察發現。他得到的教訓是：雖然沒有人認真調查過戰場上所發生的事情，但是在其他方麵，人們是會調查的。這就是危險，他必須十分謹慎。現在回想起來，他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他幾乎被當地警察發現，其結果之一就是使他受到了中央情報局的注意，中央情報局偶爾也需要具備他這種有獨特技能的人。這簡直是開玩笑：“需要殺人的話，就得去找靠殺人謀生的人。”至少在將近二十年前，這還是很可笑的。誰必須死是由彆人決定的。這些彆人就是那些以適當方式選擇出來的美國人民的代表，他的整個成年時期就是以某種方式為這些人服務的。有一次他終於發現，法律就是沒有法律。如果總統說“殺”，那麼他克拉克就是執行以適當方式確定的政府政策的工具。現在更是如此，因為選出來的國會成員必須同意行政部門的做法。有時候，那些不允許他們采取此類行動的法規，是由總統辦公室的行政命令規定的，可是總統自己卻可以任意違反這類法規。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可以對這些法規進行新的解釋，以適應新的情況。當然，克拉克極少涉及此類事情。他在局裡的主要工作要用到他的其他技能——比方說，他出入一個地方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覺。這是他的絕活，無人能與他相比。但他們雇用他首先是為了殺人。克拉克在印第安納州印第安納波利斯的聖伊格內修斯教區洗禮的時候被賜名約翰·特倫斯·凱利。對他來說，殺人僅僅是他的國家和他的宗教批準的行動，對此他比較認真。畢竟，越南戰爭從來就不是一場得到正式批準的、公開宣戰的戰爭。如果當時殺死他們國家的敵人是合法的，那麼現在為什麼就不合法呢？對於改名換姓的約翰·克拉克來說，謀殺就是毫無道理的殺人。法律問題還是由律師們去研究吧！他知道他對正義的理解要實際得多，也有效得多。他直接關心的是他的下一個目標。他在航母戰鬥群還有兩天的時間可以待。如果可能的話，他還想再玩一次隱蔽轟炸的遊戲。克拉克在波哥大市郊一座木屋裡住下來。這是中央情報局十五年前修建的安全屋，名義上歸一家企業所有，作為商用房出租給來訪的美國商人。它沒有什麼明顯的特殊之處。電話就是普通的電話。他在上麵加了一個手提式加密裝置——在東歐國家，這種簡單的裝置在技術上還沒有過關，但在這裡他卻可以有效地防止低強度的竊聽。他還有一個衛星拋物麵接收天線，通過屋頂上一個不太明顯的孔來接收信號，效果還挺不錯的。它接在一架外形好像盒式錄音機的加密機上工作。那麼下一步該乾什麼呢？他問自己。對溫蒂貝羅斯所采取的轟炸是經過精心準備的，其結果就像一顆汽車炸彈。為什麼不再來一次，搞一次真的汽車炸彈爆炸呢？妙就妙在真的放一顆汽車炸彈，狠狠搞它一下，但同時又不能傷害到無辜的普通百姓。搞汽車炸彈就有這個問題。低強度爆炸？他心想。這倒是個辦法。要假戲真做，讓這個爆炸看上去好像是一次未遂爆炸事件。他認為要做到這樣太難了。最好采用比較簡單的辦法，用步槍搞一次暗殺，但是要乾好也不容易。要找到一個能夠俯視目標、便於射擊的適當位置就非常困難，而且非常危險。毒品卡特爾的大佬們對能看見他們住宅的每個窗戶都進行了監視。如果美國人租用某幢房子，不久就會有子彈從這個房子裡射出來——是的，這確實不夠隱蔽，是吧？問題是不能讓他們準確地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克拉克的行動方案既簡單又巧妙，就連蘭利的所謂“隱蔽”行動專家都會拍案叫絕。克拉克想做的，這是把列入名單的人多乾掉幾個，以便增加目標集團內的相互懷疑。當然，把他們斬儘殺絕是大家最希望的，但實際上不大可能。他想做的，隻是殺到一定的程度，要能迫使他們再次全麵作出反應。毒品卡特爾的成員是一批非常殘忍的人。在戰場上，他們的才智表現為與訓練有素的敵人鬥爭時所使用的狡詐手段。他們就像優秀的軍人那樣，隨時對危險保持著警惕。但是他們又不像軍人，因為他們除了注意外部的危險之外，還要注意內部的危機。雖然他們的合作事業取得了成就，可是他們都把其他人看作對手。他們揮霍無度，濫用權勢。他們從來沒有滿足，也不會感到滿足。在金錢和權勢方麵，尤其是權勢方麵，他們永遠沒有滿足的時候。在克拉克和其他人看來，這些人最終的目的是對他們的國家進行政治控製。但國家是不能由委員會管理的，至少不能由大的委員會來管理。克拉克要做的，隻是讓卡特爾的頭頭們相信，在他們自己的統治集團內潛藏著爭權奪利的現象。從此他們就會開始相互殘殺，打一場三十年代黑手黨組織之間那種混戰。他覺得有這種可能性。他認為這一計劃完全成功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三十。即便失敗，也能清除掉某些主要人物。即使算不上戰略上的勝利，也可以看成是戰術上的成就。削弱卡特爾的勢力，就有可能增加哥倫比亞政府對付他們的機會，這是另一個可能的戰略結果，但不是惟一的。此外還存在另外一種可能：他企圖挑起的這種相互火並，可能會出現與海堡之戰最後階段相同的結果。這個階段被人們稱為“意大利祈禱之夜”：有七十名黑手黨成員被他們自己的同夥乾掉了。這個血腥的夜晚之後，出現了以更狡詐的卡洛·盧奇阿諾和維托·傑諾韋塞為首的手段更厲害、組織更嚴密、危險性更大的團夥犯罪活動網。克拉克心想，這才是真正的威脅。但是，情況不可能變得比現在更糟糕。也許華盛頓的看法正是如此。這是一場值得一試的賭博。拉森來到那幢房子。他以前隻到這裡來過一次，他看見房子裡放了好幾箱岩石——雖然這與克拉克所扮演的外國地質勘探家的掩護身份相符合，但這也是這次任務中使他不安的一麵。“聽到新聞了嗎？”“大家都說是汽車爆炸，”拉森調皮地笑著回答。“下一次，我們可不會那麼幸運了。”“也許不會。不過下一次得乾得很漂亮才行。”“彆看著我！你是不是想讓我去打聽他們下一次什麼時候開會？”那當然最好啦！克拉克心想，但是他並不指望那樣。即使上麵有這樣的命令，他也不會同意。“不，我們隻能向上帝祈禱，希望能再截獲一些消息。他們一定還要開會。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情，他們必須開會討論。”“是的。但是可能不在山裡。”“哦？”“他們在山下都有住所。”克拉克倒沒有想到這一點。這就增加了選定目標的難度。“我們用飛機上的激光能不能找到目標？”“我看沒有理由說不能。不過，接下來我就著陸、加油，飛離這個國家，永遠不再回來了。”亨利·帕特森和哈維·帕特森是孿生兄弟，二十七歲。犯罪學家們提出的種種社會理論都適用於他們。他們的父親是個職業罪犯，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即使算不上是特彆犯罪高手——他死的時候不過三十二歲，是被一位酒店老板用十二毫米口徑的雙管槍在十一英尺的距離上開槍打死的。支持保守派的行為學派認為，這是他們弟兄兩人淪為罪犯的重要原因。而支持自由派的環境行為學派則認為，他們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是：單親家庭，受教育差，交友不良以及居住地經濟不景氣等等。不管促使兄弟倆走上犯罪道路原因是什麼，反正他們是職業罪犯。他們欣賞自己的生活方式，對於自己是天生就有犯罪的思想還是小時候學會犯罪的，他們根本就不在乎。他們並不笨。如果智力競賽對文盲不抱偏見的話，他們的智商可能會略高於中等水平。他們非常狡猾，警察要想抓住他們，得費九牛二虎之力。對法律他們也略知一些皮毛，於是也能成功地鑽法律的空子。帕特森兄弟也有自己的原則。他們倆都喝酒，而且都接近於酗酒的程度，但是他們從不吸毒。這使他們顯得有點怪。但是由於他們對法律毫不在乎，所以也就根本不去考慮改邪歸正的事了。從十五六歲開始，他們就在亞拉巴馬州南部聯手偷盜、搶劫、對路人進行人身傷害。他們的同類對他們也不敢側目而視。有幾個人曾經和他們作對，結果都丟了性命，因為他倆是孿生兄弟，長得很像，與其中一個作對，必然意味著和兩個人都作對。有的家夥死於直接外傷（被棍棒打傷），也有的死於穿透型殺傷（刀傷和槍傷）。警方認為他們涉嫌五起凶殺事件。他們的律師——在他們犯罪生涯的初期，就已經和他們取得聯係的一位好律師——曾經非常有效的利用了這一點。每當他的帕特森兄弟當中有一個殺了人，警察都會用他們的薪水打賭說，這兩弟兄中的一個——一般指有殺人動機的那個——必然在幾英裡之外的某個地方故意招搖過市。此外，他們所殺的人也絕非良善之輩，而是和他們一樣的犯罪分子。對這些案件，警方自然也就沒有多大的興趣。但是，這一次警方卻一反常態。從他們第一次觸犯法律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十四個年頭。這一次，他們算是闖下了大禍。全州各地的警察都從他們的值班警官那裡獲悉：他們終因一起重罪被警察抓獲。警方非常高興地注意到這件事，因為這是由另一對叫諾琳·格雷森和多琳·格雷森的孿生妓女的事引起的。這兩個女子都是十八歲，長得很可愛，迷住了帕特森兄弟。在過去五個星期，亨利和哈維跟她們打得火熱、難舍難分。該地區的巡警曾經注意到他們的愛情之花正在綻放，警察局的人都在猜測他們怎樣才能不把對方弄錯——支持行為主義學派的警察認為，他（她）們即使搞錯了，也沒有關係；而相信環境主義學說的警察則認為，這簡直是偽科學的胡說八道，因為那豈不成了性關係的陰差陽錯。但是兩派都認為，這是非常有趣的猜測。不管是哪種情況，兩派都認為，哈特森兄弟倒黴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都墜入了愛河。亨利和哈維決定要把這對孿生姐妹從一個販賣毒品的皮條客那裡解救出來。那個人是一個惡名昭彰、令人害怕的有長期暴力前科的惡棍，還是他的幾個女友失蹤案中的疑犯。引起對抗的原因是：這個壞蛋狠狠地把姐妹倆毒打了一頓，因為她倆沒有把帕特森兄弟給她們的東西交給他——為紀念他們相好一個月，弟兄倆送給她們一些珠寶首飾作禮物。諾琳的下巴被打成骨折，多琳的六顆牙齒被打掉，再加上其他一些非禮舉動，使得這弟兄倆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他們把姐妹倆送進了南亞拉巴馬州大學醫學中心。帕特森兄弟可不是那種能夠善罷甘休的人，一個星期之後，他們從一條巷子的暗處用兩把相同型號的史密斯-韋森手槍結束了埃爾羅德·麥基爾文的性命。這一回也真該他倆栽了，因為這時候在不到一個街區之外的地方正好有一輛帶無線電的警車。不過就連警察也認為，在這個案件中，帕特森兄弟替莫比爾城做了一件大好事。警官把他倆帶到了訊問室。這兩個向來目空一切的家夥成了泄了氣的皮球。他們的槍在距離犯罪現場不到五十碼的地方被發現。雖然每支槍上都沒有指紋——凶器上並非總能找到指紋——但是，從麥基爾文身上取出的四發子彈，的確都是從這兩支槍上射出的。帕特森兄弟在四個街區之外被抓住，他們的手上有曾經打槍留下的火藥痕跡；他們殺這個皮條客的動機儘人皆知。犯罪案件從來沒有比這個案件更清楚的了。警察惟一缺少的就是口供。也活該這弟兄兩個倒黴。連他們的律師也對他們這麼說。他們也沒有認罪以求減刑的希望——當地的檢察官比警察還要恨他們——就在他們因犯凶殺罪有可能進大牢的時候，有好消息說可能不會對他們用電刑，因為陪審團不願意對一個殺死販賣毒品的皮條客的人執行死刑，何況這個皮條客還把好幾個妓女打傷住進了醫院，也許還殺死過另外幾個妓女。他們這一次是感情衝動殺的，按照美國的法律，對這種行為的動機一般認定是為了減緩痛苦。帕特森兄弟穿著同樣的監獄號衣，隔著桌子坐在那個資深警察的對麵。那個警察簡直分不出誰是誰，而且也懶得去分清他們。因為出自惡意，他們很可能不說實話。“我們的律師在哪兒？”不知是亨利還是哈維問。“是啊，”不知道是哈維還是亨利幫了一句腔。“在這個時候，我們實際上不需要律師到這裡來。你們兩個是否願意幫我們做點事？”那警官問。“你們幫我們一點忙，或許我們也能幫你們一點忙。”這就解決了法律谘詢問題。“扯淡！”兩兄弟之一說，當然這隻是一種討價還價的方式。他們正處在見了稻草也會抓住不放的時候。監獄正向他們招手呢，雖然他們還從來沒有長期蹲過大牢，卻也在地方監獄蹲過，知道蹲監獄的滋味不好受。“你們喜歡無期徒刑嗎？”警官臉上毫無表情地說，“你們知道是怎麼回事，坐上七八年牢，然後你們就可以出去恢複正常生活。也就是說，如果你們幸運的話。八年，當然時間是比較長的。喜歡那樣嗎，小夥子們？”“我們不是傻瓜。你來這兒到底要乾什麼？”另一個帕特森問。他的話裡流露出願意談談條件的意思。“你們替我們乾點事，啊，可能對你們有好處。”“什麼事？”兩兄弟已經願意考慮這種安排。“你們見過拉蒙和赫蘇斯嗎？”“那兩個海盜？”一個帕特森問。“狗屎。”與其他有人群的地方一樣，在犯罪分子的圈子中也有地位高低之分。專門欺負婦女和兒童者處於最低層。兩個帕特森屬於暴力型罪犯，可是從來不欺負婦女。他們隻是襲擊男人，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襲擊比他們弱小的男人，但畢竟還是男人。這一點是這兩個人自我形象的主要特征。“是的，見過這兩個雜種，”另一個帕特森說。他強調了他的兄弟說過的比較簡單的話。“最近這兩三天簡直像他媽的國王。該死的拉美豬。喂，夥計，我們都是壞人，可是我們從不奸汙小女孩，也不殺害小姑娘——聽說他們要獲釋了？臭狗屎！我們宰了一個混蛋皮條客，這個混蛋喜歡打自己手裡的女人，我們考慮的是生活。警察先生，你們這叫什麼公正？去他媽的！”“如果拉蒙和赫蘇斯出事，”警官悄悄地說，“真正出點兒大事，也許就會發生另外一件事。一件對你們倆有利的事。”“說說看。”“比如說你們可以定期去看望諾琳和多琳，也許甚至可以長期住下來。”“胡說！”亨利和哈維異口同聲地說。“這可是一件難得的交易，小夥子們，”警官告訴他們。“你想讓我們乾掉這兩個狗娘養的？”搶先問這個問題的是哈維，這使他的兄弟大失所望，因為他認為自己比哈維聰明。那警官隻是看著他們。“我們聽見你說的話了，”亨利說，“我們怎麼知道你們會履行諾言呢？”“什麼諾言？”警官頓了頓。“拉蒙和赫蘇斯殺了人家一家四口，而且還強奸了他的妻子和小女兒。他們還可能與殺害莫比爾城一位警察和他妻子一案有關。但是控告他們的案子出了一點問題，因此頂多隻會判他們二十年，很可能隻判七八年。可是他們殺死了六個人。這似乎很難說是公正的，對吧？”這時候，兩個孿生兄弟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警官也看得出來，那兩雙眼睛的眼神幾乎完全一樣。現在該決定怎麼辦了。他們在考慮該怎麼辦的時候，眼睛儘量不露出任何感情。接著他們平靜下來，點了點頭。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了。“你們兩個人現在應當小心一些。監獄裡有時候十分危險。”警官站起身，把監獄看守叫過來。如果有人要問到他，他就回答說——當然，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與他們交談是得到他們本人同意的——他想問問帕特森兄弟一件與他們本人無關的搶劫案，他們可能對該案有所了解，而且他已經答應，如果他們願意與警方合作，他就向地方檢察官替他們求情。天哪！他們說對那樁搶劫案一無所知。所以隻談了不到五分鐘就讓他們回牢房去了。如果他們再提到這次交談的內容，那就是被控犯有明顯謀殺罪的兩名職業罪犯與一位警官的談話。它最後會成為《莫比爾紀事報》第五版上的一篇報道，該報對暴力犯罪的態度相當嚴肅。不管警察是否要求，他們都不大可能承認共同殺人了，對吧？這位警官是說話算話的，他著手對他承諾的那部分作出安排，因為他認為帕特森兄弟也會這麼做。從埃爾羅德·麥基爾文身上取出的四發子彈中，有一發因變形而無法進行彈道比對——無包殼的鉛彈頭易於損壞——其他幾個子彈頭雖然可以作為物證，但都是模棱兩可，難以確定。這個警官命令把這些子彈頭從存放證據的地方取出來，連同檢查人員的報告與照片一起進行重新檢驗。對此，他必須簽名，以維持“證據的連續性”。法律明文規定要確保在審判中使用的證據，一旦從犯罪現場和其他地方取走，並被確認為重要的證據，就應當置於已知地點妥善保管。這是一種防止非法製造證據的措施。如果某個證據丟失，即使後來又找到了，也不能再在犯罪案件中使用，因為它已不是原樣了。他走向實驗室，發現技術人員已準備動身回家。他問彈道專家是否可以在星期一早晨重新檢驗一下帕特森案中的彈頭，那人回答說，當然可以。還說彈道比對中有一顆彈頭的檢驗結果有點差彆，但他認為非常接近，在審判中使用沒有什麼問題。即使如此，他也不反對再檢驗一次。這位警官把這個子彈頭帶回自己的辦公室。裝子彈頭的牛皮紙袋上標明了案件的號碼，因為它仍處於妥善保管中，上麵有他的簽字，證據的連續性未遭破壞。他在辦公桌上的記事簿中寫道：他不想把子彈頭留在辦公室過周末，他要把它帶回家去。他把這包東西放進帶號碼鎖的公事皮包。這位警官已經五十三歲，再過四個月就可以退休並享受一切福利待遇了。三十年的警齡已經夠了，他期待著好好地利用自己的釣魚船。他覺得讓兩個殺害警察的犯人隻輕鬆地在監獄中待上八年，自己良心上過不去，自己不能在這種情況下退休。販毒的錢款不斷流入哥倫比亞帶來了各種副作用，其副作用之一是，在經過極富諷刺意味的轉變之後，哥倫比亞警察建起了一個先進的犯罪實驗室。溫蒂貝羅斯的房子裡的殘留物都經過了一係列例行的化學檢測。幾小時之後，他們就確定炸藥是環四甲基四硝酸和三硝基甲苯的混合物。一位化學分析家在報告中寫道：通常人們稱它們：HMX和TNT。把兩者按七比三的比例混合，就構成了一種新的混合炸藥，叫做奧克托。這種炸藥價格昂貴、性能穩定，具有極高的爆炸力，主要由美國的化工廠生產。但是美國的、歐洲的，還有亞洲的化學品公司，都有這樣的貨出售。這就是這位化學家今天的收獲。他把寫好的報告交給了秘書，秘書用電傳把它發往麥德林。在那裡，另一位秘書在複印機上複印了一份。二十分鐘後，這份複印件就送到了費利克斯·科爾特斯的手上。對於前情報軍官科爾特斯來說，這份報告又是一個謎。當地礦山作業沒有人使用奧克托炸藥，因為它價格昂貴。商店裡隻有比較簡單的以硝酸鹽為主的凝膠炸藥，供商業應用。如果想在炸岩石時產生較大的爆破力，隻要把炮眼打得大一些，裡麵多放一些炸藥就行了。但是在軍事行動中就不可能有這樣的選擇。炮彈的大小受到炮管直徑的限製。炸彈的大小則受到攜彈的飛行器以及空氣阻力的限製。因此，軍事組織總是設法尋求威力更大的炸藥，以便使體積有限的武器發揮更大的作用。科爾特斯從自己的書架上取出一本參考書，從中得到了證實：奧克托炸藥幾乎隻用於軍事目的……而且被用作核裝置的引爆劑。看到這兒，他不禁大笑起來。這也能解釋一些現象了。他開始時還以為那次爆炸使用了一噸多炸藥。其實不到五百公斤的奧克托炸藥就能取得同樣的效果。他又拿出一本參考書，從中得知：一枚兩千磅重的炸彈，實際上裝藥還不到一千磅。那麼為什麼沒有彈片呢？炸彈的鋼外殼就占整個重量的一半以上。科爾特斯把這個問題暫時擱在一旁。很可能是飛機上扔的炸彈。他想起了在古巴受訓時的情況，當時北越教官曾經給他們講過“智能炸彈”（即激光製導炸彈）。這位軍官說，在一九七二年短暫而猛烈的“後衛-2”號大規模轟炸中，北越的橋梁和發電廠受到很大的損失，其根源就是“激光製導炸彈”。在經過多年的巨大消耗和失敗之後，美國戰鬥轟炸機終於在幾天之內，用他們的新式精密製導武器摧毀了幾十個有重兵把守的目標。如果以一輛卡車為目標，那麼一顆炸彈看起來就好像是一顆汽車炸彈，難道不是這樣？可是為什麼沒有彈片呢？他把那份試驗報告又重讀了一遍。在現場還發現了纖維素殘渣，但實驗技術人員的解釋是裝炸藥的紙箱上的紙片。纖維素？那就是紙纖維或者木纖維，對吧？用紙來造炸彈？科爾特斯拿起一本參考書——《簡氏武器係統》。這是一本很重的書，封麵是布麵硬紙板。這確實很簡單，是吧？如果能用紙做成硬的封麵，那……科爾特斯坐在椅子上，身體向後仰著，他點燃一支煙向自己致敬——也向美國人致敬。簡直太高明了！他們派出一架攜帶激光製導炸彈的轟炸機，以那輛難看的卡車為目標，沒有留下任何以後可以被稱作證據的東西。他心想，不知道是什麼人想出了這個主意，美國人乾出了這麼聰明的事，真使他驚歎不已。要是克格勃，肯定會派出一個連的特種兵突擊隊，而且要打一場常規的步兵戰，事後還會留下各種證據，用典型的俄羅斯方式“發出信息”。那樣做效果很好，但不夠巧妙。至少這一次美國人做到了。科爾特斯心想：這個謎還得由西班牙人——由他科爾特斯來揭開。乾得真漂亮！現在他解決了“怎麼樣”的問題。下一步他必須考慮“為什麼”的問題。當然了，一家美國報紙曾經說，可能發生了一場派係之爭。毒品卡特爾中曾經有十四個大佬，現在還剩下十個。美國人要設法進一步減少這個數目，用……什麼方式呢？他們可能會認為，這一顆炸彈的爆炸會引發卡特爾內部的一場惡戰，對吧？科爾特斯斷定他們不會。一次這樣的事件是不足以產生那種結果的。也許兩次可以，但一次不會。所以美國人派出了突擊小組，在麥德林以南的山裡活動。他們已經投了一顆炸彈，並且還要再做些彆的事情，以減少販毒飛機的飛行次數。這一點也是很明顯的。當然他們在不斷擊落運送毒品的飛機。他們派人監視機場，並向彆的地方提供行動情報。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行動計劃。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它實際上已經在順利實施了。美國人已決定采取一些有效的行動。這簡直是奇跡。他多年來一直是一個情報軍官，中央情報局在收集情報方麵還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具體行動方麵則成績平平。科爾特斯從桌子邊上站起來，走到他辦公室裡放酒的地方。他需要認真思考，需要喝一些上好的白蘭地。他把三杯白蘭地倒入圓玻璃杯中，然後用手轉動，用手的溫度把酒暖一暖，以便喝之前讓酒的蒸汽熏一熏他的感官。漢字是表意文字——科爾特斯領教過中國式的才智——漢語中的“危機”就是把表示“危險”的“危”字和表示“機會”的“機”字結合在一起的。他第一次聽到這種雙重性的詞語，印象就特彆深刻，他永遠不會忘記這個詞。像這樣的機會非常少，但也非常危險。他知道，主要的危險是他不知道美國人是怎樣獲取情報的。他所了解的一切都指向該組織的一個滲透人物。某個在上麵的人物，但又沒有高到他所希望的那種程度。美國人已經暴露了某個人的身份，就像他自己經常做的一樣。這是標準化的獲取情報的程序，也是中央情報局的特長。某個人？是誰呢？某個曾經受到嚴重冒犯、想進行報複，而且很想在領導層奪取一把交椅的人。屬於這一類的人不少，其中就包括他費利克斯·科爾特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現在可以借助美國人的力量，不必自己采取行動。為了個人的目的，他竟然信賴起美國人來了，這的確使他感到吃驚。但是這件事也特彆有意思。實際上，這幾乎就是典型的完全隱蔽的行動。他現在隻是讓美國人去執行自己的計劃，而他自己完全可以坐山觀虎鬥。這需要對自己的敵人有耐心和信心——更不用說其中的危險性了——可是科爾特斯覺得這件事值得一試。在不知道怎樣把信息傳遞給美國人的情況下，他認為隻有靠運氣了。不，不是運氣。這一次他們可能已經得到了消息。他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這麼做不符合他做事的特點。接著他想了想，又做了一項安排。他畢竟不能期望美國人正好在他認為合適的時間，正好做他想讓他們做的事。有些事還非自己動手不行。晚上七點剛過，瑞安的飛機就在安德魯斯機場降落了。他的一位助理——有助理真不錯——收起了秘密文件，開車把它們送到蘭利。瑞安把自己的行李放進他的美洲豹車後座，然後開車回家。他要好好睡一個晚上，以消除時差的影響，明天他就去辦公室上班。車駛上第五十號公路後，他告訴自己，首先要辦的事是弄清楚中央情報局在南美的目標是什麼。裡特搖搖頭表示懷疑，同時也覺得要謝天謝地。“裝甲船”又一次成功地發現了他們。這一次發現的還是科爾特斯本人。他們根本就沒有想到自己的通信聯絡有薄弱環節。當然，這不是新鮮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人和日本人多次出過這種事。監聽是美國人的特長。他們掌握這一情報的時機簡直妙不可言。航空母艦隻要再經過三十多個小時就可供他們利用，把信息送到他們在“突擊隊員”號上的人手中，時間相當緊迫。裡特用自己的個人電腦打出了命令和任務要求。他把這些文件打印出一份後放入信封，派手下的一位高級官員立即去趕乘空軍的一架補給飛機，直接飛往巴拿馬。羅比·傑克遜海軍上校的感覺好了一些。他已經感覺到軍便服白襯衣肩章上新增加的第四道杠的分量，對一位飛機駕駛員來說，這比他卡其軍服衣領上原來的橡樹葉要體麵得多，對吧？這次特彆晉升意味著，他真的正在向艦載機大隊長的位置前進。他將指揮自己的艦載機大隊——傑克遜知道，這將是他最後一個真正的飛行職務，但也是最有氣魄的職務。他將通過各種類型的飛行考核，負責管理八十多架飛機，以及這些飛機的駕駛人員和維修保養人員。如果沒有這一切，飛機隻不過是航母飛行甲板上的美麗裝飾而已。遺憾的是，他的戰術構想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是他仍然安慰自己，因為他知道，所有新想法的實現都需要時間。他已經發現自己原來一些想法中的缺陷。“突擊隊員”號上一位中隊長提出的關於定位的建議幾乎成功了——實際上明顯地改善了他的計劃。這也是正常的。鳳凰空對空導彈的情況也是如此，它的製導設備定位器效果挺好，不過也不完全像承包商說的那麼好。但這也是正常的，對吧？傑克遜來到航母的作戰情報中心。目前還沒有飛行任務。航母戰鬥群遇上了惡劣天氣，要幾個小時後天氣才有可能好轉。在保養人員維修飛機的同時，傑克遜和幾位高級防空人員第六次觀看了戰鬥機作戰的錄像。“敵軍”打得非常漂亮，他們搞清了“突擊隊員”號的防禦計劃，迅速而有效地采取了相應措施，進入其導彈的有效射程之內。“突擊隊員”號上的戰鬥機在“敵機”飛走的途中將其打垮，但這與作戰計劃無關，因為外圍空戰計劃的關鍵，就是把逆火式飛機打垮在其來襲途中。錄像帶是傑克遜觀看第一次作戰演習時所乘坐的E-2C鷹眼飛機的雷達錄製的，看六遍也確實不少了。他已經了解了他能夠了解的東西，現在他思緒紛亂。他又看見那架入侵者式飛機與加油機並肩飛翔，脫鉤後便向厄瓜多爾方向飛去，眼看就要越過海岸線的時候從熒光屏上消失了。周圍的人們還在繼續討論時，傑克遜上校身體向後仰靠在了椅子上。他們按快進鍵以便看見接敵階段的畫麵，花了一個多小時重看了戰鬥的實際情況——然後又一次快進。“突擊隊員”號的艦載機大隊長，對他的飛行中隊返航重新編隊時的鬆散表現極為不滿。他對戰鬥機及他的組織工作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傑克遜很快就會得到此人的頭銜。雖然此人講話帶有一點兒批評，但傑克遜聽起來仍然受益匪淺。接下來是邊討論邊看錄像——直到那架A-6入侵者式飛機再度出現。鬼知道它乾什麼去了，反正現在又飛回了航母。傑克遜知道他正在進行假設。對職業軍官作假設是危險的。但這是實際情況。“你是傑克遜海軍上校，長官？”傑克遜轉過頭，看見一位文書軍士，手裡拿著一個帶夾子的寫字板。這是一份他必須簽名的作戰電文，他簽了名，接過電文讀起來。“什麼事，羅比？”航母作戰參謀問。“佩因特海軍中將即將飛往海軍研究所。他讓我不要回華盛頓，而是到他那裡去見他。我想他是想早一點兒知道我的新戰術效果如何，”傑克遜答道。“不用太擔心啦。他們不會把肩章收回去的。”“我從來沒有從頭至尾考慮過這個問題，”傑克遜手指著熒光屏回答說。“從來也沒有人考慮過。”一個小時以後，“突擊隊員”號駛出了風浪。第一架起飛的是那架航母班機。它飛往巴拿馬去送郵件，再帶一些東西回來。它於四個小時後返回。那位“技術代表”正在等它，技術代表已從廣播信道中收了一份電文。讀完電文之後，他給詹森海軍中校的艙室掛了個電話。照片的複印件正被送往海德威大飯店，但是，離他最近的證人卻在亞曆山德裡亞，他帶著複印件親自到那裡去。默裡知道不該問這照片的來源。這就是說，他知道是中央情報局弄到的。這是在進行監視的時候拍攝的照片，與此照片有關的細節都是他不必知道的，如果有必要讓他知道，隻要他提出問題，他們是會告訴他的。但是他沒有提問，這樣也好，因為這樣他就可以不聽那些“需要知道的”解釋了。莫伊拉的情況正在好轉。對她的種種限製已經取消，但是仍然在對她服用安眠藥的某些副作用進行治療。默裡聽說這與她的肝功能有關。她正在積極配合治療。他看見她坐在床上，用電鈕操縱的電動床向上抬起。探視時間已過——她的孩子們今晚曾經來過。默裡心想，這大概是她能夠得到的最佳治療。官方的說法是，她不慎服用了過量藥物。醫院知道不是這麼回事，而且消息也已泄露出去。但聯邦調查局公開的說法還是服藥不慎造成的事故，因為她從未服用過如此大劑量的安眠藥。聯邦調查局自己的心理醫生每天來看她兩次，醫生的報告還算樂觀。醫生認為她想自殺完全是一時衝動，並不是長期思慮的結果。經過護理和勸告，她會慢慢好轉的，而且有可能完全康複。心理醫生認為，默裡即將去做的事情對她會有好處。“你看起來真的好多了，”他對她說，“孩子們好嗎？”“我再也不會這樣對待他們了，”莫伊拉·沃爾夫答道，“乾這種事太愚蠢，太自私了。”“我一再告訴你，你是被‘大卡車’撞倒的。”默裡坐在旁邊的椅子上，打開帶來的牛皮紙袋。“這是那個‘大卡車’嗎？”她從他手裡接過照片，仔細看了好一陣子。這照片有點模糊。它是從兩英裡之外拍攝的，即使用了長焦鏡頭，還用電腦對畫麵進行了增強處理，效果還不如一個業餘攝影者為自己孩子拍的動態照片。但是除了一個人的麵部表情之外，照片上還可以看見彆的東西，例如頭的形狀、發型、體態、手擺放的位置、頭傾斜的方向和程度等等。“是他，”她說。“是胡安·迪亞斯。你是從哪兒弄到這種照片的？”“是從政府的另一個部門弄來的，”默裡答道。他沒有具體說明哪個部門——不署名就意味著是中央情報局。“他們在對某個地方進行了秘密監視時拍下了這張照片，不過具體地點我也不知道。他們認為這可能是我們要找的人。為了讓你看看，這是我們經過證實的費利克斯·科爾特斯的第一張照片，他原是古巴情報機關的一位上校。現在我們至少知道這個壞蛋的長相了。”“抓住他，”莫伊拉說。“嗯，我們會抓住他的，”默裡向她保證。“我知道我應當乾什麼——出庭作證之類的事情。我知道律師會對我怎麼樣。我能對付。我能，默裡先生。”默裡看得出，她不是在開玩笑。複仇的心理能夠使人堅強地活下去，這已經不是第一次。默裡很高興地看到了這一點。複仇是莫伊拉必須活下去的另一個目的。他的職責就是使她和聯邦調查局的複仇行動取得成功。聯邦調查局批準的用語是“懲罰”，但為此案工作的幾百人現在還沒有使用這個詞語。第二天大清早，瑞安到辦公室後，果然發現一大堆文件在等著他批，最上麵的是穆爾法官寫的便條。便條上說：“年會今晚結束。已為你訂了去芝加哥的末班機票。明晨你要向福勒州長簡單介紹情況。這是對總統候選人正常的程序性工作。附上你介紹時應當遵循的指導原則，同時還附有一九八四年總統競選時有關國家安全簡介的副本。‘內部’情報和‘秘密’情報可以討論，但‘機密’以上等級的情報不得討論。五點前我要看你寫的書麵介紹。”看來這一整天都得搭上了。瑞安給家裡掛了個電話，告訴家人今晚他又不能回去了。接著他開始工作。到星期一上午之前，他都無法向裡特和穆爾提問題。不過他聽說裡特今天大多數時間都在白宮。接著他給貝塞斯達打了個電話，與格裡爾將軍探討一些事情，並請他給以指點。他驚異地發現，上次這種簡介就是格裡爾親自做的。這一次老人講話的聲音比上次弱多了，瑞安對此並不感到驚奇。雖然他的語氣仍然那麼興致盎然，雖然他的聲音充滿了慈祥，但在瑞安的腦海裡出現的卻是奧林匹克運動場上一位在薄冰上奮力爭奪獎牌的選手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