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機關能迅速地把情報從甲地送往乙地、丙地和丁地，他們對此感到很自豪。他們尤其善於獲取特彆敏感的情報或者隻能用秘密手段獲取的情報資料。但是就那些全世界都能看得到的資料而言，他們一般總是落在新聞媒體的後麵，所以美國情報界——也許還有許多其他人——都為泰德·特納的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工作效率所傾倒。瑞安看到的有關麥德林以南發生爆炸的資料上就注明，資料來源是有線電視新聞網和其他新聞機構，對此他絲毫不覺得驚奇。在蒙斯，現在是早餐時間。他的辦公地點位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駐地的美國要人居住區，他們可以收看有線電視網的衛星轉播。他還沒有喝完第一杯咖啡，就打開了電視機。他看見一組鏡頭，顯然是從一架直升機上用微光電視設備拍下的鏡頭。下麵的文字是：哥倫比亞，麥德林。“天哪！”瑞安把杯子放下，低聲說道。直升機離目標還有一段距離，也許是害怕地麵上四處跑動的人會向它射擊。不過這種鏡頭也不需要太清楚。一幢漂亮的房子現在成了一堆廢墟，旁邊的地上還有一個大洞，地上一片狼藉。現場記者的報道雖有弦外之音，但沒有說這是汽車炸彈，不過瑞安已經說出來了。瑞安肯定，這意味著中央情報局沒有插手。美國人是不搞汽車炸彈的。美國人相信的是經過瞄準後射出去的槍彈。精確火力是美國人的一大發明。經過一番沉思之後，他的感覺改變了。首先，這時候中央情報局應該正在監視毒品卡特爾的領導人物，而監視則是中央情報局的拿手好戲。第二，如果正在監視，他現在應該從中央情報局的渠道聽到有關這次爆炸的情況，而不應該是一份抄錄的新聞稿。這裡有些解釋不通的地方。巴茲爾勳爵是怎麼說的？我們的反應肯定是對頭的。那又意味著什麼呢？過去十年中，情報戰變得文明了。在五十年代，顛覆政府曾經是執行國策的標準做法。在廣泛使用外交力量的各種複雜方式的同時，暗殺隻是偶爾使用的後備手段。由於豬灣（Bay of Pigs，一九六一年，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的古巴流亡者在豬灣登陸入侵古巴，試圖推翻古巴革命領導人卡斯特羅。）的失敗以及越南戰爭——那畢竟是一場戰爭，戰爭無非是暴力行為——新聞界對某些行動的不利報道，中央情報局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使用這一手段了。這雖然奇怪，但卻是真的。甚至連克格勃也很少卷入“濕活”了——這是蘇聯人從三十年代開始使用的名詞，意思是說血會沾濕人的手——相反，他們讓代理者去乾這種事，比如讓保加利亞人。更經常的做法是，讓恐怖組織去乾。這些組織從事這些非法活動是為了換取蘇聯的武器援助或者幫助他們訓練。值得注意的是，這類事也在逐漸減少。奇怪的是，瑞安認為這類積極行動偶爾還是必要的——而且有可能變得更加必要，因為現在世人對公開的戰爭已經開始感到厭惡，從而轉向由國家支持的半隱蔽恐怖活動的較量和低強度衝突。對於使用常規部隊進行更有組織的、破壞性更大的暴力形式而言，“特種作戰”部隊是真正的半文明的替代手段。如果戰爭是以工業化規模進行的授權式的謀殺，那麼以更集中的方式、更有選擇地使用暴力不是更人道一些嗎？這是一個倫理問題，不必在吃早餐的時候來考慮。但到了這個程度，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呢？瑞安問自己。法律、倫理和宗教都認為士兵在戰爭中殺人不是犯罪。這完全是用沒有證明的假設來回答下列問題：什麼是戰爭？在一代人之前，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民族國家集合起自己的陸軍和海軍，派他們為了解決某個討厭的問題而去打仗——事後往往會發現，本來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而在道義上是能夠接受的。不過戰爭本身也在改變，難道不是這樣嗎？誰來決定什麼是戰爭呢？是民族國家。那麼一個民族國家能不能確定它至關重要的利益是什麼，然後再根據這一點來采取行動呢？恐怖主義是怎麼進入這一方程式的？幾年前，瑞安自己就是彆人暗殺的目標。當時他曾經認為恐怖主義可以被看成是現代形式的海盜行為；進行恐怖活動的那些人一直被看作是人類的公敵。所以從曆史角度看，有一種非完全戰爭狀態，出現這種情況，就可以直接動用軍隊。那麼，國際毒品走私犯又屬於什麼呢？他們是民事犯，應當按民事犯來處理嗎？如果他們從自身的商業利益出發顛覆一個國家，那又該怎麼辦呢？那個國家會不會變成人類的公敵，就像過去巴巴裡海盜那樣？“真該死！”瑞安說。不知道法律是怎樣規定的。他是個受過專業訓練的曆史學家，但是他的學位幫不了多少忙。過去曆史上惟一的一次毒品買賣就是由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進行的，它打了一場“真正的”戰爭，強行把鴉片賣給另一個民族國家，雖然該國政府堅決反對，但卻在這場戰爭中打輸了，因此也失去了保護其人民不受非法毒品之害的權利。這是個令人不快的先例，對吧？瑞安所受的教育迫使他要尋找正當的理由。他認為正確與錯誤的確是以獨立的、可以識彆的價值而存在，但是法律條文上未必可以找到現成的答案，有時候他不得不從其他渠道尋找答案。身為人父的他討厭犯罪分子。誰能擔保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不會因經不起誘惑而吸毒呢？他不是有義務保護自己的孩子嗎？作為自己國家情報界的代表，他能不能把對自己孩子的保護義務擴大到全國的孩子呢？要是敵人直接向他的國家挑戰，那怎麼辦？那會不會改變各種規定？對恐怖主義，他已經找到了答案：如果你以那樣的方式向一個民族國家挑戰，那就得冒異常巨大的危險。民族國家，比如美國，具有人們無法理解的能力。他們有一批穿軍裝的人，這些人不乾彆的，隻是練習殺人的藝術。他們有能力使用從事這一藝術所需要的可怕的工具。他們可以把一發子彈從一千碼之外射入一個人的胸膛，他們也可以使一枚兩千磅的激光製導炸彈不偏不斜地穿過窗戶飛入一個人的臥室……“真見鬼！”有人敲門。瑞安開門一看，是巴茲爾勳爵的助手。那人把一封信交給他就走了。你回國後，請務必告訴鮑勃，事情乾得很好。巴茲爾。瑞安把便條折疊起來裝進信封，然後把信封放進上衣口袋。他當然是對的。瑞安對此毫不懷疑。現在他必須自己確定那樣做對還是不對。他很快就認識到，要是這種正確和錯誤的問題已經由彆人確定了，再讓他事後評論一番當然要容易得多。他們必須轉移陣地。拉米雷斯給每個人都找了事情做。要做的事情越多，沒有想到的事情就越少。他們必須清除能看出他們到過這裡的一切痕跡。他們還得埋葬羅查。到時候，如果有這樣的機會，他的家人——假如他有家人——會收到一個秘密的金屬棺材，裡麵裝著一百五十磅的填充物，就好像他的屍體在裡麵一樣。查韋斯和維加的任務就是挖墓穴。他們按規定挖了一個六英尺深的墓穴，一想到要把自己的戰友留在這裡，他們心裡很不是滋味。他們希望以後能有人來把這位戰友運走，但是他們知道大概不會有人這樣做。雖然他們兩個人都是和平時期的士兵，但他們對死亡並不陌生。查韋斯想起他在韓國時的兩個年輕的士兵，還想到在訓練中發生的意外、直升飛機墜毀和其他事故中死亡的那些人。當兵本身就意味著危險，即使在不打仗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所以他們設法按照意外死亡來處理似乎顯得合情合理。可是羅查並非意外死亡。他是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犧牲的，他是響應國家號召自願來服役的，他為自己所穿的這身軍裝而自豪。他知道有什麼樣的危險，但是他能勇敢地麵對自己的命運，現在他卻被埋葬在異國他鄉。查韋斯知道，如果他認為這類事情永遠不會發生，那是荒謬的。使查韋斯感到驚訝的是：羅查也像小分隊的其他成員一樣，是真正的職業軍人，他機敏、堅強、精通自己的武器，在叢林中能保持安靜。他是個熱情而嚴肅的戰士，誌願追蹤毒品犯罪分子——至於為什麼，他卻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奇怪的是，這倒是起了一些作用。羅查是在執行任務過程中犧牲的。查韋斯覺得，這一評價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篇相當好的墓誌銘。墓穴挖好之後，他們小心翼翼地把遺體緩緩放下去。拉米雷斯上尉講了幾句話，墓穴也大部分填起來了。和往常一樣，奧利弗羅在上麵撒了一些催淚粉末以防動物往下麵刨，接著他們把草皮放在上麵以消除痕跡。但是拉米雷斯特彆記下了這個地點，為的是今後可能會有人來找他。很快他們就撤離了。他們不停地向前走，天明時分到達備用巡邏基地，距離現在由羅查單獨守衛的地點有五英裡。拉米雷斯打算讓士兵們休息一下，然後再儘快率領他們去執行下一個任務。最好是讓他們有事情可做，而不是讓他們過多的思考。教本上就是這麼說的。一艘航空母艦幾乎就是一個小型社會，是六千多人的家，上麵有醫院和購物中心、基督教堂和猶太教堂、警察和電影俱樂部，它甚至有自己的報紙和電視網絡。士兵們的工作時間很長，下班後得到一些服務也不過分——說得更明白一些，海軍發現水兵們得到這些服務之後，工作更賣力了。像往常一樣，羅比·傑克遜在起床後先衝洗了個淋浴，然後到軍官集會室喝咖啡。今天他要和艦長共進早餐，因此他希望在早餐之前能保持頭腦清醒。在角落的一個支架上放著一台電視機，在這裡，軍官們可以像在家裡一樣看電視，同時也是為了保持頭腦清醒。大多數美國人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看電視新聞。這裡的播音員拿不到五十萬美元的年薪，他不需要化妝。但是他必須自己動手寫廣播稿件。“昨晚大約九點——我們‘突擊隊員’號稱之為二十一時——埃斯特伯·溫蒂貝羅斯的家裡發生了爆炸。溫蒂貝羅斯原先是麥德林毒品卡特爾的一個頭目。看來是他的一位朋友不像他想象的那麼友好。新聞報道說，一個汽車炸彈徹底摧毀了他在山頂上的豪宅，室內所有的人都被炸死。”“國內方麵，第一個夏季政治年會將於下星期在芝加哥正式開幕。喬·羅伯特·福勒州長是他那個政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雖然他得票領先，但是仍然差一百票才能達到多數。今天他將會見的代表來自……”傑克遜轉過身向四麵看了看。在離他三十英尺的地方，詹森海軍中校指著電視機，得意洋洋地衝著他的一位同事在笑。那位同事端著茶杯沒有說話，隻是微微一笑。羅比心中不免想到了些什麼。一次投彈演習。一位不願意多說話的技術代表。一架A-6E飛機沿著1-1-5方位向海灘飛去，然後轉向厄瓜多爾。最後又從2-0-5方位回到“突擊隊員”號。這個三角的另一邊肯定是——也許是——哥倫比亞上空。一則關於汽車炸彈的報道。一枚有可燃外殼的炸彈，不，是一枚有可燃外殼的激光製導炸彈，傑克遜海軍中校糾正自己的想法。唔，狗娘養的……他感到可笑的還不止這一點。乾掉一個毒品犯並沒有使他在良心上過不去。見鬼了，他覺得奇怪，他們還不如把販運毒品的飛機擊落更乾脆。政治家們那些關於威脅國家安全和有人對美國從事化學戰的不負責任的信口開河——哼，都是胡說八道，他心想，為什麼不舉行一次真刀真槍的射擊演習呢？那樣，連靶機都不需要買了嘛。乾掉幾個毒品犯，海軍裡是不會有人反對的。敵人就在你發現他們的地方——也就是國家最高指揮當局所說那些地方——而對付國家的敵人正是美國海軍中校羅比·傑斐遜·傑克遜的職業。用激光製導炸彈對付他們，使它看起來像是彆的東西，這純粹是一個騙局。更有趣的是，傑克遜認為他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個秘密是個討厭的東西。他根本無法保守，這個秘密總會泄露的。當然他不會去告訴任何人。這確實太糟糕了，難道不是嗎？但是又有什麼必要把它當成秘密而保守呢？傑克遜自問。毒梟們采用那樣的方式殺害聯邦調查局局長，那實際上就是公開的宣戰。為什麼不公開站出來說，我們是來對付你們的！尤其是在一個大選之年。每當他們的總統宣布有必要追捕一些人的時候，美國人民什麼時候不支持他？但是，傑克遜的工作不是政治性的。現在是去見艦長的時候了。兩分鐘之後，他來到艦長室。擔任警衛的海軍陸戰隊隊員替他開了門。傑克遜看見艦長正在電文。“你穿的軍服有問題！”艦長嚴肅地說。“什麼——請你再說一遍，艦長？”傑克遜莫名其妙地站住，低頭看著褲子，發現拉鏈是拉上的。“你看。”“突擊隊員”號艦長站起來，把書麵通知遞給他。“你的軍銜剛剛提升，羅比——請原諒，傑克遜海軍上校。恭喜你，羅比。作為一天的開始，這一定比喝咖啡好得多，對吧？”“謝謝你，長官。”“現在我們想把你製定的CF戰鬥機戰術用在……”“是的，長官。”“叫我裡奇吧。”“好的，裡奇。”“當然在駕駛台上和公開場合，你還是要稱我‘長官’。”艦長指出。新晉升的軍官總是受到人們的取笑。他們還得破費一點，請大家喝幾杯，以示慶祝。電視新聞記者們一早就趕到了。為了找到溫蒂貝羅斯的這所房子，他們在上山的路上也遇到了不少困難。警察已先期趕到。這些記者從來沒有問過自己：這些警官是否屬於“馴服的”那種。他們穿著警服，腰上係著配有手槍套的皮帶，行動就像真正的警察。這些人在科爾特斯的監督下認真地完成了搜尋幸存者的工作，被他們找到的兩個人已經被運走了，所有幸存的保安人員估計也被送走了。保安人員在哥倫比亞並不特彆，不過那些全自動的武器和多人操作的機關槍就異乎尋常了。當然在這些新聞記者來到之前，科爾特斯已經走了。到他們開始拍攝錄像的時候，警察的搜索已經全麵展開。雖然有一輛地麵衛星接收站的卡車沒有能開上山，但是好幾名記者卻可以直接使用衛星獲取的資料。搜尋工作最容易的部分，是在原先作為會議室的地方。這裡現在是一堆瓦礫，有三英尺高，為了留作資料，還進行了錄像。他們找到了一位生產委員會委員（這一身份並未透露給新聞記者）的身體的最大部分，那是一條完整的小腿，正好從膝蓋到右腳，鞋帶還係得好好的。後來證明這是卡洛斯·瓦格納的“殘骸”。溫蒂貝羅斯的妻子和兩個孩子曾經在二樓對麵那個房間裡看錄像。在這幾具屍體麵前，磁帶錄像機的電源仍然是接通的，錄像機還在運轉。另一架電視攝像機的鏡頭緊隨著一位保安人員——他暫時沒有攜帶AK-47步槍——正抱著一個滿身血汙的小孩屍體走向救護車。“哦，天哪！”總統說。他正在橢圓形辦公室內看著幾台電視中的一台。“要是有人推斷出……”“總統先生，我們以前也做過類似的事情，”卡特指出。“裡根指揮過對利比亞的轟炸，對黎巴嫩的空襲，還有——”“還有我們每次都挨罵！誰也沒有問過我們為什麼要那樣做，他們所關心的隻是我們誤殺了人。天哪！吉姆，那是個小孩！我們該怎麼說？‘哎呀！太糟糕了！他們真不巧，待的地方不對頭！’？”電視播音員說：“據說這幢房子的主人是麥德林毒品卡特爾的成員。但是當地警方人士告訴我們，從來沒有人控告說他們犯有什麼罪行……”播音員對著鏡頭暫停了一下，然後說，“看看汽車炸彈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炸成了什麼樣子。”“太好了，”總統咆哮起來。他拿起遙控器，關上電視。“這些壞蛋對我們的孩子是為所欲為，我們在他們的地盤上追蹤他們，突然之間他們倒變成了他媽的受害者！穆爾有沒有把這件事通知國會？”“沒有，總統先生。這樣的行動開始後四十八小時之內，中央情報局是不必告訴他們的。出於行政方麵的考慮，行動實際上是昨天下午才開始的。”“他們發現不了，”總統說，“如果我們告訴他們，那就一定會泄露出去。你把這一點告訴穆爾和裡特。”“總統先生，我不能——”“你怎麼不能！我命令你，先生。”總統向窗戶走去。“本來就不應該這樣。”他低聲說。卡特當然知道真正的問題是什麼。反對黨的政治年會即將開始。現在，他們的候選人密蘇裡州州長鮑勃·福勒在民意測驗中領先於總統。當然這屬於正常情況。在政府任職的人，初選中一般都不會遇到嚴重的挑戰，結果是單調的、預先確定的結果。而福勒則儘全力競選，以爭取得到本黨的提名，現在還不能完全肯定他就能得到提名。選民一般總是喜歡比較活躍的候選人，而福勒這個人就非常活躍，他爭論的問題也極為有趣。像尼克鬆以後和第一次毒品戰爭以來所有的候選人一樣，他說總統沒有遵守要限製毒品交易的諾言。這樣的話對目前在橢圓形辦公室的人來說是似曾相識。四年前他自己也說過同樣的話，他就是利用這個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問題，走進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的這幢房子的。所以他現在要采取某種過激的手段，且已經開始這樣做了。美國政府剛剛使用了美國最先進的武器殺害了兩個孩子和他們的母親。福勒會這麼說。今年畢竟是大選之年。“總統先生，在這個時候把我們正在進行的行動停下來是不利的。如果你真的要為雅各布斯局長和其他死難者報仇，真的想狠狠打擊販毒活動，現在就不能把我們的行動停下來。我們就要搞出點名堂來了。從空中運入的毒品已經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卡特指出。“把這個成績和我們成功破獲他們的洗錢加在一起，我們可以說已經贏得了真正的勝利。”“我們怎麼解釋炸彈的問題呢？”“我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總統先生。我們說不知道怎麼樣？不過我們可以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可能受到了M-19遊擊隊的襲擊。這個集團近期的政治言論中有許多是批評毒梟的。我們也可以說是卡特爾內部傾軋的結果。”“這話怎麼說？”他問話的時候連頭都沒有轉過來。卡特知道，要是“牧馬人”不正麵看你，那就是個壞兆頭。他確實為此感到擔心。他想，政治確實很令人頭痛，但它也是這個城市裡最有趣的遊戲。“殺害雅各布斯和其他人，是他們不負責任的行為。誰都知道這一點。我們可以放出風去，說卡特爾裡麵有些人認為，他們的頭頭乾事情太極端，以至於危及了他們整個的毒品買賣，所以，他們正在懲罰這些頭頭。”卡特對自己的這種說法頗為得意。其實這是裡特想出來的，但是總統不知道。“我們知道，對於家庭成員遭到殺害的事情，毒販們不會閉口不談的——這實際上是他們的特征。這樣我們正好可以揭露‘他們’正在乾什麼。我們可以一舉兩得。”說完之後卡特微微一笑。不過總統背對著他，沒有看見。總統轉過身，背對窗口。從神態上看，仍然持懷疑態度，但是……“你真的認為你能夠成功？”“是的，總統先生，我認為可以。這樣至少可以再給我們一次‘互惠’的機會。”“我必須表明我們正在采取某種行動，”總統語氣平和地說，“我們派到叢林中去的那些士兵，現在情況如何？”“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鏟除了五個加工廠。我們有兩人死亡，兩人受傷，但傷勢不重。總統先生，這是執行任務的代價。他們都是職業軍人。他們知道會有什麼樣的危險。他們為自己現在執行的任務感到自豪。對這個問題，您不必擔心。不久就要傳出話去，告訴當地農民不要再為毒梟們乾活。這對毒品加工業將是一次嚴重的打擊。當然，這隻是暫時的——隻要幾個月，但卻是真的。這是您可以指出的。市場上的可卡因價格很快就會上揚。這您也可以指出。這也是我們估計封鎖行動成敗的風向標。用不著我們來宣布，報紙就會談論到這一點。”“那豈不更好，”總統說著笑了笑，這是他今天第一次露出笑容。“好吧——我們要更加謹慎才是。”“那當然了，總統先生。”第七師的早間鍛煉於六時十五分開始。這也是這支部隊之所以具有不怕苦的美名的原因之一。雖然士兵們，尤其是年輕的士兵，和美國社會中的其他人一樣，喜歡喝酒，但是喝得醉醺醺的人去從事體育訓練卻意味著向慢性死亡邁出一大步。奧德堡已經暖和了，在完成每天三英裡的長跑之後，排裡的每個人都是渾身大汗。然後是早飯時間。軍官們在一起吃飯，他們在飯桌上談論的話題，也是全國正在思考的同一話題。“是他媽該動手的時候了，”一個上尉說。“據說是一個汽車炸彈，”另一個人指出。“我敢肯定中央情報局知道怎樣安放這種炸彈。他們從黎巴嫩和世界各地獲得了那麼多的經驗，”一位副連長說。“不像你想的那麼簡單，”營情報參謀說。他原來當過突擊部隊的連長，所以對炸彈和餌雷略知一二。“不過，不論是誰乾的，反正乾得非常巧妙。”“可惜我們沒辦法到那裡去看一看，”一個中尉說。級彆低的軍官低聲附和。級彆高的軍官一言不發。多年來，這類應急行動計劃一直是師和軍一級參謀機構討論的問題。不能隨隨便便地談論調兵遣將去打仗的事——準確地說，那就是一場戰爭——雖然普遍的看法是：派部隊去是完全可能的……隻要得到當地政府的同意。當然他們不會同意。軍官們認為這可以理解，但卻很不幸。陸軍對毒品深惡痛絕。營裡級彆較高的軍官，即少校以上的軍官，對七十年代的毒品問題記憶猶新。當時陸軍完全像人們批評的那樣——精神空虛。有的地方，軍官們不帶武裝警衛是不敢去的，這一點也不是什麼秘密。製服毒品這個頑敵，花了好多年的心血。時至今日，美國軍隊的每個成員都要隨時準備接受毒品血樣的抽查。對資深的士官和軍官也毫不留情。隻要某個人血樣被檢查出呈陽性反應，他就得立即滾蛋。對於下士及其以下人員，處理的餘地較大：一次檢查有問題，按照第十五條規定，予以嚴厲的批評；第二次發現，就把他們開除。官方的口號很簡單：在我們陸軍中絕對不行！此外還有其他的方麵。在這個飯桌上吃飯的人，大多數已經結婚，有了孩子，毒品販子遲早都可能光顧這些孩子，使他們成為潛在的買主。他們一致認為，誰要是向職業軍人的孩子兜售毒品，他就得小心自己的腦袋。當然這類事很少發生，那是因為軍人畢竟是受紀律約束的。但他們的想法是現實的，而且也有能力辦到。常常有一些毒品販子會莫名其妙地失蹤，他們通常死於黑勢力之間的明爭暗鬥。在這些凶殺中，有許多將永遠成為無頭案。蒂姆·傑克遜少尉意識到，查韋斯就是去乾這個了。偶然巧合的事情太多。他和穆尼奧斯、萊昂都去了。他們都會說西班牙語，都在同一天被調走。所以查韋斯一定在參與一項秘密行動，也許是按照中央情報局的旨意在行動。可能是一件危險的行動，但他們是軍人，這是他們的職責。傑克遜的呼吸輕鬆下來，因為他“知道”了他不必知道的東西。無論查韋斯在乾什麼，反正不是什麼問題。傑克遜不再追根究底了。他希望查韋斯一切順利。他知道查韋斯太棒了。如果要讓誰去乾這種事，那就非他莫屬了。電視記者很快就開始感到厭倦，他們離開現場去寫稿，去錄音了。等他們的最後一輛車開上通往麥德林的公路之後，科爾特斯就回來了。他這一次上山，開的是一輛吉普車。他不僅感到疲勞，而且感到煩躁，不過他更感到好奇。這裡發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可他卻琢磨不透到底是什麼事情。不查個水落石出，他是不會就此罷休的。爆炸中的兩個幸存者已送往麥德林，那裡有一位可靠的醫生將為他們秘密治療。科爾特斯將和他們談話，但是他還有一件事非做不可。為這幢房子擔任警戒任務的警察分隊，是由一個與卡特爾關係不錯的警官負責的。科爾特斯知道這個人對溫蒂貝羅斯和其他人的死不會感到悲傷，但這不是問題的所在，對吧？他停下吉普車，走到那位警官和他的兩個警員正在交談的地方。“早安，警官。你能不能確定這是什麼樣的炸彈？”“肯定是汽車炸彈，”那人神情嚴肅地說。“是的，我也懷疑是汽車炸彈，”科爾特斯很有耐心地說，“炸藥呢？”“不知道。”那人聳聳肩膀。“也許你們能夠弄清楚，”科爾特斯說，“這是你們調查的例行工作。”“好的。這我可以做。”“謝謝你。”科爾特斯上了吉普車，準備向北開。當地製造的炸彈可能利用黃色炸藥——在開礦的地方這種炸藥大量存在，也可以用商用塑膠炸彈，甚至可以用硝酸肥料製成炸藥。科爾特斯估計，如果是M-19遊擊隊製造的，那就是塞姆汀塑膠炸藥。這是捷克人仿製的旋風炸藥，全世界的恐怖分子都使用旋風炸藥，因為它爆炸力強，易於獲得，而且價格便宜。如果能確定實際使用的是什麼炸藥，他就能作出一些判斷。想到自己讓警察去收集這種情報，他覺得好笑。這是他在開車下山的路上感到好笑的一件事情。還有其他值得高興的事情。對於卡特爾的四大頭領被消滅，他也像那位警官一樣，絲毫沒有感到悲傷。他們畢竟不是商人，並不是科爾特斯尊敬的那種人。他不過是從他們那裡領取報酬，僅此而已。這一手不管是誰乾的，反正乾得很漂亮。他心想，這不可能是中央情報局乾的，因為他們對殺人不太在行。科爾特斯就差一點被炸死，人們一定會以為他對此非常惱火，其實不然。畢竟特工是他的本行，他也知道乾這一行的危險。此外，即使他真的是這項完美計劃的主要目標，他現在也不會這樣去進行分析。無論怎麼說，除掉溫蒂貝羅斯、費爾南德斯、瓦格納和達利詹德羅之後，卡特爾最高層出現了四個空缺，少了四個擋在他前進道路上的有權勢的人，他問自己，如果……這個嘛。為什麼不行？在董事會占有一席之地，肯定能辦到。也許比這個還好，但是還有些事情要做，還有一項“罪行”有待查清。等他到麥德林之後，他要詢問從溫蒂貝羅斯在山上那幢房子裡救出來、經過治療的兩個幸存者，還有在那幢房子裡工作的幾個傭人。他們都在一座結構堅固、能防火的高層建築頂層的一個房間裡，這個房間還能隔音。科爾特斯走進去，發現溫蒂貝羅斯的八個傭人都戴著手銬，坐在直背椅子上。“你們當中誰知道昨天晚上要開會？”他以令人愉快的語氣問。他們點頭。當然，每個人都點頭。溫蒂貝羅斯很喜歡說話，傭人自然也就聽到了。“好的，誰告訴過彆人？告訴過什麼人？”他像一個文明人那樣彬彬有禮地問。“在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之前，誰也彆想離開這間屋子。”這些人都爭先恐後地說他們沒有告訴過任何人。這早在他的預料之中。絕大多數人說的是真話。科爾特斯對此也深信不疑。情況太糟糕了。科爾特斯看了看保安隊長，然後指著左邊椅子上的那個人。“我們從她開始。”福勒州長從飯店套房中出來。他知道過去三年他為之奮鬥的目標已經勝券在握。幾乎勝券在握，他自我糾正說，因為他想起來了：政治上沒有什麼確定性可言。但是他剛才和一位不遺餘力地從事競選活動的肯塔基州國會議員達成了一筆交易。那個議員保證他那個州的代表支持福勒，並以此為條件為他自己換取一個內閣職務。這樣就使福勒在本黨內成為支持率最高的，可以比其他候選人多出幾百張票。可以說他已經必勝無疑。當然，他現在還不能這麼說。他必須讓那個肯塔基州的議員自己去宣布。此人已計劃在年會的第二天宣布，那就再讓他風光一天吧——說得確切一點，再讓他出一天的風頭。雙方陣營的人都會一點點地把消息泄露出去的，但是這位國會議員隻會哼哼哈哈，一笑置之，任憑人們去猜測——可是，這件事隻有他自己知道。福勒心想，政治竟然會如此虛偽。這太奇怪了，因為他福勒畢竟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他不能違反遊戲規則。他現在正按照這些規則行事，他站在電視攝像機的鏡頭前，連續講了大約六分鐘，不過是連篇空話而已。關於“我國麵臨的重大問題”，曾經有過一些“有趣的議論”。州長和國會議員所見略同，“都希望看見這個國家有新的領導人”。他們兩人都相信——雖然都不願意說出來——不管誰在十一月份的大選中獲勝，這個國家都會繁榮起來，這是因為曆任總統之間和各個政黨之間在政治上小小的分歧，一般都會在國會大廈裡的吵吵嚷嚷中消失。美國的政黨組織鬆鬆垮垮，以致總統選舉一次比一次更像是選美比賽。福勒心想，雖然看見他夢寐以求的權力可能真的變成空想的時候，他會感到垂頭喪氣，但那樣也許挺好。接下來是提問題的時候。第一個問題就使他大吃一驚。他沒有注意是誰問的。他被燈光和照相機的閃光弄得眼花繚亂——經過幾個月的折磨，他懷疑自己的視力還能不能恢複正常——提問題的是個男的，大概是一家大報紙的記者。“州長，哥倫比亞有消息說，一顆汽車炸彈炸毀了麥德林毒品卡特爾一個重要成員的家，他的家人都被炸死了。這件事距聯邦調查局局長和我國駐哥倫比亞大使遭暗殺的時間那麼近，可否請你評論一下？”“我今天早晨和一位議員共進的早餐，沒有聽新聞廣播。你有什麼想法？”福勒問。這種態度反映出，他已經從樂觀的候選人變成了謹慎的政客。他希望成為一位政治家——不管政治家是怎麼回事。以前在這個問題上，他曾經是非常清楚的。“先生，有人猜測說，美國可能介入了，”那個記者進一步說。“哦？你知道我和總統在意見上有很多分歧，在有些事情上有非常嚴重的分歧。但是我想不起來，我們什麼時候有過願意從事謀殺的總統。我絕不會指責說我們的總統乾了這樣的事情。”福勒以政治家的最佳語氣說。他的意思是什麼也不說——政治家的話就是這樣，不是言之無物，就是說一些儘人皆知的東西。他始終為自己的總統競選保留著廣闊的前景。就連福勒最有力的政敵——在他自己黨內就有好幾位，更不用說反對黨的人了——也說他是受人尊敬的、富有思想的人，說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問題上，而不是在謾罵上。他剛才的一番話就反映出這一點。他並沒有想過要改變美國政府的政策，也沒有想設下圈套讓他的潛在政敵上當。但是他的這番話卻起到了這兩種作用。當然福勒本人並不知道。總統的這次出行是預先經過周密計劃的。出於禮貌，在反對黨召開年會期間，總統一般都保持低姿態。在戴維營工作同樣也很輕鬆——其實更輕鬆，因為在這裡更容易避開記者。但是要到戴維營，又要承受各種各樣的非議。一架海軍陸戰隊的VH-3直升機已經在白宮草坪上等候。總統在第一夫人和兩名工作人員的陪同下從大樓大門走出來。那裡又密密麻麻地聚集了一大批新聞記者和攝影機。他不知道那些大談“公開性”的俄國人是否知道他們在乾什麼。“總統先生！”一位資深的電視記者大聲喊道。“福勒州長說他希望我們沒有卷入到哥倫比亞的炸彈問題當中去！你有什麼評論嗎？”總統朝著被攔在繩子外麵的新聞記者那邊走去，他知道這是個錯誤，但是他被這個問題吸引過去了，就像旅鼠被大海吸引過去一樣，實在是身不由己啊。那個記者發問時的聲音那麼大，每個人都知道他聽見了，他們必然會認為，不回答本身就是一種回答。不能讓記者們說總統在回避某個問題！他不能以低姿態離開華盛頓一個星期，讓對方大做文章——至少不能不回答這個問題就離開白宮草坪，是吧？總統說：“美國不會殺害無辜的婦女和兒童。美國堅決和乾這種事情的人鬥爭。我們決不會墮落到他們那種殘忍的地步。這個回答夠清楚了吧？”總統的語氣平和，說得振振有詞，他投向這位記者的目光，使這位經驗豐富的記者喪失勇氣，無言以對。總統心想，看見自己的力量居然封住了這幫記者的嘴，倒也是一件快事。這是他那一天的第二個政治大謊言——這一天肯定是消息緩慢的一天。福勒記得很清楚：約翰·肯尼迪和羅伯特·肯尼迪曾經策劃要殺死卡斯特羅和其他一些人。當時他們的心情就像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1908—64），英國著名間諜家，以寫代號所描述的那樣極度喜悅，可是在他們吃儘各種苦頭之後，他們才知道暗殺是一件肮臟的事情。實在太肮臟了，因為通常在附近總有一些你不想傷害的人。現在，總統對“附帶損傷”是非常了解的，他覺得這個名字令人討厭，但它卻表明了某些既有必要但又不可能向人們解釋清楚的東西，因為這些人不了解世界的實際情況：恐怖分子、犯罪分子和各式各樣的膽小鬼——殘忍的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膽小鬼——通常隱藏在無辜的人們背後或者中間，故意刺激強大的力量對他們采取行動，以敵人的利他主義為武器對付敵人。你們不能碰我們。我們是“壞”人。你們是“好”人。你們不可能既攻擊我們而又不損害你們的自我形象。這就是這些最可恨的人的最可恨的特性。有時候——雖然很少見，但卻並非沒有——必須讓他們知道這樣做沒有什麼用。這確實肮臟，難道不是嗎？就和某種國際性的車禍一樣。但是，我究竟應該如何向美國人民解釋呢？在這大選之年？請求投票人重新選舉現任總統，因為他為了保護你們的孩子不受毒品之害，殺了一個人的妻子、兩個孩子和幾個傭人……？總統懷疑福勒州長是否知道總統權力是多麼的虛無縹緲——是否知道當一項原則與另一項原則相互抵觸的時候，會產生多麼可怕的吵嚷聲。總統心想，那聲音比新聞記者的吵嚷聲還厲害。他走向直升飛機的時候，被這個問題弄得頭昏腦漲，不斷地搖頭。海軍陸戰隊的一位士官在飛機舷梯附近向他敬禮。總統還了禮——這是傳統，儘管乘坐這架飛機的所有總統從來都沒有穿過軍服。他係好安全帶，回頭看了看聚集在那裡的人群。攝像機仍然對著他，錄下了飛機起飛的動作。電視網並不想播放那個特彆的鏡頭，隻是為了防止這架直升飛機爆炸或者失事，他們才讓攝像機繼續運轉的。消息傳到莫比爾的警察局那裡，已經比較晚了。法庭書記員還在處理文件，這時從另一個法院已有消息泄露出去，一般來說消息都是從法院泄露出去的。這一次書記員大為光火。他經手過多少案件！他是個五十歲左右的人，他讓自己的孩子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一直念完了大學，總算沒有使他們染上吸毒的惡習。但是，這個書記員鄰居家的孩子們並非個個如此。他隔壁那家人的小兒子買了一“小塊”上好的可卡因，然後以每小時一百英裡的速度開飛車，結果撞在一個橋墩上。這個書記員是看著他長大的，有兩次還開車送他上過學，曾經掏錢讓那個孩子用割草機替他修剪過草坪。那孩子的棺材是在塞普裡斯山的浸禮會教堂蓋上之後下葬的，他聽說孩子的媽媽在辨認屍體殘骸之後，至今還在接受治療。牧師把毒品的懲罰說成像基督因自己的激情所受的懲罰一樣。他是個能說會道的牧師，是個遵循南方浸禮會教派傳統的天才演說家，當他帶領大家為那個死去的孩子的靈魂祈禱冥福的時候，他對毒品的怨恨使得聽布道的信徒個個義憤填膺……書記員對此無法理解。達維多夫是個非常優秀的檢察官。不管九*九*藏*書*網他是不是猶太人，他是上帝親手選定的人，在一個充滿騙子的行業裡頭，他是個真正的英雄。怎麼會是這樣呢？這兩個社會渣滓就要逃脫懲罰了！一定是弄錯了，書記員心想。書記員對酒吧很不習慣。他是個對自己的宗教信仰非常嚴肅的浸禮會教徒，從來沒有喝過酒精成分很高的烈性酒。至於啤酒，他也隻是在小時候嘗過一次，而且是彆人使用激將法的結果，對此他一直感到很內疚。這是妨礙他成為正直的高尚公民的兩個缺陷之一。另一點就是公正。他信仰公正就像他信仰上帝一樣。雖然在聯邦法院當了三十年的書記員，他的這個信仰卻一直沒有改變。他認為公正不是人給的，而是上帝賜予的。法律不是人製定的，而是上帝製定的。難道西方所有的法律不是以某種形式的聖經為基礎而製定的嗎？他把自己國家的憲法看成是神賜靈感的產物，因為自由一定是上帝希望人們在生活中所享有的。人們可以學會認識上帝，並為上帝服務，這不等於去做上帝的奴隸，而是為了尋求正義並作出的積極選擇。事情本來就應該這樣。問題是，正義未必永遠會獲勝。多年來他已習慣於這種看法。雖然這令人喪氣，但他知道上帝是最後的審判者，上帝的審判必將壓倒一切。但有時候上帝的審判也需要人的幫助，人人都知道上帝通過人們的信仰為自己選擇助手。雖然今天下午亞拉巴馬州的天氣非常炎熱，但是書記員有自己的信仰，而上帝也有自己的助手。書記員來到一家為警察開的酒吧，這裡離警察局隻有半個街區。由於天氣炎熱，他要了點汽水。當然警察們都知道他是誰。他參加過警察局的所有葬禮。他曾經領導過一個公民委員會，負責照顧在執行任務過程中犧牲的警察和消防隊員的家屬。他從來沒有要求過任何回報。他甚至從未交過罰款——他連一次罰款單也沒有收到過，也從來沒有人想過要查他一查。“你好，比爾，”他跟一個負責偵破殺人案的警察打招呼。“和聯邦政府工作人員共事怎麼樣？”這位警探問。他覺得這個書記員有點怪，但又比多數書記員好得多。他真正需要知道的，是這位法院書記員比較關心警察。這就夠了。“我聽說一件事，是你也應該知道的。”“哦？”這位正在喝啤酒的警探抬起頭。他也是浸禮會教徒，但是沒有那麼虔誠。即使是在亞拉巴馬州，真正的浸禮會教徒在警察當中也寥寥無幾。他也和其他警察一樣，感到很愧疚。“那兩個‘海盜’即將認罪，以換取從寬處理。”書記員告訴他。“什麼？”這不是他的案子，但是這說明出了問題。那兩個海盜和他的那些犯人關在同一所監獄裡。書記員詳細說了他所知道的情況，其實也沒有多少情況。這個案子出了點問題。一些技術細節方麵的問題，或者彆的什麼問題。法官並沒有解釋清楚。達維多夫聽了之後非常生氣，但也無能為力。他們兩人都認為，這太糟糕了。達維多夫是個大好人。書記員說的這番話當然不是真話，他不喜歡說假話，不過有時為了正義就需要說假話。這一點是他在聯邦法院的工作中學到的。這隻是證明了他的牧師所說的：“上帝是神秘的，他創造奇跡。”有趣的是，下麵這句話並非全是假的：“殺害布雷登巡佐的壞蛋與這些海盜有關係。聯邦調查局的人認為，是海盜命令他們殺了他，還有他的妻子。”“你對這件事情有多大把握？”警探問。“有十分把握。”書記員喝完杯中的汽水，然後把杯子放下。“好的，”警探說，“謝謝。我們決不會說是你說的。感謝你為布雷登的子女所做的一切。”書記員覺得很尷尬。他為警察和消防隊員的家庭所做的一切，並不是為了要誰來感謝他。這隻是職責，是純潔而樸素的職責。這是上帝賦予他的職責，上帝會獎賞他的。書記員離開了。這位警探走到角落裡的一個雅座上，和他的幾個同事坐在一起。他們很快取得了一致看法，那就是不讓——也不能讓——海盜用認罪的辦法獲得減刑。不管這是不是聯邦法院的案件，這兩個家夥犯的是多起強奸罪和謀殺罪——而且，看樣子還犯有一起雙重謀殺罪，莫比爾警方對此很有興趣。外麵已經有小道消息說，販毒分子們有生命危險。這又是一個信息。與比他們級彆高的政府官員相比，警官們有一個優勢，那就是他們使用的是犯罪分子完全能理解的語言。“但是誰會發送這個信息呢？”另一個警探問。“帕特森兄弟倆怎麼樣？”這個警探答道。“啊！”隊長略加思索，接著又說了一聲“好”。總而言之，針對這個問題作決定，要比政府就重大問題作決定容易得多。而且執行起來也容易得多。日落時分，兩個農民來到麥德林。此刻科爾特斯已經氣急敗壞。有八具屍體需要處理——這在麥德林並不困難——可是殺死這些人是沒有充分的理由。對此他已毫不懷疑，就像六個小時之前，他對另外一件事情毫不懷疑一樣。究竟消息是從哪裡走漏出去的呢？三個女人和五個男人都死了，這證明他們沒有走漏任何消息。其中最後兩個人死得並不痛苦，是子彈直接打進頭部而死的。他倆曾親眼看見其他六個人痛苦萬狀地死去，緊張極了。此刻房間裡一片狼藉，科爾特斯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汙損。他所做的一切都成了徒勞。他無緣無故地殺了人。因為他惱羞成怒了。他洗過手，換了衣服，在另一層樓的另一個房間會見了那兩位農民。他們很害怕，但使他感到驚訝的是，他們怕的不是他科爾特斯。過了好幾分鐘他才明白。他們像放連珠炮似的、支離破碎地講述了他們所了解的情況，而且連細節都記得很準確——有些細節相互矛盾，但這也在意料之中，因為他們是兩個人——他讓他們一直講下去，然後再問一些具有導向性的問題。“他們的步槍不是AK-47，”其中一個農民很肯定地說。“從聲音我能聽得出來。不是那種槍。”另一個農民聳聳肩，因為他不會辨彆不同的槍聲。“你有沒有看見什麼人？”“沒有，先生。我們聽見了很大的響聲，還聽見有人叫喊，我們拔腿就跑。”你們真敏感啊！這話科爾特斯沒有說出口。“你說有人喊叫，是吧？使用的是什麼語言？”“怎麼啦？是我們的語言嘛。我們聽到他們追趕我們，可是我們還是一個勁兒地跑。他們沒有抓住我們。山裡的路我們很熟。”那個懂得武器的人說。“你有沒有看見或者聽見彆的什麼東西？”“槍聲、爆炸聲，還有火光——槍口的閃光，就這些。”“出事地點——你以前去過幾次？”“去過多次，先生，我們就是在那裡做糨糊的。”“好多次了，”另一個人證實說，“我們在那裡已經乾了一年多。”“不要跟彆人說你們到這兒來過。不要把你們知道的情況告訴任何人。”科爾特斯對他們說。“但是他們的家……”“不準告訴任何人。”科爾特斯冷冷地、語氣嚴肅地重複了一遍。他們知道說出去就會有危險。“你們所做的一切都將得到回報，其他人的家庭將獲得賠償。”科爾特斯認為自己是個通情達理的人。這兩個鄉巴佬完全滿足了他的要求，他一定要適當地報答他們。他還是不知道誰走漏了風聲，但是，如果他能抓到他們當中的一個——那又怎麼樣？M-19那夥人？不知怎麼的，他不相信那是遊擊隊乾的。那會是誰呢？美國人？查韋斯知道，如果羅查的死對他們有什麼影響，那就是增強了他們的決心。拉米雷斯上尉心情非常沉重，任何好軍官都會這樣的。他們新的巡邏基地距離該地區諸多咖啡種植園中最近的一個隻有兩英裡，距離另一個方向的加工廠也隻有兩英裡。戰士們正在乾白天的事情：一半人睡覺，一半人放哨。拉米雷斯獨自坐著。他心想，查韋斯是對的。他確實感到難過。從理性上講，他知道應該把一個士兵的死亡看成是執行任務時付出的代價。但情感和理智是不一樣的。從理智的角度來看，哪些軍官適於作戰，哪些不適於作戰，是無法預測的，不過拉米雷斯並沒有完全依照這樣的思路去考慮問題。作為指揮官，他犯了一個典型的錯誤。他和他的士兵們關係過於密切。要他把他們看作是可以消耗的財產，他做不到。他的這個錯誤和勇敢毫無關係。拉米雷斯很勇敢。要完成任務，就要敢於冒生命危險。雖然他知道，讓士兵去出生入死是完成任務中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不知道，這意味著難免會有人死亡。不知什麼原因，他忘了這一點。身為連長，他曾經帶領戰士們進行過無數次實戰演習，訓練他們，教他們完成各種任務。每當他們的邁爾斯公司生產的激光傳感器發出信號，表明他們“傷亡”的時候，他總要責罵他們。但羅查的死並不是模擬傷亡。羅查並不是剛進軍隊笨手笨腳的毛頭小夥子。他是一個具備熟練技能的職業士兵。拉米雷斯對自己說，這說明他辜負了士兵們對他的期望，他知道他這樣想也是錯誤的。如果他把自己的兵力部署得更好一些，如果他更注意一些，如果，如果，如果。年輕的上尉想極力擺脫這些想法，但是做不到。可是他也不能甩手不管。因此這一次他要倍加謹慎。剛剛吃完午飯，兩處的錄像帶都送到了。“突擊隊員”號上的航母班機和來自波哥大的一架情報員專用飛機協調飛行，有關人員誰也不知道。拉森把地麵激光指示器中的錄像帶送到埃爾多拉多，交給另一位中央情報局官員。這兩盒磁帶被塞進中央情報局一位情報員的信袋裡，這位情報員坐在空軍C-5A運輸機的前艙內，抓緊時間在駕駛艙右側一個吱嘎作響的鋪位上睡了幾個小時。飛機直接進入安德魯斯機場。飛機一著陸，四十英尺長的梯子就在貨運區放了下去。那個情報員從貨運區的門走出去，上了一輛等候在那兒的中央情報局的汽車，一直向蘭利駛去。裡特辦公室裡有兩台電視機，每台都配有錄像機。他一個人獨自審看送來的兩盤錄像帶，他調整了一下，使它們大致同步播放。從飛機上拿來的那一盤效果不太好，隻能看見激光光點和房子的大體輪廓，而且到爆炸閃光之前沒有看見其他東西。克拉克的那盒磁帶效果好得多。上麵有那幢房子，在視頻放大的畫麵上，燈光明亮的窗戶清晰可見。保安們來回亂跑——那些抽煙的人就像螢火蟲一樣，每吸一口煙，他們的臉就被照得通紅。接著就是炸彈。裡特心想，這就好像是在看希區柯克的電影一樣。他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屏幕上的人都不知道。他們毫無目的地四處亂竄，不知道自己在這出戲中扮演的是什麼角色，這出戲是由中央情報局行動局副局長在辦公室裡導演的。但是——“真有趣……”裡特自言自語地說。他用遙控器把磁帶倒回炸彈爆炸前幾秒鐘的地方，即那輛新汽車來到大門口時。“這個人會是誰呢？”他對著屏幕問。接著他又把錄像帶快進到爆炸過後的場麵。他剛才看見山坡上有一輛汽車——一輛寶馬——被衝擊波掀翻了，但是幾秒鐘之後，開車的人卻從車裡爬了出來，還掏出了手槍。“科爾特斯……”他讓畫麵靜止。從畫麵中看不出多少東西。那是個中等身材的人。所有其他人都在房子的廢墟中盲目地亂竄，這個人卻在那裡站了一會兒，然後在噴水池的水裡洗了洗臉，讓自己清醒清醒——怪哉，噴水池竟然完好無損！——接著這個人走到發生爆炸的地點。裡特心想，這不可能是某個卡特爾要員的隨從，因為這些人此刻都在碎磚爛瓦中又刨又挖呢！不，這個人已經在思考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就在磁帶上的圖像即將消失，在一片嘈雜聲出現之前，他看見了一個最佳畫麵。這可能就是費利克斯·科爾特斯。他在環顧四周，極力思索，試圖作出判斷。不愧是個職業諜報人員。“真該死，就差這麼一點，”裡特低聲嘟囔著。“隻要再有一分鐘，你就會把自己的車和其他車停放在一起。隻差這該死的一分鐘！”裡特取出那兩盤錄像帶，把它放進辦公室的保險櫃，和“鷹眼”、“演藝船”、“互惠”等放在一起。他對著錄像帶說，下次決不放過你。這時候他開始思考：科爾特斯真的和暗殺有牽連嗎？“好哇！”裡特在辦公室裡大聲說。他曾經那樣設想過，但是……難道說他是提出這項罪惡計劃之後才到美國來的嗎……？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根據那個秘書的說法，他並沒有特彆主動地要她提供什麼情報。相反，那是個情侶們通常幽會的周末。他采用的技術是古典式的。第一步，勾引目標。第二步，確定是否能從她那裡獲取情報（通常西方情報機關是用女色來勾引男性的，但是東方集團則是利用男色勾引女性）。第三步，加強關係，以便達到利用這一關係的目的。如果裡特對證據的理解正確，那麼在這件事上科爾特斯還沒有進入關鍵階段。那根本不會是科爾特斯，對吧？科爾特斯也許把獲得的情報提供給了他們，但不知道聯邦調查局對卡特爾的洗錢活動采取了行動。當他們做出決定，襲擊聯邦調查局局長的時候，科爾特斯不在那裡。如果他當時在，一定會反對那樣做。為什麼剛剛建立一個好的情報來源，就要把它斷送掉？不，這不是職業諜報人員的做法。那麼，科爾特斯，你對這一切是怎麼看的呢？儘管問題的答案已很明顯，裡特還是願意以大的代價換取當麵向他提問的可能性。諜報人員常常被他們政治上的上司所出賣。對科爾特斯來說，這決不是第一次，不過他同樣也會非常惱火，就像裡特對卡特中將非常惱火一樣。現在，裡特發現自己第一次在猜測科爾特斯的行動。也許他隻是背叛了古巴，使自己成為雇用人員。毒品卡特爾之所以雇用他，是因為他受過專業訓練，並具有豐富的經驗。他們以為自己僅僅是收買了一位雇傭兵——當然是個非常出色的雇傭兵，但畢竟是個雇傭兵，就像他們收買當地警察——真該死，還收買美國警察——和政界人士一樣。但是，一個警官和一個在莫斯科訓練中心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諜報人員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他向他們提出自己的建議，他認為他們出賣了他，認為他們的行動太愚蠢，因為殺害埃米爾·雅各布斯完全是感情用事，並非出於理智。為什麼事先沒有想到這一點呢！裡特責備自己。但是：正因為事先沒有想到這一點，他才有借口去做他一直想做的事情。他沒有認真思索，因為畢竟他知道，要是經過認真思索，他就不可能采取行動了。科爾特斯不是恐怖分子，對吧？他是個諜報人員。他曾經和那個叫“大砍刀”的組織有過瓜葛，他是被派去乾這個工作的。在這之前，他的活動純粹是諜報工作。僅僅因為他和這個瘋狂的波多黎各集團一起活動過，他們就認為……也許這就是他叛逃的原因之一。現在的情況更清楚了。由於科爾特斯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毒品卡特爾才雇用了他。不過與此同時，他們也收養了一條寵物狼。狼可是個危險的寵物，不是嗎？目前，裡特隻能做一件事。他找來一位助手，讓他把錄像中有關科爾特斯的最佳畫麵調出來，通過電腦放大後送往聯邦調查局。這是值得做的，隻要他們把這個人從背景中分離出來就行，但這需要靠圖像處理電腦來完成。當總統在馬裡蘭州西部的群山中度假的時候，卡特將軍仍然在白宮的辦公室。他每天早晨都要飛往馬裡蘭州，向總統作情況簡報——在總統執行“度假”生活製度的時候，情況簡報的時間稍微晚一些——但他大多數時間都在白宮。他有自己的職責，他的職責之一就是“做一位高級行政官員”。他想到了自己的頭銜，當他向新聞界透露不供發表的情況簡介時，他就被媒體稱為“一位高級行政官員”。這種情報是總統製定政策時，一個極為重要的部分，是政府與新聞媒體之間玩弄的精心設計的遊戲：即所謂官方透露。卡特將放出“試探性氣球”，也就是經銷商所說的“試銷”。在總統有了新的想法而又沒有把握的時候，卡特——或者彆的內閣成員，他們都是高級行政官員——將對其背景作出說明。主要報紙將發表有關文章，以便使國會和其他人在總統正式批準將它發表之前，對它作出反應。在華盛頓這個舞台上，這是當選的官員和其他演出者擺出各種姿勢，進行各種表演，而不丟麵子的一種方式。這本來是一種東方的思想，經過一番巧妙的演變之後，現在已經入侵到首都環形道路的範圍之內。鮑勃·霍爾茲曼是華盛頓一家報紙駐白宮的高級記者。他此刻坐在卡特對麵的椅子上，等待對方深入介紹背景。雙方對各項規定都十分了解。卡特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毫不擔心自己的姓名、官銜或者辦公室的位置有可能被引用。霍爾茲曼可以想怎麼寫就怎麼寫，隻要合乎情理，隻要不把他的消息來源泄露給除編輯之外的任何人。他們兩人彼此之間都沒有特彆的好感。卡特對新聞記者沒有好感。也許他和他的軍官同事們就剩下一個共同點了，儘管他肯定自己沒有把這種感情流露出來。他認為軍官們懶惰、愚蠢，既不會動筆，也不會用腦，尤其是他對麵的這位。霍爾茲曼認為卡特是錯誤的人占據了錯誤的位置。這位記者不喜歡讓一個軍官與總統過從甚密，甚至為總統出謀劃策。更重要的是，他認為卡特是一個膚淺的、為一己私利而鑽營的馬屁精，滿腦子富麗堂皇的幻覺，更不用說是個傲慢的家夥。他把新聞記者看成是被馴服了的禿鷹，還能夠派些用場。結果，他們兩人反倒相處得不錯。“你下星期會去列席他們的年會嗎？”霍爾茲曼問。“我儘量不卷入政治，”卡特答道，“要咖啡嗎？”好！記者心想。“不要，謝謝。到底在古柯生產國發生了什麼？”“你的猜測似乎是說——呃，不是那麼回事。我們對這些壞蛋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的監視。我的猜測是，埃米爾是被卡特爾內部的一個派彆殺害的——這毫不奇怪——但是他們並沒有正式形成?９９lｉｂ?過決議。昨天晚上的爆炸可能表明在那個組織裡發生了內訌。”“是啊！有人倒了黴，”霍爾茲曼說。他在筆記本上隨手寫了“卡特”這個名字，然後在下麵潦草地做著筆記。他把“一位高級行政官員”寫成高官。“有消息說卡特爾雇用了M-19遊擊隊的人從事暗殺活動，還說哥倫比亞人確實拷打了他們抓到的人。”“也許他們那樣做了。”“他們怎麼知道雅各布斯局長要到那裡去？”“我不知道，”卡特答道。“真的不知道？你知道他的秘書隨後馬上試圖自殺。聯邦調查局對此緘口不言。但我覺得這是個絕妙的巧合。”“那邊誰在管這個案子？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知道。”“丹·默裡是局長助理幫辦。他實際上並不負責外勤工作，但是他負責向肖作簡要彙報。”“哦！那不歸我管。我負責這個案件的海外部分，國外、國內的部分資料在另外的辦公室，”卡特指出，並建立起一道霍爾茲曼無法攻破的壁壘。“卡特爾對‘海鰱行動’非常惱火，所以有些頭頭在沒有得到整個機構批準的情況下，就去暗殺雅各布斯。其他人認為，他們的行為太魯莽，於是決定把那些背棄合同的人乾掉，你說呢？”“現在看來好像是這樣。你知道，我們對這件事的情報很少。”“我們的情報總是很少，”霍爾茲曼指出。“你可以和鮑勃·裡特談談。”卡特儘量把問題推給彆人。“好哇。”霍爾茲曼笑了笑。華盛頓有兩個人是可以信賴的，他們從來不會泄露任何信息，一個是鮑勃·裡特，另一個是阿瑟·穆爾。“你覺得傑克·瑞安怎麼樣？”“他就要回來了。他整整一個星期都在比利時參加北約的情報會議。”“國會裡的人吵吵嚷嚷，說要對卡特爾采取點兒什麼行動，說對雅各布斯的攻擊是直接攻擊——”“我也在看國會的會議簡報，鮑勃。說起來容易。”“今天早晨福勒州長說的是……？”“我想，政治問題還是讓政治家們去談吧。”“你知不知道街上可卡因漲價了？”“哦？我不注意這方麵的行情，漲價了嗎？”卡特還沒有聽說過這件事。已經……“漲得不多，不過漲了一些。街上有消息說，貨到得少了。”“我聽了很高興。”“不想作點評論？”霍爾茲曼問。“你一直說這是一場真正的戰爭，我們應當認真看待這件事。”卡特臉上的笑容暫時收斂起來。“像戰爭這樣的事是由總統決定的。”“國會呢？”“是啊！他們也管。自從我到政府工作以來，國會還沒有就這類事情發表過聲明。”“假如我們和那次爆炸事件有牽連，你會有什麼感覺？”“我不知道。我們與它沒有牽連。”這次會見並不像計劃的那樣。霍爾茲曼知道了些什麼呢？“那隻是個假設，”記者指出。“好的。下麵我們談的內容都不供發表——完全保密。如果要進行假設，那麼我們是有能力把這些雜種通通消滅的，我一滴眼淚也不會掉。你呢？”霍爾茲曼哼了一聲。“不供發表，我同意。我是在這兒長大的。我還能記得可以放心大膽地走路的歲月。現在我每天早晨都注意清點死人，我不知道自己是在華盛頓，還是在貝魯特。這麼說，不是我們乾的？”“不是。看樣子像是卡特爾在清洗內部。這當然隻是猜測。但是目前我們最多也隻能這樣。”“好吧。我想我可以用這些材料寫一篇文章了。”